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动车事故:时间已到,请给民众一个说法

11月21日是温州7・23动车事故发生120天，也是国务院《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规定的公布事故调查结果的基本时限。有媒体据此采访了国务院事故调查组专家组副组长王梦恕，报道了事故调查进展。报道沿引王梦恕的话称“经过调查和实验，动车信号技术和设备可以说没有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人员和管理的问题”。

王梦恕的上述说法，明显与8月22日国家安监总局发言人黄毅“这起车事故既暴露出信号系统设计的缺陷，导致雷击后的故障问题，同时也反映出故障发生之后，应急处理不力以及安全管理上存在的漏洞”的“定调”有所差异。

事故原因关系到事故责任，是事故调查的最主要的目标，也是达成避免铁路事故、列车安全运行终极目的的关键环节，容不得丝毫的轻佻和草率。报道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响，可见事关重大，也折射出全社会对事故调查结果的关切和期待。事情云谲波诡。而更令人顿感吃惊和疑惑的是，11月21日报道出街当晚，王梦恕出人意料地通过安监总局网站和CCTV发表了对媒体报道的回应。在国家安监总局网站，他表示自己因工作繁忙并未全程参加事故调查，对事故调查的全面情况尤其是最终结论及事故调查报告是否上报的情况并不掌握，“我与记者的电话谈话并未经调查组及专家组授权，有关内容只代表我个人看法，并不代表专家组及事故调查组的意见。”他还说，看到媒体的报道和网上相关消息后，感到吃惊和不安，“因所报道内容与我个人看法不一致，也不属实。”通过CCTV播报的同一回应中，还多出一句“他本人对此深表遗憾”。

王梦恕身为院士、教授、专家、事故调查组专家组副组长，在必须慎之又慎的事故调查问题上，言行竟然如此轻率粗疏，招致出尔反尔之讥，引得舆论大哗势所必然。然而仅有讥嘲显然不够，事情何以至此，以至于王梦恕在采访通常有录音为证的情况下，非但矢口否认，竟然还要反噬报道内容不实？联系到此前安监总局曾因对事故调查进展的有关报道不满，声称要追究媒体责任的说法，以及这次也有安监总局官员“媒体断章取义”断言。王梦恕的反诉显然是非常严重的指控，威胁着刊载该报道的媒体的公信力，以及采写该报道记者的职业操守甚至饭碗。

蹊跷的是，王梦恕甚至没有尽起码的本分，在回应中具体指出报道内容和他“个人看法不一致”之处，同时提供“属实”的内容，澄清报道的“不属实”，消除“媒体断章取义”可能导致的不良影响。王梦恕理当明白，缺乏理据的指控，不仅有食言而肥嫌疑，难以服人，而且可能诬记者于险境，陷自己于不义。

同时，王梦恕的这一回应，还让人不禁要质疑他是否严肃认真地对待了事故调查工作，是否胜任事故调查组专家组副组长这一职位，是否尽职尽责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终极之问当然是他是否影响了调查质量。王梦恕“因工作繁忙而未全程参加事故调查”或许可以原谅，但他对事故调查的全面情况和关键环节“并不掌握”，也“未获授权”，却不止一次地对媒体侃侃而谈，公众是不是应该得到一个更满意解释？

回顾王梦恕过往就事故调查进展接受媒体采访的报道内容，与本次媒体报道引述他的话并无矛盾之处，都一致强调事故原因是“管理问题，责任不清导致事故出现，不是技术问题”。也一直给人以他深谙内情和了解全局的印象。如此一来，他的这一回应就显得格外突兀，莫衷一是，就让人不禁想问，其中是否另有奥妙？

事实上，虽然9月21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的事故调查进展情况通报称“事故调查报告的形成仍需要一段时间”。但是，早在8月22日，安监总局发言人黄毅就已经表示，“目前已经掌握了对这起事故进行原因分析、责任认定的大量的、有价值的证据和信息。”“大体上计划到9月份，事故调查组要正式向国务院提交事故调查处理的报告。”

