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选择、鉴证质量与分析师预测效率

摘 要：现有的研究发现，会计选择既有可能出于管理层和控股股东的自利目的，也可能为了向外界传递其私有信息或平滑利润降低企业盈余波动，关键在于市场参与者是否能区分会计选择的上述不同性质。本文从证券分析师的角度进行研究，总体上看即使是专业的分析师也难以完全理解会计选择的性质，但分析师会借鉴其他信息来源推断会计选择实质。笔者发现，市场对于高质量审计提供的会计信息吸收效率较高，并且分析师和审计机制之间存在互补作用。

关键词：会计选择；分析师预测；审计鉴证；盈余管理

中图分类号：F2394；F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6）01009307

资本市场从本源来说可以认为是一种信息交换市场，信息传递的质量与速度驱动了资本市场的资源分配效率。而会计信息是一种低成本的信息生产方式，因而成为了证券市场信息的主要来源之一，由于会计信息的普遍性，因而大量契约的签订以会计数字为基础。但由研究者提出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备以及会计准则具有一定的弹性，导致管理层具有会计选择和盈余管理的空间。在会计领域，会计选择事实上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管理层有可能利用会计选择向市场传递私有信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程度，也即有效的盈余管理，另一方面，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成本导致管理层利用会计选择扭曲会计数字从而为其自身服务，也即机会主义的盈余管理。

在最新的研究中，研究者们逐渐认识到，盈余管理或会计选择行为包括了多种选择原因选择成本及收益，因此盈余管理并不是同一性质，其中既存在机会主义目的，又存在有效的能提高信息含量的会计选择行为，关键在于投资者如何区分和辨识会计选择的性质。

基于上述理论，本文提出了以下问题：会计选择的性质如何，是有效的还是机会主义？分析师作为众多会计信息使用者之中的专业人士，又能否及怎样判断性质的不同？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看专业的分析师也难以完全理解会计选择行为的本质，会计选择造成的操纵性应计项目越大，分析师预测分歧越大，分析师预测误差越高。但分析师会借鉴其他信息来源来推断会计选择行为的实质，高质量的审计可以为信息提供鉴证作用，对于经“四大”审计的企业，其报表中的会计选择经受了的验证，这些有效的盈余管理行为更多是以利润平滑和传递私有信息为主，从而分析师能信任并直接吸收这些会计选择和盈余管理行为信息，预测精度和预测分歧并未受到影响；而并未受“四大”审计的企业其盈余管理水平可能包含了更多的机会主义因素，误导了分析师预测行为。

一、相关的理论研究及本文创新

为更清楚阐述本文对相关领域的贡献，下文首先评述了前人文献，然后阐述了本文创新之处。下文从逻辑上分成三部分：会计选择的性质；分析师是否能看穿会计选择的性质；审计鉴证是否能有助于信息使用者理解会计选择的本质。

1会计选择和盈余管理是有效的还是机会主义？

在实证会计领域，近三十年来盈余管理产生了一些有影响力的文献。但大量的研究逐渐揭示了一个重要的争议问题：盈余管理或管理层进行的会计选择行为从事后来看，究竟是有效的还是机会主义，或者说盈余管理增强了会计信息含量或降低了会计信息含量？是自利目的还是为股东财富最大化着想？现有的研究在区分这一点时并不成功，而且这一问题迄今仍未解决。Healy[1]的经典研究认为，管理层会为自身利益操纵利润以获得薪酬最大化，但有研究发现当操纵前的利润低于经理的红利计划时，经理会通过会计应计提高利润，这与Healy[1]的研究刚好相反，笔者认为这是处于有效的利润平滑的目的而并非自利行为。而近期关于盈余平滑的作用也存在争议，徐浩峰等[2]认为盈余平滑提高了盈余持续性和预测能力，向资本市场传递更多的正面信息，提高公司市场反应。陆瑶和沈小力[3]基于我国股市的数据实证检验了股票信息含量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认为盈余管理是降低我国公司层面信息含量的重要原因。

