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大游行:自由引导人民

11月19日晚祷后，埃及开罗等大城市中心再度聚集起大批示威者，次日，试图拆除示威者帐篷的军警与示威者在解放广场发生冲突，事态随即扩大，双方在开罗解放广场、内政部门前，以及亚历山大、苏伊士等地连续3天爆发激烈冲突，示威者高呼“解散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AFSC）”、“坦塔维（陆军元帅，AFSC负责人）下台”等口号，向内政部和军警投掷石块、燃烧瓶，警方则以催泪弹、橡皮子弹和警棍试图“清场”。尽管21日清晨，在塔利尔清真寺阿訇谢赫・马扎尔・查希尔的调停下，示威者和警方的冲突暂时平息，但紧张局势依旧，短暂撤离解放广场的示威者再度回到了原地。

这是2月21日穆巴拉克下台以来，埃及所发生的规模最大、冲突最激烈、伤亡最惨烈的示威者和军警间对抗。据埃及卫生部宣布，3天的冲突已导致22人死亡，其中绝大多数在开罗，至少750人受伤，而开罗当地医院有消息称，死亡人数至少有33人，受伤者更多达1800多人，示威者和一些医生宣称，有些人受到明显枪伤，但军方否认使用了实弹。

许多当地市民和外国媒体感慨，连续3天的冲突，尤其解放广场和内政部门前的一幕，让人恍惚回到“尼罗河革命”时的血雨腥风，甚至有人称此次的事件为“二次革命”（其实6月已经有过一个“二次革命”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9个月前受到示威者夹道欢呼、被誉为“挽救国家命运英雄”的军方，如今却被同一群“革命者”斥为“反革命的源泉”，要打倒而后已；9个月前信誓旦旦称“军队的职责是保卫国家而非镇压示威者”的军方，如今却正做着当时他们拒绝穆巴拉克要他们做的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穆巴拉克的下台导致前执政党―民族的解体和由军方幕后操盘、各阶层人士组成的过渡政府的上台。根据计划，埃及本应在今年9月举行立法选举、明年选出新总统，届时过渡政府将把权力移交给新政府。

最初示威者和军方相处得还算融洽：“四月六日运动”等示威组织完成了穆巴拉克政权的夙愿，享受到更大的政治自由度；军官团通过穆巴拉克，摆脱了做穆巴拉克家族世袭两代“臣子”的“陪太子读书”命运，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双方存在一定的利益共同点。最初的几个月里，示威者的主要动作，集中在对穆巴拉克政治机器的穷追猛打上，先后把穆巴拉克父子和许多旧政权要人送上法庭，解散民族和全埃及1750个市镇委员会，在这些方面，他们与军方同样不无共同语言。

但随着对穆巴拉克清算的告一段落，示威者和军方的矛盾开始突出。

在军方看来，“革命”并未能解决埃及动乱的根源：贫困问题、失业问题和经济低迷，且由于示威者“欲求不满”，示威频仍，仍习惯于“上广场”，而非诉诸正常渠道解决问题，导致外国投资大量流失，经济和社会秩序长期无法恢复。不仅如此，频繁的教派冲突、流血，也让“尼罗河革命”时“埃及人大团结”的幻象破灭，在埃及共和国历史上长期扮演重要角色的军官团由此认为，自己有责任继续充当“宪法守护者”，而不能容忍示威者继续“胡闹”下去。

可在示威者，尤其最早发动街头运动的“四月六日运动”等“青年革命同盟”一派看来，埃及局势至今不能平静，症结恰在于军方恋栈，不愿彻底退出政治舞台。他们指责军方“纵容腐败”、“包庇贪官污吏”，要求他们尽快让位。在许多“革命者”看来，2月的“胜利”最早成了替他人火中取栗：军官团的地位不降反升，而在“革命”中首鼠两端的穆斯林兄弟会更渔翁得利，很可能在立法大选中获胜，他们这些“正宗革命党”反倒被“遗忘”，只能无奈地继续做街头抗争者。

矛盾的愈演愈烈导致6月份的所谓“二次革命”，并使得立法选举被推迟到11月28日，总统选举和AFSC的交权则更可能被推迟到明年底、后年初。就在不久前，两件事让彼此间的矛盾更不可调和，一是AFSC允许前执政党成员以独立候选人或其他政党候选人身份参加立法选举，二是修宪。

根据埃及媒体报道，宪法修正案中的第九条规定，埃及军队是宪法的守护者，第十条则规定将成立由国家元首直接领导的国防委员会，取代目前的AFSC，这两条被认为是“军队特权条款”，因为前者为军方干预政治留了“活门”，后者等于是AFSC制度的翻版。在政治呼吁和互联网串联下，8个激进示威者团体联合发动了这又一次的“二次革命”，并最终导致的发生。