温州7・23动车事故，特别是事故处理和善后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在公众心中都留下了隆重的阴影，郁结着失望、愤怒和焦虑，亟待及时、公正、详实的事故调查结果予以纾缓和化解。公众对这样一起公共事件，理当拥有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公众迫切盼知调查结果，以告慰死难者在天之灵，平复自己的不安之心，却也体谅动车事故调查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对调查结果随关切催促，但并未硬要强索。而媒体体察民意，尊重相关法规，依据国务院条例，踩准相关时间，采集信息公之于众，可谓尽责尽职，更是无可厚非。现在，本以为马上水落石出的调查结论，却以调查组专家组副组长的“个人意见”和报道内容“不属实”收场，院士专家颜面扫地，公众得到的自然也只能是一个让人深感失望和遗憾的结果。

[舆论头条]我们需要怎样的意见表达？

宋石男

近日，两起关于意见表达的事件引发广泛关注。

首先，网传一些“爱国群众”在报亭购买南方某报，公开焚毁，同时打出横幅表达诉求。

与这些“爱国群众”咄咄逼人的火光相比，广东某地村民的意见表达更加温和。数千人上街游行，事先向政府申请许可（有无通过未知），游行中，村民还成立了“维安队”以维持秩序。游行全程平和克制，民众诉求清晰明确。

我个人更赞赏乌坎村民的意见表达方式，对山西爱国群众则充满警惕―尽管我认为他们有焚烧报纸的权利，但有权利这么做，不代表这么做就是妥当的、明智的，因为焚烧报纸，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单方面判决对手意见死刑，这与自由社会的基本价值观格格不入。

意见表达是社会最重要的调节器和稳定器之一，如果没有意见表达，社会将如坟墓般寂静，如果意见表达趋于极端、狂热和失控，社会将如活火山般可怖。只有充分且有效的民意表达，才能保证整个社会拥有“获救之舌”；只有表达者与倾听者充分交流沟通，才能保证各阶层在纷扰变化乃至震荡摇晃中达成黄金样珍贵的价值共识与利益平衡。

粗略划分，意见表达大概有三种：个人意见表达、群体意见表达、社会运动的意见表达。而无论哪种表达，要做到充分有效，大约需要包含如下五种要素。

一是理性。我们应该用思想而非暴力来加强意见表达，用对话而非对抗来完成意见表达。理性并非仅指意见表达的方式是温和、非暴力的，理性是指意见表达的内核，有铁一样的事实证据和足以自洽的观点逻辑。语无伦次的意见表达只是小孩撒娇，歇斯底里的意见表达只是大妈吵架，诽谤中伤的意见表达只是流氓闹事，都不是充分且有效的意见表达。

理性的意见表达，建立在充分的信息之上，进而提出清晰明确的诉求：我们要什么？我们凭什么要它？我们如何才能得到它？如果不能得到，我们又会如何应对？或者是：我们反对什么？我们为什么反对？我们希望得到怎样的结果？如果反对无效，我们又会如何应对？

理性的意见表达是建设性的，即使它表现的形式有破坏性，但最终一定指向新的地平线，而非仅仅是泄愤的破坏。建设性的意见表达必然要求对话而非对抗，以论证和沟通来代替暴力和。因此，国家、社会、个人必须携手建立一种对话机制。表达意见的人们，可以公开地展现查尔斯・蒂利提出的WUNC（价值、统一、数量和承诺），迫使当政者配合，使其正视国家缺乏信任度和失意者充满暴力倾向的社会及政治原因，然后坐下来跟意见表达者们谈谈。

二是坚定。坚定的意见表达是持续的、可落地的。意见表达如不能持续，定将软弱无力。瞬间即逝的围观无法导向健康社会。永远停留在言说层面而从不尝试落地，同样是苍白的。坚定，还来自于对权威的不卑不亢。民主之所以未能成为普遍的生活方式，很大一个原因是人们在数百年来，未能转变对权威的忠诚观念。面对权威，温和的意见表达者需要更大的勇气，过于激进的分子则必须变得更加聪明。

三是拓展性。所有的表达空间都是自己争取的，而不是别人给的。被赐予自由的人只是奴隶。但我们也要知道，在所有平台中，没有平台是最坏的平台。所以，我们必须努力争取表达空间，但决不赤膊上阵。