研究发现，如果从交易费用理论出发，公司经理通过盈余管理来避免盈余下滑和亏损的行为是有效的，因为盈余高的公司和股东之间的交易成本更低。并且有学者发现管理层使用SFAS106的选择权对企业的利润进行盈余管理，但该选择的行为向市场传递了私有信息。但对盈余管理的大多数研究仍然将盈余管理或会计选择行为认为是机会主义的象征。还有学者研究发现，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许多被解释为机会主义的证据也可以被解释为有效契约”。

在最新的研究中[9][10]，研究者逐渐认识到，盈余管理或会计选择行为包括了多种选择原因，选择成本及收益，因此盈余管理并不是同一性质，其中既存在机会主义目的，又存在有效的能提高信息含量的会计选择行为，关键在于什么环境下、性质如何以及如何区分这一点。

在我国研究中，陈宋生等[4]的大多数盈余管理研究者将盈余管理认为是机会主义的产物，当然这一点与我国的制度背景息息相关。在我国投资者保护较差，信息不对称严重的环境下，盈余管理更易成为自利的手段。但正是由于我们的信息不对称严重，利用盈余管理的自利行为较多，对盈余管理行为进行专业分析并对其进行专业判断在我国环境而言就更有其现实意义和价值。近来的研究逐渐意识到盈余管理的性质由于外部环境不同存在差异，有待区分。例如陈艳利和李新彦[5]认为关联方应计的可靠性较低，但这种可靠性可以采用股权制衡的方式改进。王跃堂等[6]认为盈余管理也可能是出于有效行为，并且市场对这一有效的盈余管理给出了正面反应。

本文正是在这一领域研究的拓展和延伸，研究了作为专业信息使用者的分析师是否能够精确解读盈余管理的信息。前人的大部分研究都是从信息的生产者出发，提供了企业通过会计选择进行盈余管理的证据，少数研究考虑了股票市场对盈余管理的反应，但从信息专业使用者的角度探讨盈余管理对使用者的影响，研究分析师是否能辨识上述机会主义性质或有效的盈余管理，仅就这一方面本文属于国内首次进行研究。国内最接近的研究是白晓宇[7]的研究，考察信息披露是否符合规定（是否按规定业绩预告）对分析师的影响。这一研究与本文所述的盈余管理还是具有较大差异，本文考虑的是企业采用会计选择进行盈余管理对分析师精确程度和分歧程度的影响，同时还考虑到了分析师对审计鉴证信息的吸收利用。

2分析师能看穿会计选择的实质吗？

分析师是否采用了财务报告信息作为自己的主要来源？分析师是否完全理解报表中会计选择的含义而不会被错误引导？这一问题存在一定争议。早期Brown等[8]检验了会计选择对分析师预测误差的影响，并发现了会计选择会影响分析师的预测结果。也即分析师能够恰当理解报表中会计选择所传递的信息。也有学者发现如果一个企业其所在国适用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差异越大，分析师预测误差越大，而当企业改用国际会计准则后，该误差将缩小。同时有研究发现如果企业的备考盈余较高的时候，分析师对自己分析做出的调整幅度也较大。另有学者认为分析师能理性地预期到应计项目操纵，并考虑这些操纵项目的经济内涵后纳入其预测。

但近年的一些研究表明，分析师并未完全理解盈余管理和会计选择的内涵。有研究发现，尽管经营相关应计项目会在今后的年度被抵消，高经营应计项目的企业仍然导致分析师出现较高预测误差，这一结果意味着分析师未能完全将较高经营项目的临时性纳入其考虑之中。Abarbanell和Bushee[9]也发现，分析师的股票推荐行为也和超额应计项目相关，这表明分析师并未完全将这种可预测的盈余管理水平剔除出其预测模型之外。

