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纷机制合理衔接的探讨

[摘要]当前我国各种社会性矛盾纠纷处于多发期，单靠某一种纠纷解决机制往往很难奏效。为此，应整合现有的解纷机制，使之合理衔接、有机协调，形成整体，以更好地发挥各种解纷机制的合力。

[关键词]解纷机制；整合；合理衔接

[中图分类号]D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8)04-0084-03

一、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

(一)纠纷解决资源利用不合理

首先，诉讼资源供不应求。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利益格局的调整，社会矛盾增多，诉讼资源相对有限。难以满足诉讼需求。而“诉讼爆炸”又在客观上导致久审不决、久拖不执、积案居高不下和审判质量下降等问题，进而影响法院的司法信用和审判的公信力。

其次，非诉讼纠纷解决资源严重闲置。调解、仲裁等非诉讼纠纷解决资源显得供大于求，资源严重闲置，造成巨大浪费。例如，人民调解曾在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但在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调解委员会的纠纷调解数量却逐年递减。据统计，全国人民调解委员会受理的纠纷总数与人民法院受理一审民事案件的总数，已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17：1降至约1.7：1。一段时间内，人民调解的纠纷解决功能日趋弱化。仲裁机构所发挥的功能与立法预期也相距甚远。

(二)纠纷解决机制内部体系失调

首先，诉讼与非诉讼解纷机制的程序重叠。例如。就劳动仲裁和诉讼而言，从程序设置到举证规则都无很大差异，不服劳动仲裁裁决后再行无疑造成了原本就已紧张的诉讼资源的浪费。“如果两种救济规范的安排上无实质差别时，允许相关主体在选择了一种救济方式时保留对另一种救济方式的选择权必将导致资源利用无效。劳动争议仲裁和诉讼在救济规范的安排上并无实质差别，因此允许二次选择是不合理的”。“程序的重叠、程序的虚置产生的直接后果是，增大了当事人的负担……进入诉讼程序就意味着仲裁程序劳累的白费。仲裁机构的工作化为乌有。当事人在仲裁程序中精神的紧张、经济的付出，以及为此牵涉的人际关系都因诉讼程序的进行而徒劳”。

其次，非诉讼解纷机制与诉讼解纷机制之间的衔接不合理。由于种种原因，当事人对非诉讼解纷方式的功能、程序和优点了解不够，难以利用或利用不足：而非诉讼解决方式的处理结果缺少法律强制力保障，当事人出现反悔的现象比比皆是。这严重动摇了人们对非诉讼解纷方式的信心。同时，法院也未给予非诉讼解纷方式的处理结果以充分尊重。当事人为了避免徒劳无益的程序和难以执行的结果，宁愿直接㈣。以民事调解为例，人民调解和法院的诉讼调解同时存在，在一般人(甚至包括法官)看来，只有诉讼调解才具备法律效力。由于法律只确认人民调解达成的协议为民事合同，在一方当事人反悔又至法院后，法院又组织司法调解。这就浪费了大量的解纷资源。从而造成我国纠纷解决资源利用率低下。

二、多元化解纷方式实现的价值目标

(一)有利于实现社会和谐

诉讼解纷方式因其程序上对立面的设置，当事人的关系难以修复，这种关系的僵化对于今后的合作与发展是不利的。非诉讼解纷机制能对各方面利益进行协调，也能对纠纷引起的紧张关系进行有效的修复。纠纷类型的增多和社会关系的复杂化，促使多元化解纷方式之间的合作、互动与衔接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如果多元化解纷机制能从孤立走向协调，那么纠纷解决的效率将大大提高，社会关系获得修复的几率将加大。纠纷“反复”甚至“升级”的几率会有效降低，有利于实现社会和谐。

(二)有利于实现纠纷解决效益性

“从20世纪60年代法律经济学发展以来，效益成为评判某一法律制度优劣的基本标准之一”。多种纠纷解决方式的协调、互动和合理衔接能有效地化解矛盾冲突，具有较高的收益。非诉讼解纷机制从其产生之初就以减少诉累、方便群众、程序简便为初衷和特征，与诉讼程序相比具有效益优势。但非诉讼解纷机制不能完全保证其合法性，而对不合法结果的纠正无疑增加了纠纷解决的成本。在当下中国，纠纷解决资源的合理配置尤显重要。不同的纠纷应该有不同的解纷方式，各种解纷方式应该有合理的分工。纠纷解决方式的有效联动，能对社会纠纷解决资源不断进行科学整合。

(三)有利于实现法律价值

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许多国家着手推动以“接近正义”(access to justice)为主题的民事司法制度改革，提高司法效率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顺势兴起，它们一方面从“量”上对诉讼进行分流，缓解大量的诉讼案件带给法院的压力；另一方面通过为社会主体提供多种更为便捷和适宜的纠纷解决途径，从而避开诉讼的弊端。然而，由于诉讼解纷机制注重公正，在实际操作中难以顾及效率。而非诉讼解纷机制因法律效力欠缺，也很难保证效率。所以，只有将多元化的解纷机制进行整合，使其有效衔接，法律的核心价值――正义才能得以实现。

