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墙上的梦想

【摘要】改变在悄悄到来。一个骑摩托的年轻人带着照相机来到村里,给老汉拍了一张照片,背景是老汉女儿举着的红床单,年轻人回到他的照相馆,用电脑把老汉PS到埃菲尔铁塔前面;曾经在村口下象棋...

周庆辉回台湾后,寄来了一张纪录片《黄羊川》的DVD,作为他的摄影作品《黄羊川计划》的补充。照片和电影都非常美。

显然,周庆辉想尽可能准确地传达一些东西,一些秘密,只能看,不能说。

先从影片说起。《黄羊川》没有画外音,只有一个盲乐师的琴声贯穿始终,他抱着一把旧三弦,坐在山头上,欢欢喜喜、不紧不慢地弹。

黄羊川是甘肃最穷困缺水的地区之一,但影片中几乎找不到显见的苦难。沐浴在阳光中的村庄,总有一种悠闲喜庆的风度:老汉给自己的爱驴修剪头上的一簇毛,驴子被打扮漂亮后,心满意足地跟着老汉去干活;老太太盘着一只腿坐在床上纳鞋底,身边的猫打了一个悠长的哈欠;金黄的麦子铺在打谷场上,被反复地筛、反复地筛,谷壳吹开来,露出麦粒结结实实地躺在地上,沙里淘金,如仪式一般。

又长又稳的镜头中,女人做了一锅玉米面馒头,小心翼翼地点上一朵紫色的花;男人从热腾腾的土灶里扒出烤得焦黄的土豆;放羊的孩子把行军壶放在篝火里,这样可以喝到滚烫的茶。云的影子落在田野上,慢慢地移。恍如有一种稳固得千年不变的东西,天与地都变得漫长、辉煌,没有尽头。

改变在悄悄到来。一个骑摩托的年轻人带着照相机来到村里,给老汉拍了一张照片,背景是老汉女儿举着的红床单,年轻人回到他的照相馆,用电脑把老汉PS到埃菲尔铁塔前面;曾经在村口下象棋的人,渐渐抛开那些被敲裂了的棋子,来到网吧,下起了网络象棋。

这些微小的,生活气息十足的场景,提示着一个时代快要结束了,另一个时代正在开始。

在《黄羊川》的结尾,周庆辉出镜了,他站在一台照相机前,镜头对准一位盛装的老人:“好,好,就这样――”他按下了快门。于是你知道,这部电影,以及周庆辉的照片,是一场优雅不奢华的告别仪式,献给这重复了千年却即将消失的生活。

再也没有一头虚荣的驴,剪了那样一种蓬松的发型;再也没有一只猫,在秋天的午后像那样打哈欠;再也没有那样的阳光浸透土地;再也没有那群指手画脚、叽叽喳喳的观棋者……这些被定格在周庆辉的胶片上,通过凝视,得以重温。

周庆辉板着一张扑克脸,戴一副竹腿儿眼镜,留着有点夸张的山羊胡,作家张大春说他“看起来总是有点儿带衰”。他拍摄的题材的确都不怎么吉利:第一套作品是花了三年拍成的麻风病人;又拍云南马帮,政府让他们背着炸药去炸山,等到山被炸开,公路大开,马帮这个流传了上千年的行当就终结了――他们的最后一份工作是炸掉自己的生路。

全由孩子组成的《黄羊川计划》看起来则鲜艳灿烂许多。周庆辉自称是“这样有卖相啊,有钱人可以买去挂在客厅里,谁会把麻风病人的照片带回家?”这组照片与他之前的“人的劳动”“工业革命”构成了一个纵向的大历史系列,主题是科技与梦想的“信息革命”。

周庆辉找来黄羊川的孩子们,让他们把想像中的电脑画出来,然后他将这些画漆到黄土墙上,让孩子们与自己的画合影。那些墙是一些人曾经的家。当地没有水,很穷。政府要他们整个迁到新疆去种棉花。搬家时木头都拆走了,只留下土墙。

过去的荒野和未来的梦想在此地交汇了。

为了拍这组照片,周庆辉从北京运了200公斤的设备到黄羊川,在当地租了一个半废弃的车站,车站有售票厅,他在里面牵了根网线,一次住三个月,总共花了三年时间才全部拍完。“那里一个月都不能洗澡,只能每天晚上泡泡脚,安慰自己总算洗过了。”

