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宗岱研究综述

摘要：本文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对梁宗岱的相关研究为对象。从梁宗岱的诗歌理论研究、与中国其他诗人的比较研究、粱宗岱作品的文本研究以及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意义与贡献四个方面，对近30年的梁宗岱研究进行简单的归纳和概括。

关键词：梁宗岱　诗歌理论　作家比较　文本研究历史意义

梁宗岱(1903―1983)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学者、翻译家。他将西方的象征派诗歌艺术创造性地介绍到中国，在现代诗歌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80年代起，随着其著译的重印和整理，梁宗岱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本文现拟就从梁宗岱的诗歌理论研究、与中国其他诗人的比较研究、梁宗岱作品的文本研究以及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意义与贡献等若干研究热点人手，对近些年的研究状况进行简单的归纳和概括。

一、梁宗岱的诗歌理论研究

自80年代以来，梁宗岱的诗歌理论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从研究现状看，对于诗论关键词的把握主要集中在：瓦雷里、象征、契合、纯诗、崇高、宇宙意识、冥想出神、融汇、音乐、绘画等。尽管研究角度及侧重点不同，但对于诗论的理解和把握还是取得了相当的一致性。

在理论渊源上，研究者们大都提到了法国象征主义诗人瓦雷里的“纯诗”理论对于梁宗岱的巨大影响；《诗与真》作为整个诗论的核心，显示出了歌德的暗流作用；另外，梁宗岱所提出的“契合”显然是受到了波特莱尔《契合》一诗的影响，并归根于莱宾尼兹的泛神论思想。

在核心内涵上，早期研究者温儒敏认为“纯诗”理论“更能体现梁宗岱的理论批评特色”，并将“宇宙意识”理解为梁宗岱“纯诗”创作的最高要求，是诗歌批评的重要标准。并且要想获得“宇宙意识”就必须先达到“冥想出神”的创作状态。

在形式追求上，陈太胜认为“诗的形式在梁宗岱看来至少包括诗的格律以及与之相关的诗行、音韵和节奏等问题，同时，诗的语言又是形式的直接现实”，从而将梁宗岱的诗学定位为“以‘形式’为中心的诗学。是一种形式主义诗学。”吴世永从“纯诗”的角度出发，指出“梁宗岱通过对以‘纯诗’为重要观念的象征主义诗学的提倡，强调诗与散文的明确分界，强调诗歌语言应当具有暗示性与音乐性，大力张扬新诗语言形式的重要性及其在表意上的独特审美价值。”

由于梁宗岱的诗歌理论是对法国象征主义的自我改造，因此这种改造过后的痕迹也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王则蒿认为在西方象征主义者看来“理念和现实是二元对立的”，可“梁宗岱则遵循中国传统的玄学观念将二者视为一个整体”。李华、施新佳提出“纯诗”在瓦雷里那里是达不到的，而在梁宗岱那里，“纯诗是诗的最高境界，是一般大诗人所必须达到的”。

研究者在对梁宗岱的诗歌理论给予肯定评价的同时，也发现了其诗论的不足与缺失。文俊从发生学、本体论及审美观三个方面指出梁宗岱对象征主义接受的偏离。段美乔从实践意义出发，认为梁宗岱的理论是从“只具理论形态的瓦雷里纯诗理论出发，而不是从具体的创作现象出发。”温儒敏也认为虽然梁宗岱在新诗格律方面并没有提供更为具体的可行的意见。

二、梁宗岱与中国其他重要诗人的比较研究

将梁宗岱与其他诗人在诗学观念上进行比较，显示其独特性和创新性，是梁宗岱研究的另一个角度。这种横向比较无疑又拓展了梁宗岱研究的外延，为我们多角度多侧面的认识梁宗岱的诗歌理论及其创作打开了思路。

卞东文探讨了梁宗岱和朱光潜关于“崇高”的不同理解，从而说明朱光潜是站在启蒙立场，“以西释中”，梁宗岱则从创作的角度和个性化的审美趣味出发，重在中西诗学理论的融合与沟通。

柴华在《一桩被“遗忘”的诗学旧案：象征主义诗学观念建构中的“二梁之争”》一文中指出相对于梁实秋较为保守的古典主义诗学观而言，梁宗岱所提倡的象征主义“纯诗”理论更加“幽微精深”。更具有推动新诗发展的“合目的性”。

