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的灯盏照亮未来

造就一位大师需要漫长岁月的磨砺，而告别一位大师却只在顷刻之间。7月11日，两位学术泰斗任继愈、季羡林相继辞世，告别了百年纷扰，人们惊呼：一天之内陨落两颗“国宝级”巨星。

时间的确无情。也就在几个月前，5月26日，漫画大师丁聪驾鹤仙去；4月11日，著名作家林斤澜也告别了我们……细数一个个名字，并由此上溯到2005年10月17日一代文学巨匠巴金辞世，人们深切地感受到，群星璀璨的20世纪真地已经谢下了帷幕，一个接一个带有标志性的时代人物转身成了背影。

大师并非天成。在缅怀中回望两位大师的生命脚步，我们发现，在我们共有的青春时代，大师已然奠定了之所以成为大师的基石。

“我在哥廷根十年，正值二战，是我一生精神上最痛苦然而在学术上收获却是最丰富的十年。国家为外寇侵入，家人数年无消息，上有飞机轰炸，下无食品果腹。然而读书却无任何干扰……天上飞机的嗡嗡声与我腹中的饥肠辘辘声相应和。闭目则浮想联翩，神驰万里，看到我的国，看到我的家。张目则梵典在前，有许多疑难问题，需要我来发覆。我此时恍如遗世独立，苦欤？乐欤？我自己也回答不上来了。”（摘自《真话能走多远》）年轻而贫寒的季羡林没有选择实用显学，而在炮火纷飞的异国他乡开始了艰涩的梵文、印度文和佛学的研究，终成一代宗师。

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北大南迁，任继愈随校辗转至湖南衡山脚下的北大文学院，半年后又迁往西南联合大学。21岁的他风餐露宿，徒步跋涉1300多公里，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了社会最底层民众，目睹了中国农村的破败。“我深信探究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从此，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摘自《我的追求》）年轻的任继愈从热衷研究西方哲学转而关注脚下的这片土地，最终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对家国命运的关注与担当，对理想信念的执著与忠诚，或许才是大师们光耀时代的根本所在。而对年轻一辈的冀望与偏爱，更表露出大师们对中华儿女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热切情怀。

在去世前的三天，7月8日上午，季羡林先生为2009年北京高考文理科状元刘庭梅、宁少阳分别题词“天道酬勤”“至德要道”。在接受媒体采访谈到留学热时，季羡林说，我赞成青年人出国，但出去必须回来。一个人自己国家治不好，赖在人家那里不走，嗟来之食你吃得舒服吗？

《北大青年》创刊时的主编张秋雷至今还记得季羡林先生对学子的关心，“第一次见他那天是1998年的4月11日，为了庆祝百年校庆，我们着手创办《北大青年》。我骑着车绕过未名湖来到了朗润园，找着了201――我一直记得那个小屋，季老的小屋。”他的这次拜访成就了季老与一份校园报刊的不解之缘。季羡林先生在《北大青年》创刊十周年之际，又欣然命笔“十年磨一剑，祝贺《北大青年》创刊十周年”。

北京新圆明职业学院曾组织革命老区的部分初中毕业生到北京的重点中学免费就读，季老知道这件事后非常支持。1995年冬天，季老前去给学生们讲课，当时天气很冷，季老感冒还没有全好，工作人员不太同意他外出活动。季老却说：这些孩子都是老区来的，能到北京上学很不容易，我要见见他们，给他们一些鼓励。就这样，八十多岁的季老穿着厚厚的大衣来到学院，语重心长地给同学们讲了许多鼓励的话，还顶着寒风和同学们合影留念。

和季羡林一样，作为一名传统知识分子，任继愈在探寻个人价值、社会发展方向以及中国现代化轨迹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年轻人的培养和发展。让我们来聆听任继愈先生对年轻人的忠告：

“我在教书的过程中深有感触，现在的青年对实际利益看得过重，空想太少，不够浪漫、理想。我不提倡吃苦，但年轻人要经得起吃苦，培养独立思考的精神。我主张年轻人在解决生活问题之后，眼光要放长远一点，要有自己的个性。人生是万米长跑，不要只看到前面的100米，不要只顾眼前利益。”

“年轻人要有一点理想，甚至有一点幻想都不怕，不要太现实了，一个青年太现实了，没有出息。只顾眼前，缺乏理想，就没有发展前途。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要有远大理想。没有远大理想的青年没有发展前途；没有远大理想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早晚会被淘汰……”

大师去矣，其言其行顿成绝响。但其学问道德，一如往昔，温暖并照耀着我们，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