本文是对上述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本文认为分析师确实吸收和关注盈余管理的信息，盈余管理对分析师的影响取决于分析师采用分析企业盈余管理内涵的方式和方法。在我国制度背景下，较少的法律保护导致企业进行自利盈余管理时力度较大，管理层个人可能承受的法律风险较小，监管机构仅能以谴责、罚款等方式处罚重大的虚假披露和操纵。同时我国分析师从业经验和技术相对西方也较差，加之分析师无法采用更为有效的手段如访问等搜集更多信息，因此分析师必须更加依赖其他机制（例如审计）来判断其所观察到的盈余管理行为，究竟是有效的，还是出于自利目的。审计师有权看到企业的全部会计资料，并作出自己的审计判断，这就为分析师提供了一个区分盈余管理行为的良好标杆。分析师观测到盈余管理行为后（例如较高的可操纵应计项目），如果发现受高质量的审计鉴证过，则认为其性质更可能是有效的盈余管理；反之未受高质量审计的盈余管理行为让分析师难以判断其经济实质，不同分析师之间观点差异较大。对于依赖专业信息来源判断公司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机构等专业投资者，本文结果表明，对于采用“四大”审计的企业，分析师的预测将更准确。本文为进一步探讨我国分析师的研究方式及其效率提供证据。

3审计鉴证是否能有助于理解会计选择的本质？

审计师的价值何在？其鉴证作用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实现的？这些仍是审计领域存在争议而又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部分研究认为例如“四大”之类的高质量审计能够降低操纵性应计项目从而抑制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提高信息质量。有学者通过研究审计工时发现审计师努力程度越高，公司操控性应计项目越低，盈余管理水平越小。但研究者通过提出了大量不同证据，认为审计师努力的结果与操纵性应计项目或者盈余管理水平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在近几年的研究中，研究者也逐渐认识到审计鉴证的作用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审计鉴证往往为其他机制的运行提供间接参考和鉴证。例如Francis和Wang[10]发现，投资者保护程度和信息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但这一关系受到审计师的影响，对于“四大”审计的公司这一关系更强。

更重要的是，从对信息质量的影响出发，一些研究逐渐开始讨论其他的中介机制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例如胡志颖等[11]认为风险投资的参与影响了IPO公司的盈余管理，具体表现在风险投资的参与降低IPO前的盈余管理，以实现在锁定期结束当年的盈余反转，从而获得更高的股份减持收益。Bushee[12]认为机构投资者由于其信息需求的原因，将影响那些试图吸引机构投资者的企业降低盈余管理水平。在审计鉴证领域，学者们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研究者认为审计师查错纠弊的能力是审计师努力程度和有效性的函数。大量的研究表明，审计师的激励与法律风险，声誉成本和审计师独立息相关。

上述研究直接将滋生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在资本市场中多种机制共存的状况下，学者们的研究大多只考虑单一机制的作用，而事实上多种机制之间存在相互影响。本文正是基于这一点，考虑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审计师提供了对信息的鉴证服务，高质量的审计并不是直接消除盈余管理，而是将盈余管理中的机会主义因素消除。分析师的分析同时依赖于高质量审计师的判断结果，对于经过高质量审计师审计，其认可保留的操纵性应计利润，并未干扰分析师的预测活动。

现有的Teoh和Wong[13]等研究提供了大量证据，表明审计质量的提高会正向影响财务报告信息质量，但在信息传播机制的互相影响方面，很少有研究证据表明信息的使用者是如何利用高质量审计这一信息来进行更好地决策与判断，也即对于信息的使用者是否直接关注到审计质量这一因素没有定论。尽管Abarbanell和Bushee[9]以及 Lang和Lundholm[14]等的研究表明分析师预测中利用了大量财务信息，尚无研究检验是否审计质量与分析师预测能力相关。本文正是试图填补这一空白，将进一步扩展我们对于财务报告审计如何在资本市场中产生经济后果的认识。

二、假设提出

前人的研究表明分析师作为专业的信息使用者，其主要信息来源包括例如会计盈余和股价之类的公开信息。Abarbanell和Bushee[9]的研究发现，分析师的调整预测的波动程度与企业以往会计数字的统计特征相关，但已有的研究对于分析师是否能够看穿报表中的会计选择，仍存在很大争议。