事件发生后，埃及各派政治力量的表现各不相同。

以国际原子能机构前总干事巴拉迪为代表的自由派对即将开始的立法选举信心不足，希望借此推迟立法选举的进行，因此他们一面谴责军方动武，一面呼吁“顾全大局，选举顺延”；过渡政府鱼龙混杂，处境尴尬，原本就意在“过渡”，因此最初试图敷衍（副总理希尔米曾向媒体放风，称宪法第九条将取消，第十条也将修改），继而索性提出辞职不干；穆斯林兄弟会则态度最为微妙，他们参加了周五的示威，谴责军警暴力，又发表声明呼吁冷静和克制，反对“一切暴力和对抗”，作为“尼罗河革命”最大赢家，即便选举在一片混乱中如期举行，他们也有望获胜，因此谨慎对他们而言是最佳选择。

示威者的举措则稍显混乱：在广场上他们喊出“AFSC和穆巴拉克的作为如出一辙”、“AFSC是罪恶之源”、“打倒坦塔维”的口号，他们还对外国媒体表示，如今埃及需要一个“救国政府”代替目前军方色彩浓厚的过渡政府，而AFSC和军方则应靠边站。

然而直接把矛头对准在埃及社会声誉向来不错的军队，示威者的群众基础似乎并不十分牢靠，军方的顽固态度也表明，他们可以“丢车保帅”，抛出曾经的领袖穆巴拉克，但让他们整体退出政治舞台，并忍受激进示威者没完没了的政治“秋后算账”，是他们所不能忍受的。

而不论自由派或穆斯林兄弟会，尽管在要求军政府交权方面与示威者有共同语言，但利益的差异决定了彼此间的貌合神离：自由派推迟选举的主张未必合示威者口味（因为那意味着军方可以推迟交权），而只要静静等候就可稳步上升的穆斯林兄弟会，更无须冒险和焦躁的街头派结成过于紧密的联盟。示威者曾表示，巴拉迪是这个“救国政府”的最佳领导人选，但后者很快表示“无意考虑”，至于穆斯林兄弟会，则一面在解放广场和示威者并肩站在一起，一面小心翼翼地避免从自己会众口中喊出“打倒AFSC”口号。

示威者已呼吁在22日举行解放广场“总示威”，而军方早先则表示，不会推迟11月28日的立法选举，看来后穆巴拉克时代埃及最大规模的街头政治对峙，还要继续这样对峙一段时间。

作者系旅加学者、专栏作家

孙兴杰：欧猪倒逼欧元“系统升级”

孙兴杰

欧元流通进入第十个年头，却面临着从天堂到地狱的考验，一个月之间南欧三国领导人集体“下课”，货币危机与政府危机只有一步之遥，欧元从财富的符号变成了政客下台的催命符。“欧猪国家”政客下台是欧元的死亡前兆，还是浴火重生的契机呢？

11月20日，西班牙大选结果揭晓，反对党人民党获得压倒性胜利，其主席马里亚诺•拉霍伊在下月将走马上任。至此，所谓的“欧猪五国”已经完成集体换帅。无论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通过提前选举的方式，还是意大利、希腊重组内阁的方式都反映出了严重的政府信任危机。

欧猪国家基本遵循着这样的路径：国际评级机构下调各国的债务评级级别―国债收益率飙升―政府信任危机出现―提前大选或者重组政府―现任领导人下台。环视欧元区，人们不禁要问，下一个是谁？斯洛文尼亚总统已经宣布解散议会，将在12月4日提前大选，斯洛文尼亚是否会步“欧猪国家”后尘呢？9月23日国际评级机构穆迪下调斯洛文尼亚国债评级，五天之后，议会通过了对现政府的不信任案投票。

从遥远的爱尔兰到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意大利和第四大经济体西班牙，一连串的政府事件，标志着债务危机已经不是欧元区的肘腋之患，而是关乎欧元存续的根本性问题。欧洲现在需要强有力的政治领导，通过更换几个技术官僚并不能解决当前欧元面临的结构性难题，中国兵书有言，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如果还将目前的债务危机仅仅视为“金融战”或者说银行危机的话，根本就不可能制定出治本之策。所幸，欧元区有一个能够稳定阵脚的“铁娘子”。

德国总理默克尔就欧债危机发出了最强音：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加强、而非削弱欧洲一体化”，最终的目标是要向一个政治联盟迈进。默克尔所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首任主席便是推动法德和解、欧洲联合的阿登纳，时过境迁，默克尔再次处于德国以及欧洲联合的十字路口，是向前推进还是裹足不前呢？阿登纳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在社民党的重重阻力下，推进德国融入欧洲，为战败的德国在欧洲获得了一席之地。而如今，默克尔领导下的德国的处境要比阿登纳时期好得多，半个世纪前，德国推进欧洲联合只是为了获得一个“合法户口”，现在的默克尔向前一步便是新的欧元帝国的“女皇”。

