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04 05:11:32
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一次把扩大内需提升到战略的高度，并要求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继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以下简称“扩中”）之后，“扩中”再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由“金字塔型”到“橄榄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了不均衡的发展战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最突出的表现在于“金字塔型”的分配结构。收入分布不合理，低收入者占了大多数，越往上人口比例越低，而中等收入者比重很小。
分配关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体现。人们普遍认为收入差距过大是社会主要矛盾，其实，收入差距过大的真正威胁不是差距有多大，基尼系数有多大，而是处于金字塔分配结构的底端即低收入者比例的多少。单一基尼系数指标对一个国家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衡量是有局限性的，事实上，各国实际测得的基尼系数数值均在0.1～0.6。因此，准确地说，我国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不是缩小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之间差距的过程，而是“扩中”的过程。积极采取政策措施逐步形成庞大稳定的中等收入群体，使更多的人分享到改革的成果，过上富裕生活，形成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占少数，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是我国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的首要任务。
研究发现，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家中产阶级萎缩甚至消失，是有其规律性的。在经济不发达、社会财富总量比较小的情况下，一般是呈现两极分化的状态，多数人贫穷，少数人拥有大量财富。随着科学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社会财富大量积累，产生了中产阶级的物质基础。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形成有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经济发达程度与“橄榄型”形成呈正比例关系，二者可以相互印证。国外有的专家在评价社会繁荣程度时，一个重要的考察标准，即中产阶级在社会中所占的百分比，以及中产阶级的生活品质。
我国中等收入者的出现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在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政策的鼓励下，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经济迅速发展，个人收入和财富急剧增加。另一方面是引进外资、发展私营经济，加快了社会结构的自然演变过程。西方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雇佣和培训了一批从事管理工作和专业工作的专业人才，他们享受了较高的薪水。
目前，全国中等收入者人群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与我们追求的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目标相距甚远。影响“扩中”的因素多而复杂，总体来看，主要来自三方面的制约：一是有一半的农村人口，农民收入只有城镇居民的1/3，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由于受教育限制，到城市就业中的大部分人从事简单再生产劳动，因而收入增长困难。二是由于教育培养目标及投入结构不合理等原因使得城市新增就业群体就业能力不强，与产业结构升级不相适应。三是分配过程中，财富的聚拢现象也影响了中等收入者比重的进一步扩大。近10余年来，在政府的产业政策引导下，高收入领域大都集中在诸如金融、证券、信息、高新科技等三资企业和新兴行业中。这些行业在社会上处于上升地位，一旦进入其中，也就占领了市场的最高点。我国仍然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使社会分配格局呈现“橄榄型”将会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扩中”对中国经济发展意义重大。随着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扩大，消费会不断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不断上升。因为中等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最高，与高收入者相比中等收入者有着消费结构升级的欲望，与低收入者相比中等收入者又有消费结构升级的能力，而且更倾向于购买本国生产的高端、新型商品，相应地就会提高中国制造业的生产能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带动GDP总量的增长。因此，不断扩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对住房、汽车、文化教育、休闲保健娱乐及新型通讯产品等发展享受型产品的消费需求，将会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扩中”应以初次分配为主、二次分配为辅
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差距扩大和收入分布不合理的原因是复杂的，再分配功能弱化就是原因之一，积极发挥再分配的调节作用有利于“扩中”。再分配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缩小收入差距，二是解决中等收入者的后顾之忧，三是使低收入者生活有保障。再分配的手段主要是通过税收调节“调高”，并采取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和社会保障制度“补低”。
但是，我们需要明确一点，“橄榄型”分配结构中中等收入者是社会人群的主体，其收入的提高，是不可能主要通过再分配来实现的，再分配只是辅助手段，必须在推动初次分配领域的改革上做文章。要积极推动企业收入分配体制的改革，建立合理有序的有利于中等收入者形成的收入分配机制。
在国有单位，建立健全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形成按要素参与分配的合理分配体系。
一方面，要注重在公有制内部反平均化，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主要是资本、劳动力等要素的自由流通机制，努力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鼓励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推动我国中等收入者比重的进一步扩大。要让劳动者既能通过劳动而按劳取酬，又可以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即按劳动者自身价值或贡献大小，合理地折合成一定股份（如员工持股计划），与资金股、技术股共同参与利润分配。
另一方面，要建立收入分配的约束机制，加强监管，加强法制。要做到劳动收入的工资化、工资收入的货币化、各种收入的透明化，特别是要限制垄断行业的利税和工资水平。体制内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主要指非正常秩序变化中的不公平和腐败现象，如果不加以法律方面的严格约束，用法律手段惩治腐败，更多的人就会失去通过平等竞争成为中等收入者的机会，严重的还会引起社会“仇富心理”的扩大和蔓延，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
在非国有单位，建立健全工资增长的正常机制，实现职工工资与企业利润同步增长。
要真正落实最低工资制和三方协调机制。2001年8月3日，我国建立了国家协调劳动关系三方会议制度，三方机制协调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集体合同。集体合同是工会（或职工代表）代表职工与企业就劳动报酬、工作条件等问题，经协商谈判订立的书面协议。集体合同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与休假、保险待遇、生活福利、职业培训、劳动纪律、劳动保护等方面。集体合同是推进中等收入者形成的重要制度。由于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因此，这项制度推行起来会遇到来自企业的阻力，非国有企业利润侵蚀工资的现象还会长期存在。这就需要发挥政府在这方面的积极干预作用。
“扩中”要有相关配套政策
这些配套政策包括区域发展政策、城市化政策、产业政策、人才培养政策等。
加快人口大省的发展。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具体战略方向选择上，要推动人口大省比较集中的中部地区和其他人口大省如四川省的加速发展。湖北、湖南、安徽、河南、江西五省自然资源、地理位置、人口密度、人口素质、科技力量、文化底蕴和经济基础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发展潜力巨大，五省人口超过3亿，约占全国总人口26%，如果这些省份得到更大更快的发展， 我国的经济增长将具备更加坚实的基础，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扩大就有一个有力的保证。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根据其他国家经验和教训，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就要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只有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社会收入分配状况才能发生深刻变化。产业结构的升级将引起职业结构变动，使技术与管理阶层扩大，从而有效扩大中等收入者队伍。
加大对中等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要建立“扩中”的稳定机制就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完善人力资本培育的合理制度，快速积累人力资本。随着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后期和信息化阶段，技术、管理等要素在生产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其所获取的要素分配额也越来越多，成为影响收入的主要因素。要使低收入者收入持续而有保证地增加，就要提高劳动力要素的质量，从而提高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进而获得较高的劳动力价格。因而，必须针对现在“扩中”的难点对现有的人力资本培育制度进行变革，形成合理的梯度发展的教育结构和人才结构。对高等教育要重在调整内在结构和提高质量，鼓励产学研用相结合；要重点加大对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投入力度，并把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作为主要任务；建立失业人员的人力资本转型和升级机制，将教育保障作为社会保障的重要内容。
（作者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要建立收入分配的约束机制，加强监管，加强法制。要做到劳动收入的工资化、工资收入的货币化、各种收入的透明化，特别是要限制垄断行业的利税和工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