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大逮捕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6日，由伪国民政府代主席陈公博主持，在南京颐和路“主席官邸”召开了汪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在一片恐慌和混乱之中，会议决定解散“国民政府”，将中央政治委员会改为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委员会，作为办理伪政权各部结束事宜及维持地方治安的总机关并于当晚广播了《国民政府解散宣言》。至此，历时5年多的汪伪政权彻底。同一天，洲国皇帝溥仪面无表情地念了一遍《洲国皇帝退位诏书》，在日本侵略者羽翼之下苟延残喘13年的洲国也终于曲终人散。卖国汉奸们也随之步入了黄泉末路。

一、被逮捕的

日本投降后，由于势力远在大西南，不可能很快到达江南和华北沦陷区。为阻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对沦陷区的接收，抢夺抗战胜利果实，8月11日，命令伪军在其驻扎地点“负责维持地方”，“乘机赎罪，努力自新”，等待收编。12日，委任伪行政院副院长兼上海市市长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负责维持沪杭一带治安。14日，任命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为南京先遣军司令，负责宁苏一带治安。接着又任命汪伪各方面军司令门致中、孙良诚、张岚峰、孙殿英、吴化文、庞炳勋等为第一至第六路军总司令。这些被任命的汉奸，摇身一变，又成了的新权贵。他们颐指气使，发号施令，威风不减当年。社会上当时就流传一句话：“人民哭，汉奸笑”，这是对利用汉奸的反动政策的深刻揭露。

但是，就在汪伪政府宣布解散的当天，潜伏于南京伪军事委员会军事处担任少将科长的军统特派员周镐，集合了一批尚有正义感的伪军政要员和一部分兵力，公开竖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的旗号，开始逮捕主要汉奸。伪工商部长梅思平、伪立法院院副长缪斌、伪宣传部长赵尊岳和伪南京市长周学昌等纷纷落网，伪陆军部萧叔宣在拒捕时被击毙。周镐的这些行动，引起了任援道等伪军头目的不满，任援道急电，报告了周镐发动“南京之变”的情况。经批准，在陈公博、任援道策划下，驻南京日军于8月18日将周镐抓住扣押，并释放了被捕的全部汉奸。周镐费尽心机发动的“南京之变”便宣告结束。

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全国人民积极响应共产党“严惩汉奸，解散伪军”的主张，要求严办快办汉奸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面对正义的呼声，同时随着势力逐步进入华中、华北沦陷区后汉奸们的利用价值很快消失，从1945年9月下旬起，委派军统局在南京、上海、北平、广州等地开始逮捕汉奸。汪伪巨奸纷纷落网。

逮捕汉奸基本都是采取诱捕的方法。

在上海，1945年9月20日的中秋之夜，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向周佛海、缪斌和汪伪特工总部主任丁默等数百名汪伪高级官员和将领发出请柬，邀请他们出席中秋赏月晚宴。酒过三巡，戴笠站起来说：“八年抗战，现已胜利，在座的不少人在抗战期间任伪职，这当然有各种原因。从今天起，只要能立功赎罪，政府是宽大为怀，既往不咎的……”戴笠的话被热烈的掌声打断了。稍停，他乘着酒兴继续说：“解决汉奸问题，政治重于法律。要相信蒋委员长，相信政府。”其实，这次晚宴是戴笠的稳兵之计。9月23日，戴笠手下的100多个行动小组，把印制精美的请柬又送到了汉奸们的家中。这些汉奸们耳边还回响着3天前戴笠在中秋月下的诺言，做梦也不会想到今天就会成为阶下囚，所以一个个都毫无戒备地跟着来到军统局愚园路公馆。等到进入大院，只见四周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军警特务，先到一步的伪职人员一个个垂头丧气、惊慌不安，后到的情知不妙，也只好束手就擒。是夜预捕的100多名汉奸无一漏网。第二天晚上，又捕捉到100多人，连同第一批捕捉到的汉奸，全部关进原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监狱里，后来因人越来越多，只好在南京市又成立一个新的看守所，把一部分汉奸分流到那里关押。