对黄羊川的孩子们来说,他们只会记得有一个怪人曾经来过这里,把他们的画漆到墙上。跟怪人出去是很开心的事,因为可以吃肉夹馍,可以不上课,还可以拿到一个小铅笔盒。

当我问周庆辉是否想为那些孩子做点什么时,他很果断地说:“我不想帮助任何人,摄影没这么伟大。报道摄影总是通过拍摄苦闷来说自己有多关怀别人,其实不过是利用这个特点来凸显自己的价值罢了,我是反对的。”

有一个人的确想过为这里做点什么――台湾企业家温世仁,“黄羊川千乡万才计划”的创始人,曾经在这里投资引入廉价的电脑和网络设备,为封闭的山村打开一扇门。《黄羊川计划》的资金就是周庆辉说服温家人投资的。

但拍摄结束后,周庆辉说:“网络其实不能解决这里的问题,西部的问题太复杂了……我直接告诉温先生他错了。”

采访周庆辉的那天,他背着一个巨大的包走进来,坐定,跟我们聊了四个小时。他本人就曾经是个记者,又几乎走遍了全中国所有偏远地区,是个很好的讲故事的人。

采访结束后,他带我们去他经常光顾的一家书店,找到自己出版的画册,不乏得意地翻了起来:“你发现没有,这是用圣经纸印的,我亲自选的,觉得很文雅。”转了一圈后,他又感慨这里的生意比从前冷清许多。我问周庆辉为什么留山羊胡,他笑着说:“为了将后面的年轻小辈们先震退三百里!”他眼中,已难掩时而流露的沧桑神情。

《LENS・视觉》:什么时候开始来大陆拍摄的?

周庆辉:我1988年开始对摄影感兴趣,然后在报社工作12年,每年只要有假期就会来大陆拍照。有七年我没有放过一天假,都把假期集在一起,攒到20天就跑出去拍照,过年也在外面。大陆人计划三年能做完的,我就用七到十年拍。你能在其中看到一种变化。

早期进来很复杂,好在有当地记者掩护我。我到乌苏里江的边界去拍冬捕,那边捕鱼的方式20年没有变。15年前,我在江南制造厂待了很久,上海的雍和掩护我进去。

《LENS・视觉》:为什么不做新闻报道?新闻报道的影响力要比拍片子大很多。

周庆辉:新闻的工作太片段了。报道摄影的养分很重要,它的精华是有故事。当代艺术里,可能有一堆破铜烂铁,老百姓看不懂,但如果能把报道摄影的手法放在当代艺术里,就会变得有趣了。我的表现手法很当代,但每一张照片都是一个故事。我以前的作品都是黑白照片,这是我第一次发表彩色作品。

《LENS,视觉》:做艺术作品的风险更大吗?

周庆辉:我觉得很多当代艺术都是瞎做,做完之后都是臭的。假如你的企图很明确,就没有这个问题。如果我的企图不明确,我就必须要把200公斤的设备再运回黄羊川。

我每天晚上坐在车站里想很多,照片拍完,怎么把漆料刷在土墙上,不能用水性的,不然颜色会吃到土里,会变得不鲜艳,不能用油性的,刷子会蘸上沙子。要先拍下每面墙,看画和它合不合,还要记下太阳的方位……我会自己工作,带两个农民做我的助手。

《LENS・视觉》:为什么自己一个人来做这件事?

周庆辉:我习惯了一个人工作,节省费用啊。每次拍摄要带五六个小孩,一个助手,有时带一个美术老师。如果从台湾带助手,费用会更高,而且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能

忍受。

《LENS・视觉》:你觉得报道摄影的人文关怀很虚伪?

周庆辉:是的,很虚伪。如果照片的力量可以感动一些人,这些人来关注被拍摄者,那我乐享其成。我们是制造火药的人,把一个东西炸开,炸开后就不关我的事了。有些人说我是为了关怀才去拍照,其实我的问题比他们还多,每个人都需要被关怀。

从拍麻风病人开始,我就没有报道摄影的包袱。如果要帮助他们,做义工就好了,不需要拍照。我拍照,一是为了成就自己,一是为了把他们的事情告诉别人。我拍的并不一定代表全貌,我只把感动我的东西、我有兴趣的东西拍下来。它一直在发生,我只是取了这一块而已。我的照片很主观。

《LENS・视觉》:学别人都是没有机会的?