贝卢斯科尼结束了自己的“风流”政治生涯，罗马在债务危机中倒下了，一个“新罗马”正在孕育。公元476年，蛮族攻陷罗马城，帝国崩溃了，从那个时候“罗马帝国”一直是欧洲人的一个梦想，无论是拿破仑还是希特勒都试图用铁血恢复罗马帝国的荣光，最终都折戟沉沙，功败垂成。吊诡的是，1000多年后的今天，一个“新罗马”却在昔日蛮族之地冉冉升起，默克尔这位看似敦厚无华的“奶妈”政治家，却成为欧洲获得新生的希望。

长期以来，欧洲的联合一直在超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夹缝中蹒跚前行，无论《罗马条约》还是《里斯本条约》都保留了浓厚的国家的色彩，其中“不救助”条款，让欧洲央行成为一个怪胎。欧元是统一货币，但是欧债却是各国独自发行，种种繁琐的规定，让欧元这种统一货币背后的财政、政治基础支离破碎。

默克尔在周围男性政客纷纷之际，连续发声：9月，默克尔宣告“欧元不会倒”；10月，法德领导人连夜敲定了救助希腊的方案；11月，默克尔呼吁建立政治联盟。上世纪80年代，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大刀阔斧地推进经济金融改革，马岛一战捍卫了大英帝国的颜面；现在的默克尔则在孕育一个“新罗马”，她是欧洲的铁娘子。她不仅要做德国的“奶妈”，也想做“新罗马”的“妈妈”。

目前欧元区的危机看似是一场债务危机，但是从深层次来看，是一场危机。这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方面是统一的货币与政治决策的背离，统一货币的背后需要一个强大的信任基础，欧元缺少这种基础；另一方面，议会体制与高福利体制让欧猪政府陷入了信任危机。

欧元区国家的国债纷纷遭到国际评级机构的“奇袭”，国债收益率飙升，从而使得政府陷入信任危机，接着便是政客轮替。国债最早起源于13世纪的意大利城邦国家，国债的发行往往是为了应对外部战争的需要，提前预支政府的财政收入，从而缓解财政压力。国债背后是一种政府信誉，良好的政府信誉能够减少发债的成本，而那些屡屡赖债的政府，往往难以依靠发行国债筹集资金。欧元区各国国债收益率屡破新高，背后是投资者对各国政府的不信任。相比于美国国债而言，欧元区国债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财政部，缺少一个实力雄厚的担保人。

发行统一的欧洲债券既是解决当前危机的必要举措，也是欧元未来发展的方向，统一的欧洲债券能够提高欧元债券的可信度，自然会降低各国融资的成本，从而走出恶性循环。18世纪，法国在英法争霸过程中屡屡败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英国有一个强有力的央行和庞大的金融市场，英国发行国债的成本不到法国的一半。16世纪西方帝国经常以“破产”的形式赖债，如果欧元区政府也以此方式“偿还”国债，欧元只能寿终正寝了。当然，统一的欧洲债券、欧元稳定基金以及欧洲央行的改革，其目的都是为了给欧元一个雄厚稳定的信誉基础，而不是给金融投机提供温床。

稍加注意便会发现，的欧猪国家政府都是议会政体，议会政体相比于总统政体可能更能体现民主精神，但是却更加软弱。选民的不满很容易导致领导人下台，所以，无论谁上台都很难扭转选民的诉求。欧猪国家已经是债台高筑，但是选民并没有习惯勒紧裤腰过日子，福利不能削减，税收不能增加，哪有这样的好事？让人均GDP4000美元的中国，去援助人均4万美元的欧猪国家？软弱的议会政体与高福利制度造成了一种荒谬的局面；政客和选民成为债务的共谋者，国债已经不是分散财政负担的工具，而是透支他国财富的通行证。

要恢复欧元的信誉，化解债务危机，欧元国家还是要回到的本意：需要自我节制。自我节制的不仅是政府，还有选民不劳而获的冲动。否则，政客下课的闹剧还将继续。

作者系吉林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

反人类罪：难逃正义审判

和静钧

近几天，有三起审判引人注目：一个是已结束的审判，一个是正在进行的审判，最后一个是即将到来的审判。

11月21日，日本最高法院驳回奥姆真理教成员远藤诚一的上诉，维持死刑判决，从而实际结束对这一所有被告的司法审理，调查和审理累计耗时近17年。最高法院主审法官金筑诚志宣读判决书，认定远藤的“一切罪行意在保护奥姆真理教，罪行残忍，没有人道，前所未见”。