拓展性还意味着，意见表达的路径是多选而非单选题。如果可以健康投票，那我们就用投票来表达，如果不能健康投票，那我们就就像复旦大学的学生做的那样，投给“苍井空”。

四是想象力。我们不投掷石头，但可以投掷玫瑰。我们甚至可以用燃放烟花来表示反对，而不是只会竖起中指。想象力对应的是创造力，是幽默感。意见表达可以是有趣的，而不该仅仅是愤怒的。有趣一定可以抵抗无趣。

还有，表达要注意美感。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美能拯救世界。意见表达如是美的，那就一定是有生命力的。富含美学的意见表达，是情感的高度凝聚，是高尚情怀的自然流露。有时你不能依靠讲大道理说服对手，却可以用唤起审美的方式来说服。

写到这里可以小结了，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意见表达？理性、坚定，可拓展、有想象力而且美的意见表达，就是我们需要的。

作者系专栏作家

潘采夫：对话精神为何可贵

潘采夫

前天晚上入睡前看围脖，看到大家热转刘德华的一条视频，原来他在成都开演唱会时，维持秩序的保安殴打前排亢奋的歌迷，刘德华跳下舞台怒斥保安，并保护歌迷离开现场。围观群众一边谴责保安野蛮“维稳”，一边称赞刘德华的素质确实高。

这让我想起几天前朋友讲的一件事，不久前梁朝伟去复旦大学，在活动期间，梁朝伟的几个年轻随从打听校门在哪里，被询问者不知他们要做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们是要跑到校门外抽根烟。因为在香港，大学校园里抽烟是被禁止的，这几个年轻人文明有礼的行为，让围观者又感动了一把。

这两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至深，感慨几乎所有人都在感叹世风日下的时候，香港同胞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的义勇和文明。无独有偶，刚刚又看到一则消息，“因为香港艺人梁朝伟来访，35名武警班学员被团委叫去维持秩序，哲学系教授张庆熊发现没人上课，他感慨负担的世道变了，学风日下。”而媒体评论也把矛头对准学生，批评学生“热衷修炼表面功夫，忘记了做学生的根本。”由于有开头两件事情作为背景，我对张教授的感慨以及媒体批评颇不以为然。

按说梁朝伟去复旦大学，也不是什么太大的事，复旦的大学生是见过世面的，我相信他们完全能够hold住，就像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遇到明星不靠谱发言，也是嘘他没商量。但校方不这样想，团委、学生会这样的机构，往往会趁机展示自己的存在，把这事整得像元首来访。35名武警班学生就是被学生会拉去的。所以，在这件小风波里面，最应该受到指责的应该是校方，风声鹤唳，大动干戈，连未来的“武警”都用上了，分明是不相信自己大学生的文明素质。第二，他们也许是忘记了，也许是根本没在乎张庆熊教授的感受，认为明星来访要比教授上课重要。

这道是非题就是这么简单。张庆熊在他的文章中表示，他最感到愤怒的，是“团委的相关领导分不清楚教学科研是第一位，还是娱乐追星是第一位”。在文中，张庆熊还感慨“复旦的世道变了”。这个态度是适当的。但他还说，他愤怒的原因，并不是“学校团委没有经过教务处同意，没有经过哲学学院的同意，就通过武警班的队长让这些学员不来上课而做与娱乐相关的事情”。我认为，他不愤怒的，才恰恰是他最应该愤怒的，对学校行政权力侵犯教学的行为不去重点指责，而去转头探究教学重要还是娱乐追星重要，并指责学生的学风日下，这显然有点批错了对象。

抛开具体的对错评判，在这件事情中，我们也会发现一些值得探究的现象。首先，现在大学行政机构的权力太大了，一个团委和学生会，就可以随意调动整个班的学生去当“保安”，而忘记了教授的存在，当然也许是无意，但这种超越学生和教师之上的气概，正反映出了当下内地大学的“特殊校情”，这件小事的背后，是大学衙门化、行政化的大阴影。其次，上课权是大学生的“天赋人权”，但一道指令下来，全班学生乖乖就范，俯首于行政命令，自己的人权被侵犯而不自知，或知道而不反抗，这显示了大学生虽然饱读课本，但仍然没有学会做一个公民。