分析师的预测能力可以认为来自以下两个方面：（1）对公开信息之中的价值进行分析的能力；（2）对于公众投资者不易获得的各种信息能够收集到并可以有效处理这些信息的能力。如果分析师的价值更多来自于前者则更易受到会计选择的影响；如果分析师价值来自于后者则更容易看穿会计选择的实质。西方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分析师对于公司盈余的预测及其股票推荐的价值并非是源于其分析公开信息的能力，而是源于他们独立收集并处理信息的能力，会计选择对于分析师而言是较易看穿的，但这一结论与我国的现实存在一定差异。

首先，我国分析师的信息源主要来源于会计报表信息，而非私有独立的信息渠道。在我国由于部分企业价值来自于寻租、垄断和政治关系等因素，或者大股东为自利目的，造成较少披露信息可能是企业的最优策略。有研究发现由于问题，股权集中的企业信息披露的质量较低，其主动信息披露的激励也较差。这一状况下，西方普遍的分析师取得特有信息的渠道例如直接与公司高管沟通等，在我国就不可实现，因而我国分析师在缺少私有信息渠道的情形下，更难分辨出企业会计选择的性质。这一点在陈宋生等[4]研究中也有类似结论。

其次，胡奕明和唐松莲[15]认为，专业程度与盈余管理的辨别能力相关，资深财务分析师更有可能识别会计选择的本质，但我国证券分析师的行业规范化的发展历程至今还不到十年（分析师的分析报告数据从2004年才开始在权威数据库有了系统的搜集），证券分析师的从业经历较短，其看穿会计选择本质还存在局限性。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我国分析师难以完全看穿会计选择行为，其预测精确程度与会计选择造成的盈余管理程度相关，下文将用可操纵性应计项目代表企业进行会计选择的程度。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1：企业的可操纵性应计利润与分析师预测精确度负相关。

已有研究通过公司盈余预测数据的分散程度衡量企业面临的透明度等信息环境。例如 Imhoff和Lobo[16]以不同分析师预测同一公司盈利水平的标准差衡量该公司披露会计利润前面临的不确定性。Ferdinand和Gul[17]认为，分散度越大则说明分析师对预测对象内涵价值分歧也越大，换而言之，一些分析师由于信息环境的不完整，不能获得完整的信息且处理信息，而对企业内在价值拥有较精确信息的分析师其预测较会倾向一致，预测的分散度也较小。笔者认为会计选择的性质不能被分析师完全识别，从而会提高分析师预测之间的分歧程度。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2：企业的可操纵性应计利润与分析师预测分散度正相关。

在我国环境下，分析师无法采用更为有效的手段如访问等搜集更多信息，因此分析师必须更加依赖其他机制（例如审计）来判断其所观察到的会计选择行为，究竟是提高了信息含量还是出于自利目的。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有权看到企业的全部会计资料，并作出自己的审计判断，这就为分析师提供了一个区分盈余管理行为的良好标杆。利用可提高信息可靠性和相关性的独立审计，会计信息与企业经济实质的一致性得以增强，盈余质量增加，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最终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分析师在观测分析企业会计选择行为时（例如较高的可操纵应计项目），如果发现该企业经高质量的审计鉴证过，则认为这些会计选择的性质更可能是有效的盈余管理；反之未经高质量审计的公司其盈余管理会导致分析师难以分辨其经济实质，最终不同分析师的观点和预测结论差异较大。

在现实经济活动中，审计服务的质量还难以衡量。本文参考了Titman和Trueman[18]的研究，将高质量审计定义为提高会计信息可靠性与相关性的审计过程以是否受“四大”审计衡量审计质量，普通投资者限于其专业能力，识别审计质量的好坏和审计结果优劣较为困难。但审计师声誉易于识别和获得，高知名度的审计师往往代表高质量的审计结果，所以本文以“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作为高质量审计的标准。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H3：经“四大”审计的企业，可操纵性应计项目对盈余预测精确度的影响更小。