周庆辉:没错。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要回到摄影的原点。我不想用数位相机(即数码相机――编注),会违反我的思考,因为太快,会随便。要让机器非常慢。底片很贵,所以每拍一张我都很细心。我曾有三年时间一张照片都没办法拍。

《LENS・视觉》:你是怎么意识到这个问题的?

周庆辉:我一直在工作,一直就会想这么多。报道摄影只有几个模式:我拍麻风病,一个村子里发生一些事,我就把它拍下来;拍劳动力,我就拍很多取样,然后告诉你这个样子,一共13组。我想摆脱这种机械性。接下来我可能要用8×10拍摄,很大的机器,我可能只做五张就结束了。

《LENS・视觉》:你不觉得这个路是越走越窄的吗?

周庆辉:不会,我觉得会越来越有趣。因为我年龄大了,不太可能总去旅行,我会渐渐把心里的想法拍出来,以前旅行的经验、对人的看法……而不是通过被摄体掌握。

《LENS・视觉》:你觉得温世仁先生是个理想主义者,那你也是吗?

周庆辉:我也是个理想主义者。台湾的有钱人比较接近西方人,大陆的有钱人只想拥有财富。台湾有钱人有钱到钱已经不重要了,他会在乎名声,会在乎以后别人怎么讲述他的故事。大陆有钱人只想拥有财富。

《LENS・视觉》:你觉得差异从哪里来的?

周庆辉:中国太穷了,富人们觉得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内心贪婪。富过三代之后才能理解这些事情。温是台湾的第二代。

《LENS・视觉》:他这么关心大陆,他是外省人吗?

周庆辉:他是本省人,其实本省和外省都不太有区别。他们因为做科技生意,会全世界跑,价值观会有不同。他们会和HP的总裁、会和比尔・盖茨聊天。比尔・盖茨在做什么,他会受影响,其实都是一拨人影响一拨人。台湾人会模仿西方人,他们会觉得我赚这么多钱,我的价值在哪里?数字对他们而言不重要了。

《LENS・视觉》:所有的人都在寻找人生价值。

周庆辉:我拍照也是在寻找。如果要赚钱,我就不会投入70万元来做片子,后来把房子拿去押了。

《LENS・视觉》:你怎么承受这种压力?

周庆辉:我习惯了。我的价值在于创造影像,告诉人家我在做什么。我常常讲,创作像吗啡,明知道它有毒,还是要把它打下去。

《LENS・视觉》:你有没有想过万一失败怎么办?

周庆辉:我每次做压力都很大。上一个项目我的头发都掉下来,落发。我不容许失败,没有机会回手。我必须要再做两三个,持续成功。

《LENS・视觉》:你有没有觉得入错行?

周庆辉:其实我不是最有天分的,我像乌龟一样,慢慢走。我相信只要做得久,就会赢。大家比的是毅力和天分。艺术只有两件事,发明和发现,发明是创造新的技法;发现是它存在,但是一般人看不到。

《LENS・视觉》:只停留在安全地带的话……

周庆辉:现在中国很多艺术家就只停留在安全地带,但我不想重复。我知道很多报道摄影师很辛苦,那些辛苦我也都经历过了。过去在大陆拍摄的七年,我花掉了100多万元人民币。那会出门租辆吉普车,我要请一个导游一个司机,还要付另外两个人的费用。当时认识了很多大陆摄影师,大陆摄影师很穷的时候也在拍,但大部分只拍照不读书,不清楚历史的价值,这是很危险的,报道摄影不能停留在猎奇上。

《LENS・视觉》:有没有想到以后老了、身体不行了、想法枯竭了怎么办?

周庆辉:有,最近有想过,我发现眼睛最近老花。以前我不关心市场的,现在我关心,因为我要做得更久。

《LENS・视觉》:你相信一份辛苦。一份回报吗?

周庆辉:从来没有怀疑过。

《LENS・视觉》:你想像中理想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

周庆辉:我希望收藏我片子的人是真正喜欢我的,等我死掉以后,作品可以挂在美术馆,人们可以了解故事的来龙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