在北平，12月6日这一天，冷落多日的东城北兵马司1号伪华北政委会常委、经济总署和财务总署督办汪时的公馆门前又热闹起来。华北地区的50多名大汉奸一个个乘坐小汽车接踵而至。他们都是接到汪时的“家宴”请柬，以为有要事相商，欣然而来的。几杯酒下肚之后，酒宴的气氛变得活跃起来，彼此有说有笑，觥筹交错，只等着听汪时讲话了。不料，正在酒兴犹酣之际，全副戎装的戴笠突然出现在酒宴上。汉奸们顿时酒意全消，再一看客厅外，不知何时，已然站满了荷枪实弹的便衣特务，喧闹的客厅，顿时如死般寂静。在宴会上被捕的有先后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第一任及第四任委员长的王克敏，第五任委员长王荫泰，伪华北政委会常委、华北治安总署督办、华北绥靖总司令齐燮元，绥靖总署督办杜锡钧，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王谟，农务总署督办陈曾拭，工务总署督办唐仰杜，伪华北政委会委员、北平市长刘玉书，北平宪兵司令黄南鹏等。伪华北政委会第二任委员长王揖唐，被军统从中央医院拘押到看守所。

头号大汉奸于1944年11月10日在日本病死，他的老婆陈璧君、伪广东省长褚民谊在广州被诱捕。死后，陈璧君带着一批亲信，回到广州。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陈璧君找褚民谊商议对策，决定向老蒋献殷勤，请蒋看在昔日一致的情分上，网开一面，将功赎过。于是，以褚民谊的名义，向接连发出了两份献媚电报。不久，军统局广州站主任郑介民拿着伪造的请褚民谊、陈璧君赴重庆商谈“善后事宜”的手令来到褚公馆，声称奉戴笠之命，前来迎接陈璧君与褚民谊前往重庆。1945年10月14日上午，郑介民通知褚民谊，专机已到，要陈与褚下午3时等候在原省政府门口，有车来接。3时整，郑介民带着10余辆汽车和一伙军统人员准时到达。他下车后，即宣布每辆车只能坐2人，其余座位，由军统陪送人员乘坐。车队刚出省府，陈璧君就发现汽车不是朝白云机场方向行驶，她惊问：“这是去哪里？”郑介民笑着解释：“重庆来的是水上飞机，我们这是去珠江边，上船过渡到机上。”汽车很快来到珠江边，早有汽艇在迎候。郑将汪、褚送上船后，称有公务不能陪同前往，便将两人交给姓何的中校专员，随后乘车走了。汽艇刚一离岸，那位姓何的专员就从口袋里取出一纸，说重庆来电，委员长已去西安，旬日内不能回渝，陈、褚此时来渝，诸多不便，应先在穗送安全处所，以待后命。此时两人方知中了戴笠的圈套。陈、褚二人在珠江边的一栋两层楼房里被幽禁了半个月，后被押送南京。

陈公博亡命日本后被引渡回国。抓捕汉奸的行动即将开始时，重庆的《新民报》转发了日本《朝日新闻》的一则消息：“北平29日电，同盟通讯员发：据《光华日报》特派记者谈，前南京国民政府主席陈公博于26日自杀，伤势严重，于29日不治而死。”但戴笠很快就侦知了实情，当即与日本方面交涉：“陈公博等数人似已逃往日本，是什么人帮助的？”原来，日本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在芷江洽降结束回南京后，告诉陈公博，关于伪政府要员的处置问题，未能得到“予以宽大处理的确实诺言”。陈公博惊恐万分，涕泪交流，哀求暂去日本“旅行”。8月25日凌晨陈公博带着他的妻子李励庄、秘书莫国康、伪行政院秘书长周隆庠、伪军事委员会经理总监何炳贤以及伪安徽省长林柏生、伪实业部长陈君慧等7人，在日本军人小川哲雄中尉的护送下，乘坐日本中华航空公司的MG型飞机逃离南京，飞抵日本。为了掩人耳目，陈公博一行改名隐姓，用了“东山商店一行”的假称，躲在京都一个名为金阁寺的寺庙里，妄图逃避人民的制裁。9月9日，何应钦向冈村宁次正式提交了《备忘录》，戳穿陈公博假自杀的烟幕，要求日本政府速将陈公博等逮捕归案。20日，何应钦再次提出引渡陈公博的《备忘录》。重压之下，日本被迫交出陈公博等一伙汉奸。10月3日，陈公博等被押回南京。

