福州漆器发展历程与对外交流

[摘 要]福州漆器作为中国漆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工艺独特，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早在南北朝时期，随着中原汉人大规模入闽，漆器工艺就已在福州扎根发芽。一直到盛唐，福州进入全面开发时期，被称为“闽越都会、东南重镇”，成为沟通中国与海外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福州漆器开始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从福州港扬帆出海，跨越海洋，走向世界。

[关键词]福州漆器； 脱胎漆器 ；发展历程 ；对外交流

漆器是中国古代化学工艺及工艺美术方面的重要发明，和陶瓷、丝绸一样是代表中华文化的国粹，驰名天下。福州漆器作为中国漆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工艺独特，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现今闻名于世的脱胎漆器以其独特民族风格和浓郁地方特色，与北京的景泰蓝、江西的景德镇瓷器并称为中国传统工艺的三宝。虽说脱胎漆器的历史只有200多年，但追根溯源，福州漆器源流久远。早在南北朝时期，随着中原汉人大规模入闽，漆器工艺就已在福州扎根发芽。一直到盛唐，福州进入全面开发时期，被称为“闽越都会、东南重镇”，成为沟通中国与海外文化交流和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福州漆器开始经由海上丝绸之路，从福州港扬帆出海，跨越海洋，走向世界。

一

漆器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是一种用生漆涂敷在器物胎体表面作为保护膜制成的工艺品或生活用品。生漆，又称中国漆、大漆，是从漆树上采割下来的天然汁液。用它作涂料，有耐潮、耐高温、耐腐蚀等特殊功能，又可以配制出不同色漆，光彩照人。中国是漆树的原生地，大漆髹饰是中国人的独特创造，它传递着中国文化的特有质感和温度，深刻影响了人类的日常生活，也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众所周知，在英文中，瓷器是用“china”来表示，这个单词的大写同时指代中国。而漆器的英文却是用“japan”来表示，它的大写指的是日本。韩国人好奇心宝宝在《游学英语101天》一书中提到，英文“japan”起源于中文的发音。由此可以进一步考证福州与漆器的渊源，这一发音来自福州话，也就是唐代时的普通话。福州话词典《戚林八音合订》中，福州话把木器刚刚完成油漆工艺的时候，叫做“乍烹”，读作[jia（平声）pein（去声）]（1）。应该是当年福州人叫卖漆器的时候，告诉别人这是刚刚油漆的，后来就演化成了“japan”。可见，大唐时期，福州漆器早已远销西方，扬名海外。

发端于唐代的福州漆器，由于福州自然条件十分适合调漆、养漆，加之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带动了漆器业的发展，福州漆器在南宋开始形成规模。宋淳熙《三山志》记载：“景v三年（1036年）在福州设作院，熙宁元年至熙宁十年（1068～1077年），拓充为都作院，内设十一作，其中有漆作。”

1975年10月，福州浮仓山北坡福州第七中学发掘的南宋黄升墓发现了七件漆器，包括：漆奁、漆粉盒、髹漆木镜架、刻花髹漆木尺、刻花髹漆缠线板等。其中的漆奁工艺特别精美，该奁为夹胎，平面六角菱花形，镶以银边。分三层，内装铜镜、铜钱、银盅、漆粉盒、粉扑、角梳等33件。（2）另外，1986年8月，在福州北郊茶园村发掘清理一座南宋端平二年（1235）的夫妻合葬墓，从中出土了剔犀葵瓣形三层漆奁，剔红八角形三层漆奁、剔红圆形漆盒，黑漆盏、渣斗、木胎髹漆珠项链等漆器，这些漆器髹饰制作精良，其中剔犀葵瓣形三层漆奁，各层中子母口扣合严密，器外表髹如意纹云雕，漆层表面为黑褐色，刻深现底斜面露出红黑两色，层次相向，互不相混，色彩悦目，器内底髹黑色，莹亮光泽，反映南宋时福州漆器制作的高水平，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宋周密《癸辛杂识》记载：“王棣……初知福州就除福建市舶，其归也，为螺钿桌面，屏风十副，图贾相盛事十项，各系以赞以献之”（3）。由此可见，当时福州也开始生产镙细漆器和漆画屏风。