H4：经“四大”审计的企业，可操纵性应计项目对盈余预测分散程度的影响更小。

三、研究设计

1研究模型

本文对于分析师预测研究采用如下模型：

ACCY=α+β1ABSDA+β2SIZE+β3SURP+β4LOSS+β5STDROE+β6GROWTH+β7LEV+β8AF+∑yeardummy+∑inddummy+ε（1）

DISP=α+β1ABSDA+β2SIZE+β3SURP+β4LOSS+β5STDROE+β6GROWTH+β7LEV+β8AF+∑yeardummy+∑inddummy+ε（2）

在上述研究中，ACCY是研究模型的被解释变量，用以衡量分析师的预测精确度，采用Lang和Lundholm[14]的计算方法：

ACCY=（-1）×|Forecast-EPS|PRICE（3）

其中，Forecast是盈余前4个月内分析师对上市公司的每股盈余预测均值，如果分析师存在多个预测，则只取其最近的一个，EPS是实际每股盈余值，PRICE是会计年度末股票价格。

DISP代表分析师盈余预测的标准差：

DISP=STD（Forecast）PRICE（4）

本文以可操控应计利润（DA）的绝对值来度量盈余管理，采用修正Jones模型估计操控性应计利润。

操控性应计利润依据调整的横截面Jones模型并以分行业样本进行估计，模型为：

TACit/Ait-1=α1（1/Ait-1）+α2（ΔREVit/Ait-1）-α3（PPEit/Ait-1）+εit（5）

其中，TACit代表总应计利润（等于营业利润减去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ΔREVit 是i公司在t期的主营业务收入相对于t-1期的变动量，ΔRECit 是i公司在t期的应收账款相对于t-1期的变动量，PPEit是i公司在t期的固定资产原值，Ait-1为i公司t期的期初资产总额，εit是回归模型的残差项。

上述方程估计得到的参数α1、α2和α3代入下式计算非操控性盈余NDAC：

NDACit/Ait-1=α1（1/Ait-1）+α2〔（ΔREVit-ΔRECit）/Ait-1〕-α3（PPEit/Ait-1）（6）

最后，根据公式DAC=TAC-NDAC，计算可得DAC。

本文采用的指标ABSDA=|DAC|

其中，SIZE是总资产自然对数；SURP代表企业未预期盈余，等于当年盈余比上一年盈余增加值除以期末股价。Lang和Lundholm[14]研究发现超额盈余越大，分析师预测精度越差；LOSS=1，代表样本当年利润为负，LOSS=0，代表样本当年利润为正。Hwang等[19]的研究表明分析师对于亏损企业预测往往准确度较低；STDROE是滚动往前五年样本企业每股盈余标准差，该参数与分析师预测精度负相关；GROWTH是销售增长率；LEV是企业资产负债率，用于衡量企业债务水平；AF是当期跟踪企业的分析师人数。

本文的审计质量以审计事务所的规模加以区分，如果事务所由国际“四大”进行审计，则本文认为审计质量较高，其他事务所审计认为审计质量较低。Wang和Xin[20]也发现审计质量与规模正相关。Craswell等[21]发现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越大，更会自愿进行更多及更高水平的投资在专业技能培训上，并通过专业技能提高来提升审计服务质量。Ping和Jia[22]以及Fleischer和Goettscher [23]研究表明规模较大的事务所声誉也越高，与之对应的收费也越高，并且其服务会与小事务所有显著不同。

2样本数据来源及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中我国A股证券市场近四年内的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本文研究参照证监会行业分类，后文回归中除制造业（C）取2位行业代码外，其余均取一位。本文删除了金融行业和控制变量数据两端1%的极端值。最后本文剔除数据缺失样本后共取得3 496个研究样本。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四、研究结果

在证券市场中，盈余管理是否影响了会计信息质量最终取决于信息使用者能否对会计信息有效吸收。而会计信息为市场的理解、接受程度与作为市场重要参与者与专业的信息使用者的信息中介的吸收效果密不可分。我们做了逐年的预测精确度分析，发现我国市场中分析师等信息中介对会计信息的分析利用存在一个逐步调整的过程：在刚披露年报时，对后一年度盈余预测的误差较大，随着新的信息的逐步释放，市场预测的精确程度逐步上升。这意味着盈余管理阻碍了使用者对信息的理解，对于高盈余管理企业，分析师预测精确度较差，信息吸收过程较慢。