好在复旦大学学生会态度还算诚恳，向张教授道歉，那个班的武警生，也很快赶回班里向老师道歉，这场风波就过去了。但这件事情的争执，让我想起了两件类似的事情。

今年8月，有领导人访问香港大学，学校里拉起了百米警戒线，有港大学生过了“线”而被安全保卫人员控制，另外对学生的其他权利也有侵犯行为。这引起学生们的极大愤怒，港大千名学生发起联署，要求警务处长下台，敦促港大校方公开道歉，在校学生也发起抗议行动。结果，港大校长自费在报纸上刊登道歉声明，向学生们一再道歉，并保证保障学生的各项权利，才算勉强过关。

今年5月，我去苏格兰的爱丁堡大学小住，发现那里的学生正举着牌子抗议，原来，查尔斯王子的妹妹安妮公主，履新成了新一任爱丁堡大学校长，学生们认为不应该将校长位置私相授受，遂举行抗议活动，表达他们的意见。虽然并没有改变现状，但至少学生们形使了他们表达立场的权利。

这两件事情，都是学生们感受到权利被侵犯，而行动起来表达观点，理性地捍卫自己的权利，而校方也与学生平等对话，尊重学生的表达自由，这种具有公民精神的互动理念，以及和平理性地解决问题的方式，值得内地的大学生们借鉴。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回音

陈及

北京工商大学产业经济研究所所长

回应：

《CPI、PPI涨幅双降通胀拐点确认？》

中国经济宏观调控上面有个问题，即要么就过松，要么就过紧，2008年极度宽松的财政政策，导致物价飞涨，紧接着又开始猛烈收缩，存款准备金率调高到世界上从未有过的高水平，现在来看有些紧缩过度了，因为小微企业的贷款极度紧张。所以，做某种程度的修复是必要的，但是要进行结构性的修复，在一个基本面上把货币的供求按稳定物价的标准进行修复，不能一意孤行，要根据经济数据所反映的紧缩过度的问题做一个补偿和改善。

汪彦玲

时事评论员

回应：

《联防队取舍两难困境》

其实，早在2004年的时候，媒体已经曝出，公安部向全国公安机关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对聘用的治安员队伍进行专项清理，从9月3日起，各级公安机关一律不得从社会上招聘治安员。并且将有一个3年的过渡期，亦即2008年初，联防队将会退出历史的舞台。可是，数年之后，情况丝毫未改变，问题却没有人再提及，社会似乎也忘记了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李玉峰

广东紫金白溪省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职员

回应：

《打工子弟学校的苍凉现实》

由于出自农村，知道求学的不易，因此，对于农民工子弟上学难情同此心，痛心却又无奈。坚持这崇高理想的那些人，反倒落魄为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

这不能不说是教育之殇，不能不说是每个国民心中隐秘的痛。内心深处，我不希望我的祖国有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存在；然而，面对现实，我向那些教育界的堂・吉诃德们致敬！有这些人的执着，中国以后，或许就真的不需要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存在了。

成云

广东博士俱乐部员工

回应：

《深层次改革已刻不容缓》

政府的本分应是市场经济的裁判员，而不是参与竞争的运动员，行政审批制度可以说是既无效率、又无公平，对其改革迫在眉睫。此番领导人关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的讲话，的确是释放了好的信号，但是希望不要又是雷声大、雨点小。改革进入深水区，容不得继续折腾。

李活妙

华南农业大学大三学生

回应：

《三周年特刊：世界中国我们》

不知不觉，《时代周报》已经三周岁了。当我拿到报纸时，有点小惊讶，报纸的颜色居然变了。除却依然极具思想深度的新闻报道，这期我最喜欢的就是特刊的最后一版。羌族人民一家三口幸福的合照给我以巨大的震撼，特别是细看文章后得知他们就是贵报创刊号封面主图的主人翁。三年前还在哀痛之中的汶川地震灾民，三年后已经组建了新家庭，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人民是坚强的，互助的力量是强大的，最可贵的还是他们积极的生活态度，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我觉得《时代周报》也是这样的一份报纸，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始终坚持自己的终极职责与理想：做转型时代的忠诚记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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