李景冰通过比较戴望舒和梁宗岱的诗作，指出戴望舒代表了象征主义中“自然感性的一极”，梁宗岱则代表了“理念冥想的一极”，极具启示性。董强在著作《梁宗岱穿越象征主义》中认为戴望舒始终保持了一种火热、清新的“身体感”，梁宗岱则以神秘主义的交融为基础，直接融人宇宙。

段美乔将穆木天与梁宗岱进行比较，认为穆木天“侧重对纯诗美学追求和艺术境界的整体把握；梁宗岱则致力于解决纯诗理论在具体操作中出现的问题。”

到了八九十年代，新诗在象征主义方面又有了新的发展与变化。苏勋等人分析了梁宗岱与王家新诗歌象征的不同，认为象征被梁宗岱看作是诗的全部，在建构上吸收了中国古典诗词的精华，王家新更注重诗歌的价值，运用了叙事和反讽的手法，“蕴含着时代所赋予的新的意蕴内涵”。

三、梁宗岱作品的文本研究

梁宗岱的诗文集和翻译文章虽然在数量以及影响力上都远远逊于他的诗歌理论，但还是显示出了梁宗岱独特的艺术风格。

周世煊不仅将诗集《晚祷》的风格概括为“幽婉而显沉郁。隽永而兼含蓄，具有一种阴柔之美”，而且还探讨了这种“阴柔美”所产生的根源。毛荷花以“爱的哲思”为线索，认为《晚祷》体现了梁宗岱“爱的幻灭”，诗集“侧重于忧郁的沉思和冷静严肃的追问”，梁宗岱“善于选取凄美的意向来传达诗意”，一些较长的自由体诗“颇具象征、暗示、神秘、梦幻等特征”，“带有基督教圣经文学的色彩”。稍晚些的词集《芦笛风》则体现了诗人“爱的回归”。梁宗岱以词的形式“大胆化用西方诗歌典故和意象，表达缠绵的恋情”，“表现深沉哲思”。但毛荷花也指出了词集本身的缺点，比如词中的“古典意象太多”，“不能给人带来新鲜感”，诗人“处于个人情感的宣泄中，没有跳出这个小范围进行更广泛的体察，限制了神思的可能性”。最后，“诗人重形式超过重感情，诗人的情感愈加单薄，有潦草应付之嫌。”但无论怎样，梁宗岱都是想“借一种新的形式和技巧来改观新诗的风貌，进行革新的尝试。”

李振声在《梁宗岱批评文集编后记》中认为梁宗岱的论文《屈原》是“弥漫着批评者人格情感的史述，批评者的才情同时又使得述论有了抒情的艺术意味。”而《非古复古与科学精神》一文却“批示了梁先生在哲学史和近现代自然科学一些相当前沿性探索方面独有会心的学养”。孙琴安著文《梁宗岱的散文特色》，指出梁宗岱在议论文上“喜欢以一种璀璨的、诗一般精致与抒情的语言来对艺术问题发议论”，“喜欢作人类心灵深处的探奥，而不喜欢作表象的图解；他的议论常有一圈神秘的光晕，却未必去作一种抽象的概念的思辨。”

在梁宗岱的翻译著作方面，徐剑用《神形兼备格自高》来肯定梁宗岱的文学翻译。钱兆明的《评莎氏商籁诗的两个译本》通过比较梁宗岱和屠岸对莎士比亚商籁诗的不同译本，指出“梁译的特色是行文典雅、文笔流畅，既求忠于原文又求形式对称，译得好时不仅意到，而且形到情到韵到。”

四、梁宗岱的诗歌理论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意义和 贡献

如果仅仅对梁宗岱的诗歌理论进行微观研究，那么未免有“纸上谈兵”之弊。只有把它放置到文学史上进行宏观考察，才能将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表现出来。在这一方面，已有研究者进行了专门的分析，出现了一些可圈可点的佳作。

在对二三十年代中国新诗发展的意义上，最具代表性的是温儒敏和许霆的研究文章。温儒敏提出梁宗岱纯诗理论的核心是“重建诗的文体意识，并且让新诗作者从太实际、太浮浅、太滥情的平庸风气中超”。许霆以现代诗学演进为背景，认为梁宗岱新诗理论的独特地位是对20年代中国现代诗学的全面超越。它实现了“由注重白话到注重诗的转变”，将“形式一内容”二元论转变为一元论，将“杂碎的感想”整合进体系框架，它是“新诗在30年代走向成熟的标志”。