首先本文对信息质量与分析师预测之间的关系进行单变量检验，以盈余管理水平的中位数进行分组，分别对于不同组进行均值检验，以查看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表2的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出，盈余管理程度对于预测精度有显著影响，盈余管理水平较高的企业，信息质量较差，分析师预测的精确度较低，分析师的预测分歧较大。

但单变量检验的说服力和稳健性较低，因此，我们对这一问题又进行了下文的多变量检验。对分析师预测精确度的多元回归实证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第一列是所有样本的检验，第二和第三列将样本分为“四大”和非“四大”审计。在所有样本检验中，盈余管理水平和分析师的预测精确度负相关，这一结果表明如果盈余管理程度较大，则企业最终披露的盈余数字和市场的预期程度差距越大，分析师对于企业信息的吸收效率也越差，预测准确性越差。而在分组检验中，笔者发现这一负相关的关系主要来自于非“四大”审计的企业，对于经“四大”审计企业，笔者认为，较高声誉的审计师提供了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其鉴证服务对公司管理层的会计选择性质进行了区分，此时会计数字虽然存在盈余管理行为，但这些行为经过高质量升级后表明是为更好传递私有信息而非出于管理层的机会主义，因而会计利润和市场预期更为一致，分析师的预测精确度较高，对企业所传递信息信任度更高，企业信息的传递效率也更高。

从控制变量来看，SURP显著为正，这一结果与Lang和Lundholm[14]并不一致，较大幅度的超额盈余导致了较高的分析师预测精确度。从企业是否亏损（变量LOSS）来看，与前人的理论预期一致，亏损的企业预测精确度较低。有研究表明盈余波动越大的企业，分析师对其预测精确度越低，本文的研究结果符合这一理论预测。从分析师跟踪人数来看，较多的分析师跟踪产生了规模效应，增加了分析师的精确度。

本文以分析师预测的分散度（DISP）代表信息环境。分散度越高，表明分析师之间对于所预测的对象内在价值存在较大分歧，同时也表明信息环境的较不完善，导致部分分析师不能客观、完整地获得以及处理信息。尽管全部样本的回归结果并不显著，但分组回归的结果表明，非“四大”审计企业盈余管理程度与分析师的预测分歧显著相关。表明对于未经高质量审计的企业，市场对其盈余管理行为的动机及意义分析并不一致，分析师之间的预测分歧较大，信息传播的效率较差。而高质量审计提供了高质量的鉴证服务，提高了会计信息的质量，经“四大”审计企业的外部信息环境较完善，从而分析师对于信息所代表经济含义的理解更为一致，此时经过高质量审计后的会计选择行为更多被认为是出于传递私有信息目的。从控制变量看，各模型与前人的预期结果基本一致。

五、结 论

在会计领域的研究中，盈余管理行为的多重性质导致了研究结论的不一致性，会计准则为管理层的会计政策选择带来了空间，但对信息质量的影响可能是双向的。本文从信息使用者视角对盈余管理的经济后果进行了探讨，研究盈余管理对信息吸收效率的影响；过去的大量研究局限于采用股价数据等金融数据，而本文从信息使用者的角度对审计鉴证机制作用也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一般而言会计选择会阻碍信息吸收过程，但分析师能够通过审计鉴证机制分辨会计选择的性质。

本文提供的证据表明，高质量的审计有助于盈余被准确预测，这在国内相关研究中属于首次，这一结果也进一步扩展了我们对于财务报告审计如何在资本市场中产生经济后果的认识。对于大量使用分析师预测来判断企业价值的机构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而言，本文结果表明，对于采用“四大”审计的企业，分析师的预测将更准确。这就为高质量审计的价值实现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和方式。本文结果还表明，作为维护市场效率的机制，分析师的作用依赖审计鉴证机制的有效运作。所以能提高市场效率，维持信息质量，我们应当依赖多种机制的共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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