对周佛海的逮捕则颇费周折。周佛海在为日本人效力的后期，也为卖过命。他通过设在伪财政部上海办事处的秘密电台，不断向重庆输送重要情报，还为重庆方面保释过被捕人员，谋杀李士群。怎样处置周佛海，叫左右为难。从轻民心不饶，从重今后还有谁会倾力替他卖命？戴笠献上一策：不如先将其软禁起来，随气候冷暖，自有进退之路。于是，周佛海接受戴笠的“劝告”，电呈，辞去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的职务，把警察、军队之权及中央储备银行的家当尽数交给了戴笠。9月30日，周佛海和伪上海警备司令罗君强、丁默、周的内弟（中央信托公司总经理）杨惺华、中央储备银行总务处长马骥良，由戴笠陪同飞往重庆，被幽禁于嘉陵江畔的“白公馆”。周佛海等人被送往重庆保护起来，但全国上下要求惩治这个大汉奸的舆论越来越高涨，统治集团内部也有不少人推波助澜，假手打戴笠。1946年3月，戴笠于南京戴山机毁丧命，周佛海悲叹：“雨农死，我亦亡。”9月，周佛海等人被解往南京。

伪监察院长梁鸿志被通缉抓获。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梁鸿志被列为通缉对象。他藏匿于苏州，不巧的是他新娶的姨太太去上海料理私事时被人发现，被人跟踪尾随找到了梁鸿志幽巷深隐中的苏州私宅，便向国民政府举报。于是，梁鸿志在苏州被捕。

缪斌先喜后悲，成为抗战胜利后第一个受审、第一个被处死的大汉奸。大汉奸一个一个纷纷落网，身为伪立法院副院长的缪斌不但安然无恙，还得到了戴笠发给的8万元奖金。但好景不长，1946年2月上旬的一天，几个腰上挂着盒子炮的彪形大汉破门而入，二话没说就将他铐上。缪斌与家人从容告别：“你们只管放心，我是不会死的。”岂料两个月后，他就在监狱里被秘密枪决，成了抗战胜利后第一个受审、第一个被处死的大汉奸。为什么缪斌在大汉奸中被捕最晚，一旦被抓就急于判决呢？原来缪斌干的一件事惊动了美国总统。1945年初，日本败局已定，内阁首相小矶国昭急于同重庆政府媾和，便决定通过缪斌做“谋和”工作。的军统组织想在不战而胜的局势中立个头功，就同意缪斌去东京活动。缪斌在日本活动了40天，无功而返。日本投降后，美军在日本内阁的档案里发现了有关这次活动的文件。麦克阿瑟遂电询：为什么瞒着美国与日本单独媾和?复电表示绝无此事。还要依靠美国打内战，为事情免于败露，下令立即逮捕缪斌，并迅速处死。

另外，伪工商部长梅思平、伪南京市长周学昌、伪行政部长李圣五、伪海军部长凌霄、伪社会福利部长彭年、伪宣传部次长郭秀峰等23名大汉奸在南京被捕。伪山东省长马良、杨毓殉，伪山西省长苏体仁、冯司直、王琅，大间谍川岛芳子等也分别被捕。