随着中国新诗的发展，有的研究者也看到了梁宗岱的诗歌理论对于当代诗坛的启示作用。俞燕就以梁宗岱“求真”的要求批评了90年代后现代诗歌“反英雄”、“反崇高”、“反现实”的价值观念，又以梁宗岱关于借鉴古典诗歌语言的主张，指出中国当代诗坛语言晦涩、粗俗、过于直白和淡化意象的毛病，认为当代诗人在如何借鉴外国诗歌这一问题上犯了梁宗岱之前所指出的“夜郎自大”和“妄自菲薄”的两种错误。可以说这篇研究文章颇具新意，也为今后研究的方向提供了借鉴。

此外，在中西比较诗学史上，栾慧在《中西比较诗学史上的梁宗岱》中指出梁宗岱并不是要在西方文化中消融掉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恰恰相反，是以追寻和保存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作为前提的”。陈太胜认为梁宗岱的诗论中对中国古典文学的重构“编织进了文化现代性的憧憬”，“这种重塑的努力正处于中国文学经典的危机和西方文学经典的兴起这样的中国文化发生转型的关头，是一种集体的文化认同的需求。”

五、对梁宗岱研究现状的反思

起始于80年代的梁宗岱研究。可以说是一次诗歌研究者们的集体探索，它弥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史上的缺憾，对今后的新诗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在研究上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些不足之处。

第一，研究者对理论内涵的阐释过于集中和重复，特别是对于一些核心词的阐释已经趋于饱和状态，缺少继续研究的价值和必要。如何跳出诗歌理论本身的局限，以其为原点，用发散的眼光寻找新的研究增长点将是值得研究者们思考的问题。例如，我们可以将梁宗岱的纯诗理论作为中国新诗发展脉络的一个重要个案。以李金发、穆木天、梁宗岱、40年代现代派诗歌以及八九十年代“纯诗”的再次兴起为线索进行考察，必将会为当代诗坛的发展提供可贵的经验和新的启示。另外，梁宗岱在将象征主义系统地介绍到中国的过程中，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一些年轻的诗人。何其芳就是其中一例。那么，我们又何尝不能从何其芳诗歌创作的角度来分析和体现梁宗岱的诗学价值呢?

第二，对于梁宗岱诗作的文本研究，主要集中在《晚祷》这本诗集，其余的相关文字也仅仅是一带而过的片段式的评析，呈现出“散而不专”的特点，而其他的批评文章及翻译著作更是鲜有人涉及。所以，文本研究成为了梁宗岱研究最为薄弱的一个环节。其实。这一方面还是存在研究空间的。例如，1939年梁宗岱曾在《文艺月刊战时特刊》发表过《谈抗战诗歌》的论文，由艺术论转向写实说，这与梁宗岱早年参加文学研究会的生平经历相联系，对于完善其诗歌理论很有代表意义。

第三，在中西比较诗学史上，人们大多侧重于梁宗岱对西方文学的接受，但忽视了梁宗岱也同样把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传递到了西方。因而，我们不妨以此为出发点，考察其传递的方式、过程以及与西方文化撞击的结果，从而丰富梁宗岱研究的角度和意义。同时，梁宗岱曾经的淹没无闻与不被人重视的命运和中国“五四”的全盘反传统和全盘西化的社会思潮有何关联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温儒敏，梁宗岱的“纯诗”理论，《宗岱的世界・评说》，黄建华等选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9，第1版：136，141

[2]陈太胜，形式与语言：梁宗岱的新诗理论，诗探索，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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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华，施新佳，纯粹境界的探寻――论梁宗岱的“纯诗”理论名作欣赏，2008，2

[6]文俊，契合与位移――论梁宗岱对象征主义的接受与偏离，五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1，第9卷，(4)

[7]段美乔，实践意义上的梁宗岱“纯诗”理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第38卷

[8]卞东文，中西诗学对话的两种方式――以朱光潜与梁宗岱的诗学观为中心，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7.2

[9]李景冰，中国象征主义诗歌的两极――由戴望舒、粱宗岱想到的，文艺评论，1996，3

[10]段美乔，实践意义上的梁宗岱“纯诗”理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第38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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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周世煊，梁宗岱《晚祷》风格略论，温州师范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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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陈太胜，中国文学经典的重构――梁宗岱的中西比较诗学研究，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冬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