三、多元化解纷机制合理衔接、有机协调的思路

(一)诉调对接联动

诉调对接就是使诉讼调解与社会调解这两种纠纷解决机制相互衔接，充分发挥诉讼调解与社会调解各自的优势，使司法与社会力量优势互补，形成合力，促使纠纷以更加经济的途径得到解决。社会调解是在传统人民调解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由党委政府统一领导、政法综治牵头协调、司法行政业务指导、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社会各界整体联动的，以调解为主要手段的综合性纠纷解决机制。诉讼调解与社会调解形成“三调对接联动”(诉讼调解、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的社会大调解制度。

诉调对接的核心制度是诉前先行调解、诉中协助或委托调解。诉前先行调解制度，是在法院立案前，对于那些未经社会调解的纠纷，法院进行诉讼风险告知，并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向当事人释明社会调解的特点和优势，建议当事人先行人民调解。诉中协助或委托调解制度，是在诉讼进行中，法院根据案件审理需要，特邀社会调解组织成员，利用其职业优势，协助法院进行调解或委托其调解，促进矛盾顺利化解。

诉调对接联动，在调处力量、方式和效果上，均具有相当优势，有利于纠纷以更加经济的方式得到解决。在诉调对接联动中，应加强法院对人民调解等非诉讼解纷机构的指导：法院应设专人管理相关工作，负责联络、协调，建立调解人、协调人资格制度；与所在地的主要社会团体、自治组织、企业建立联系，鼓励其参与并建立调解人、协调人队伍；与专业(行业)协会建立联系，鼓励其在内部建立纠纷解决机制，并与法院的诉讼活动相结合；对社会调解人、协调人进行必要的培训，防止破坏司法程序、司法公信力行为的发生。

(二)诉裁有机协调

第一，一般民商事仲裁与诉讼的协调与整合。目前我国仲裁机构发挥的实际效用与立法目的尚有一定距离。主要原因是仲裁与诉讼机制协调欠缺，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财产保全。仲裁过程中的财产保全由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财产所在地法院实施，与仲裁机构所在地法院时常出现不一致。造成诸多不便：二是裁决效力不稳。民事诉讼法规定有不予执行仲裁裁决的程序，仲裁法规定有撤销裁决程序，两个程序可以先后启动，亦即一项仲裁裁决可能受到两次挑战，裁决效力难以保障。

为使我国仲裁制度更好地发挥解纠功能，必须进一步协调仲裁与诉讼的关系。这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重新审视人民法院对仲裁裁决的实体审查规定。按照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人民法院对国内仲裁裁决和涉外仲裁裁决的审查是区别对待的，实行“双轨制”原则。对国内仲裁裁决既从程序上审查，也审查其实体，有违国际通行做法。二是为了防止仲裁裁决被不当撤销，应赋予当事人应有的救济手段。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对于人民法院作出的撤销裁决或者驳回申请的裁定，以及作出的不予执行裁决的裁定等，包括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裁定，当事人不得上诉，也不得提出再审申请。为了防止仲裁裁决被不当撤销。有效维护正当的仲裁裁决。有必要对法院作出的上述裁定给予当事人充分的救济手段。

第二，劳动争议仲裁与诉讼的协调与整合。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劳动争议仲裁程序是劳动争议诉讼的前置程序。劳动争议仲裁程序的启动，只要有一方当事人的申请即可，对方当事人是否愿意参加仲裁不影响仲裁程序的进行，因此，从性质上讲属于强制仲裁，带有较浓厚的行政色彩，与民间仲裁存在较大区别。不少学者对目前这种机制提出了批评，认为其存在劳动争议仲裁程序与诉讼程序重叠和程序浪费之弊端。

针对我国劳动争议仲裁机制存在的上述弊端，应充分尊重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不宜将劳动仲裁作为诉讼的前置程序，以切实维护当事人诉权。并且，应通过对现行仲裁机构的改革，尽量减少其行政性色彩，组成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的成员，应通过选举或指定的工会代表，雇主(用人单位)代表以及行政机构的代表构成，为实行或裁或审。一裁终局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创造条件。

(三)尊重非讼解决结果与法院监督的协调

非诉讼解纷机制的优点决定了其结果的可接受性，所以，人民法院一般应当以尊重非讼前端解决结果为基点，但同时应注重诉讼程序监督功能，以确保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以人民调解协议为例，当事人一方或双方认为调解结果具有法定无效或可撤销要件，可向法院提讼，主张宣告该结果无效或将其撤销。人民法院的审查应以不违反国家强制性、禁止性法律及社会公共利益为原则。人民调解协议的合法性是调解协议获得执行的保证和前提，但人民调解协议的合法性应保持在什么限度内是法院审查的关键。当事人在处分权原则下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只要不违背国家强制性、法律禁止性及社会公共利益，就应由法官通过审查赋予其强制执行力。法院的审查目的就是要实现对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有效监督。以确保其他纠纷解决方式遵循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最低要求，防止纠纷解决过程中的恣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