到了元代，福州漆器又有了新的发展，开始成为中国重要的漆器产地。江南一代是元代漆器的制造中心，嘉兴的雕漆、戗金漆器、吉安的螺钿漆器、杭州的戗金漆器、苏州的雕漆、福州的剔犀漆器均闻名于世，雕漆产品（包括剔犀）开始流传日本。明代《格古要论》有这样的记述：“福州旧做者，色黄滑地圆花儿者谓福犀，坚且薄亦难得，有云者是也”（4）。 福州“旧做”指的是宋、元、明、清雕漆类的剔犀漆器。

明代，福州漆器对外交流日益频繁。郑和七次下西洋前，船队均在福州长乐太平港停泊候风，补充给养，时间短者二三个月，长者则达十个月以上，可四处采购福州及周边地区的瓷器、漆器、茶叶等具有福州特色的礼品作为馈赠之物。此时，福州雕漆的生产规模日益扩大，有大批中国南方漆工东渡日本以制漆谋生，这当中自然也包括福州城内漆器作坊的能工巧匠。日本《长崎志》记载：著名漆匠欧阳云台的雕漆作品在日本风行一时，被称誉为“云台雕”。明代福州与日本，特别是长崎的文化交流十分密切，漆艺交流尤盛。明末清初李渔《笠翁一家言全集》记载：“游三山，见所制器皿，无非雕漆……八闽之为雕漆，数百年于兹矣。四方之购此者，亦百千万亿其人矣”。 “三山”为福州别称，可见宋、元、明、清福州已经长期生产雕漆类漆器。明末清初蒲松龄《家政内编》记载：“剔犀器，以滑地此犀为上；底如仰瓦，光泽坚薄，色如枣，剔深峻者，次之。福州，旧做色黄滑底，圆花者多，曰福犀，坚且薄，亦难得”。

清代早期漆艺在明代基础上又出现了一些新品种，其中最突出的是仿洋漆，这是中日两国漆艺相互交流借鉴的结果。清廷《宫中进单》记载：雍正年间，福州总督高其卓、管理福建海关事务郎中准泰等地方官员屡屡进贡仿洋漆，与其他漆器产地进贡相比，无论是批次还是数量均属最多。由此可见，福州当时在制作仿洋漆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这也为沈绍安家族发明以泥金、泥银加入漆料颜色的技艺奠定了基础。

二

到了清乾隆年间，福州漆器业出现了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就是沈绍安――福州脱胎漆器的奠基人。相传，沈绍安在修复一座寺庙的门匾时发现，匾额虽然木头朽烂，但漆灰麻布裱褙的底坯却完好无损。他从中得到启发，不断琢磨试验，钻研“夹”技法，创造出了最早的脱胎漆器。他恢复创制的脱胎技法，实现了从木胎（或皮胎、瓷胎、金属胎）到布胎的飞跃。沈绍安没有满足，他把脱胎技法与髹饰表现相结合，制作出造型美观、装饰典雅的新产品，既有实用器具，也有陈设观赏器具，扩大了福州漆器的应用领域。由于制作周期长、成本高、质量优，沈绍安漆器逐渐成为高档商品，被视作尊贵的象征。鸦片战争后，福州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作为福州手工业最响亮的金字招牌，沈氏漆器开始外销。“中国古建筑之父”、近代著名工艺美术家朱启钤有《漆书》记载：“外国人嗜沈绍安手制品，视同古玩，值虽千金，亦无吝色。”到以沈正镐、沈正恂、沈幼兰等为代表人物的沈绍安第五代，福州脱胎漆器迎来“黄金时代”。随着沈氏传人开始开设分号，以及一些沈家徒弟或雇工外出自立门户，加之福建工艺传习所、福建惠儿院的漆艺传授和实践，脱胎漆器技法逐渐得以普及。清末至民国时期，福州陆续出现100多家同业店号，竞相模仿制作脱胎漆器。福州也真正成为中国的漆艺重镇。