1994年6月27日，奥姆真理教在日本长野县松本市试验沙林毒气，致使6人死亡，大约600人受伤；1995年3月20日在东京地铁放沙林毒气，致死12人，致伤5500人。奥姆真理教189名成员受到指控，包括教主麻原彰晃在内，共13人被判处了死刑。可以预计，随着司法审判的结束，接着就面临集中的死刑执行期，这13名罪恶分子，将被推入行刑室。

而在柬埔寨，21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联合国设在柬埔寨的国际特别法庭宣布，就3名前红色高棉领导人于执政期间犯下的反人道杀戮等罪展开听证。法官诺恩表示，波尔布特政权第二号人物、前人民代表议会农谢、前国家主席乔森潘和前副总理兼外长英萨利，涉嫌犯下反人类罪和种族屠杀罪等。若不是首恶波尔布特13年前被软禁期间突发心脏病而亡，今天站在被告席的应该是“”。

在他们执政期间，在短短的1975年到1979年统治期间，就造成了300万柬埔寨人民的死亡，他们或死于饥饿，或死于奴役，或死于酷刑，或死于未经审判的处决。“S21监狱”一夜处决1.5万名政治犯，其恶行也令纳粹分子希特勒自叹弗如。

这一场期待已久的大审判，将会对柬埔寨民众直播。即便这些被告都已年过80，有的可能在庭审未结束时就会去世，甚至最后的结果是这三人无人最终被判刑就归西了，但他们被诉至公正的法庭这一本身，足以令柬埔寨人民看到法律与正义的力量。只有所有的罪恶得到法律的公正清算，才会迎来社会的真正进步和民族和解。

而这几天前，潜伏在利比亚西南边境、伺机逃往尼日尔的卡扎菲次子赛义夫，已被“过渡季”武装抓获。赛义夫应该庆幸，他没有被愤怒的民众当场打死，没有落入其父与兄弟的悲惨命运。他被捕后，被带到津坦城，面临着在何处被审判的问题。

设在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以反人类罪全球通缉赛义夫，目前来看，赛义夫面临两个管辖权的选择：进国际刑事法院，步入漫长的审判，但没有被判处死刑的可能；留在利比亚国内受审，依利比亚原则，利比亚国内法院获得对他的管辖权，依国内法律，一旦反人类罪名成立，他将面临死刑。

据报道，赛义夫对“过渡委”武装说，只要放了他让其逃到尼日尔，他可以给“过渡委”20亿美元，而“过渡委”认为，只要抓获赛义夫并对他进行公开和公正的审判，就将有利于“过渡委”领导利比亚，只要利比亚稳定下来，利比亚一个月内的石油出口，就足可以为国家挣回20亿美元，“过渡委”对赛义夫的“报价”嗤之以鼻，断然拒绝。

一个人既不是商业巨子，也不是世袭皇族，一出手就能甩出20亿美元，一覆手就能机枪大炮狂杀老百姓，体制使然矣。赛义夫枉获伦敦政治学院博士学位，在体制与血缘的封闭下，他成为“卡扎菲第二”。在管辖权竞争中，国际刑事法院会力争在海牙审判，但也会充分尊重国家的司法管辖优先权，那些赛义夫会在海牙抖出与西方政要交易内幕的猜测，并不是国际刑事法院不想力争管辖权的主因，因为一个罪人在其犯罪地方、当着被害人的面得到审判，其意义远远大于执法本身。

麻原彰晃、农谢、赛义夫的共性，在于未加选择地滥杀民众，只是农谢和赛义夫动用了政权与政党的力量，罪加一等，犯下反人类罪，犯《罗马规约》之重罪，而麻原彰晃及其同伙，则以民间宗教为幌子，避开了反人类罪的追索，但避不过杀人罪、非法制造武器罪等普通刑事罪名，同样罪大恶极，被日本国内法庭处以极刑。不论罪名各异，其手法却是同一的，目的也是一个，排斥异见、异己到排斥异族、异教，最后成为人性丧失的魔鬼。“反人类罪”的提出是基于这样的观念：人类是一个平等的、和睦共处的大家庭，人们不分国家、种族、文化信仰、阶层、性别都应享有公平、自由与尊严的基本人权，“反人类罪”是人类文明突破狭隘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偏见的发展成果。

波尔布特、卡扎菲因死亡而侥幸逃过了正义的审判，但赛义夫及红色高棉残余分子注定是逃不过这一关的。滚滚历史潮流，顺者昌，逆者亡。

作者系国际政治文化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