1945年11月23日，政府正式颁布了《处理汉奸案件条例》，1946年底为告发汉奸截止日期。这年冬天，政府开展了对汉奸案的审理和结案工作，至1947年底基本办结。1948年1月5日，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宣布：据各省市己报汉奸案件经检查办结案内，的为30828人，免予的为20718人，其他的为13323人。审判办结的25155案内，科刑的为14932人，其中死刑369人，无期徒刑979人，有期徒刑13570人，罚金14人。大汉奸陈公博、褚民谊、王揖唐、齐燮元、殷汝耕、梅思平、林柏生、梁鸿志、丁默和大间谍川岛芳子等50余人被判死刑；陈璧君(1959年病死于上海监狱)、罗君强(1970年病死于上海监狱)等近百人被判无期徒刑。周佛海先被判处死刑后被赦免，改判无期徒刑，1948年2月，心脏病复发，死于老虎桥监狱的囚室之中。此外王克敏被押不久便病死狱中，汪伪内政部长陈群、逃跑通缉的汪伪江苏省长高冠吾等自杀。

二、被苏联红军逮捕的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本宣战。8月9日，百万苏联红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盘踞在我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关东军倾刻间土崩瓦解。8月19日，洲国皇帝溥仪、溥杰、两个妹夫、三个侄子、一个医生和随侍大李分乘两架飞机从通化出发去沈阳，准备在那里换乘大型飞机逃往日本。上午11时，溥仪乘坐的飞机先到了沈阳机场，在机场休息室里，等候另一架飞机。等了不久，忽然响起了一片震耳的飞机马达声。原来是苏军飞机来着陆了。一队队手持冲锋枪的苏联士兵，走下飞机，立即将机场上的日本军队缴了械，溥仪也被抓获，第二天，便被苏联飞机押往苏联远东监狱。另外，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参议府议长、兴亚国民运动大会总司令臧式毅，第二军管区司令官、伪皇帝侍从武官长、伪尚书府大臣吉兴，第九军管区司令官甘珠尔扎布，最高检察院检察官徐良儒，军事部大臣邢士康等60多名洲国军政要员被苏军逮捕。1950年7月苏军将这些洲国战犯和1000多名日本战犯移交我国抚顺战犯管理所。

三、被蒙古人民

共和国逮捕的

日本投降后，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副主席李守信被任命为第十路军总司令、东北民众自卫军司令等职。内战爆发后，受命到内蒙古东部地区招纳旧部，组织武装，配合军队进攻解放区。1947年，其部众被人民全歼于开鲁，他逃往北平，后又辗转到台湾。1949年，返回内蒙古，在阿拉善旗参与组织“蒙古自治政府”的活动。阿拉善旗和平解放后，又出逃至蒙古人民共和国，于1950年被逮捕并引渡回国受审。

四、解放前后被

我党逮捕的

一些汉奸虽然逃过了的审判，但后来被我党抓获。张岚峰在1946年8月被任命为汜东“清剿”副总指挥，1947年1月16日在山东曹县东南被中共晋冀鲁豫野战军俘获。孙殿英1947年在豫北战役中投降。伪天津市长温世珍，解放后被人民政府处以极刑。司法部大臣、参议府参议张焕相在1945年苏军进攻长春时，潜回原籍抚顺，未被俘获，后在沈阳定居。1951年9月“镇反”时因群众检举，在沈阳大东区住所被捕并押至哈尔滨战犯管理所。先后担任洲国议院院长、伪华北政务委员会顾问的赵欣伯，被逮捕后，买通司法部门，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回到家中，从而逍遥法外。建国后，1951年7月20日，北京市公安局依法传讯了他，他深感自己恶贯满盈，心中万分不安，旧病高血压猝然发作，导致脑血栓，经抢救无效，死于看守所里。

非常遗憾的是，也有一些大汉奸逃脱了法网。曾任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的曹汝霖，1949年逃往台湾，后至日本、美国，死于底特律。任援道逃往香港，1949年中国人民饮马深圳河，任援道顿觉香港也难以立足，于是又举家远飞加拿大定居，1980年死于加拿大。汪伪“文胆”胡兰成逃到浙江，在省立温州高中当国文教员，一躲3年。1949年春夏之交，温州解放，他逃到上海，碰上伪军长邹平凡，一起逃到香港，半年后偷渡到日本。1982年7月25日客死东京。他是汪伪政权中唯一漏网的文人汉奸。

无论是生是死，这批汉奸卖国贼在抗日战争时期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是不可饶恕的，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责编 张静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