1867年法国巴黎世博会，福州漆器较大规模登上世博会舞台。此后福州漆器先后参加过八届世博会展并获奖，创造出许多传奇故事。1867年那届世博会，法国汉学家德理文被任命为中国专门委员，负责中国展区的设计、建造和筹展。他邀请曾多次担任闽海关税务司的法国人美理登协助。美理登对福州脱胎漆器甚为熟悉，所以在这届世博会上亮相的中国漆器，主要就是福州脱胎漆器。时任法国驻日领事德白勒古对中国馆展品如此评价，“在红黑漆器方面，中国在世界上所向披靡”。清末和民国时期，凡有中国参加的世博会，福州脱胎漆器几乎都被官方指定为征集品。借助各种展会平台，福州脱胎漆器在150年前便已声名鹊起，远播海外。1889年巴黎世博会开幕当天，主办方听说中国将运来一件巨大的艺术品“大水牛”，就派出大型吊车等候在码头。然而船靠岸时，他们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只见一名中国人一手拎着牛脚，就将“大水牛”送上了岸。这只用脱胎漆器制作的巨大“水牛”还不足十公斤。各国客商纷纷打听它的制作工艺，福州漆器由此名声大噪。质地轻巧只是福州脱胎漆器的一个特色。1915年在美国举办的巴拿马世博会，脱胎漆器摘得世博会大奖章的至高荣誉。抗日战争爆发前，脱胎漆器处于发展的春天。1926年美国费城世博会官方资料表明，沈绍安正记、恂记、兰记漆器一并在中国馆内展示，共同获得甲等大奖；福州脱胎漆器屡获殊荣，极具观赏价值和收藏价值，成为了福州重要的大宗出口商品，目前，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大英博物馆、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工艺美术珍品馆等机构都收藏着不少不同时期的福州脱胎漆器。对具有轻巧绚丽、美观大方、色彩鲜亮、光润洁秀和经久耐用、耐酸碱、不退色、不变形等特点的福州脱胎漆器，外国人赞叹不已，称为“东方珍品”。

三

福州是一座具有22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接点，自古以来，闽越人就“习于水斗、善于用舟”，凭借着濒海而居的独特区域优势，发展海上经济贸易，构成了福州漆器传承发展的独特地理环境。早在晚唐时期，福州对外贸易就已经初具规模；宋元时期，福州亦是“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的重要贸易港口城市。明代，福州港取代泉州港的官方港口地位，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之一，郑和七下西洋皆以长乐太平港为基地。明王应山《闽都记》说：长乐十洋街，当郑和在长乐太平港驻泊时，“贸易如云”。（5）明成化十年（1474年），市舶司正式移至福州，福州与琉球的关系更加密切。

清代，福州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各国商贾云集于此进行贸易。海上贸易的繁荣，亦带动城市商业文化的递进。“海上丝绸之路”带动福州“使西南洋诸口咸来互市”的繁荣景象可见一斑。脱胎漆器外销也随之日增。除传统产品之外，也制作外国人适需的洋器皿，如烟具、酒具、咖啡具、西式花瓶等。这使得福建漆器的出口额逐年攀升，据统计数据显示，1905年福建脱胎漆器的出口值为10521银元，1910年骤升至31541银元，而1920年高达44063银元。到1933年前后达到全盛。1933年，福州漆器全行业经营作坊达55家，年销售额达25万银元。

福州漆器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诸多出口外输商品之一，它在海外贸易中的所占的份额虽没有瓷器、丝绸、茶叶这些大宗物品之大。但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和特殊的影响，在世界艺苑中享有盛名，其意义远远超过商业贸易的范畴。

参考书目：

（1）李如龙著，《戚林八音校注》，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1年5月

（2）福建省博物馆编，《福州南宋黄升墓》，文物出版社，1982年3月第一版 77页

（3）（宋）周密撰，《癸辛杂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2月第一版173页

（4）（明）曹昭、王佐著，《格古要论》，金城出版社，2012年2月1日 268页

（5）王应山著，《闽都记》，海风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