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01 11:02:36
请深呼吸，然后和我一起，静静地读，静静地流泪。因为，有一天，我们也会面对类似的镜头。
我不知道要如何告诉他
父亲86岁时，右眼几乎失明了。除此以外，照他的岁数，他的身体看起来非常结实，直到他突然得了被那个佛罗里达医生误诊为贝尔氏瘫痪的毛病。这是一种病毒感染引起的单侧面瘫，一般短时间就会痊愈。
那天早上，他在浴室的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半边脸再也不是他的了――右眼的下眼睑外翻着耷拉下来：那半边面颊也毫无生气地松弛下来，好像里面的骨头都被切成了片：原本好好的嘴巴也歪了。他用手把右边的脸颊推回昨晚的模样，僵在那儿从一数到十。整个上午他就重复着这些动作，可刚松手，又塌了。他想证明这只是因为躺在床上的姿势不对，或者只是一觉醒来皮肤皱了。
不久，他的右耳也听不见了。那个佛罗里达医生说是因为父亲上了年纪。可这次，当父亲再问面瘫什么时候能好时，他回答照这样一直不见好转的情况来看，可能是好不了。
在餐桌上，我开始明白除了外貌之外，这个病对人的影响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只能用麦管吸水，不然液体会从他半边嘴里流出来；吃东西也很费力，他一口一口地吃。又窘又无奈。吃饭于他而言成了压抑的折磨，他的体重掉得厉害，一副可怜兮兮营养不良的样子。
雪上加霜的是，最近几个月他两眼的白内障加重，那只好眼的视线也开始模糊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通过我的描述，认为父亲的病应当不是贝尔氏瘫痪。
于是我带父亲去做了一个核磁共振成像。几天后，医生通知我，父亲脑部有一个瘤。“一个大肿瘤，”他这么说，“现在还看不出是良性还是恶性，但不管良性、恶性，都会要了他的命。”
当我从信封里抽出他那套大脑相片时，特别想哭――并不是因为侵占他大脑的瘤我一眼就能看出来，只是因为，这是他的大脑，我父亲的大脑，是它让他考虑事情直来直去，让他说起话来铿锵有力，让他跟人争论容易激动，让他做决断时意气用事。正是这些组织，给他制造了无尽的烦恼，使他八十多年固执地严于律己――这也是当年正处于青春期的我备受压制的根源。也是它，令我们回想起当年他无所不能、一眼看穿我们意图的样子。可今天，它却在遭受挤压、移位和损伤。
读着这份放射鉴定报告，我仿佛在读他的死刑判决书。我不知道要如何告诉他这件事情。
每个人都用不同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
去父亲那儿前，我不知不觉把车开到了母亲的墓地。我没想到这个早晨会来到这里，我到底要干吗?回忆母亲来安慰自己，给自己打气?或者为帮父亲熬过痛苦做好准备?可是看到母亲墓旁给父亲留的位置，我却被重重地击倒了。这个埋葬母亲的地方，真的在不久的将来，也要埋葬我唯一的父亲吗?
我在诜手间对着祖父留下的剃须杯，一遍又一遍排练我的台词，然后回到客厅，看着陷在沙发角落里等待宣判的父亲。
“医生说，你的脑袋里有个瘤。从长的位置看，有95％的可能是良性的。”我试图像医生那样坦率而轻描淡写，但我做不到。有个瘤这话似乎就让他明白了，可他并不显得震惊――他毫无表情地坐在那儿，等我说下去。我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我的遁词让我想起母亲临死那晚他的样子。那个午夜，他打电话给我，母亲心脏病发作，我最好尽快设法飞回家。“看起来不太好，菲尔。”他说。一小时后我告诉他第二天一早的航班时，他说了实情：几个小时前母亲就已经去世了。
“不是贝尔氏瘫痪?”他问。
“不是，是个肿瘤。但不是恶性的，可以动手术。当然，最后还是你自己决定。”我无力地加了一句。
“手术以后我的脸就会好吗?”
“不会，只是不再恶化。”
“我明白了。”他说完，便陷入了沉默。他神色孤单而恍惚，空洞地瞪着眼睛，视线没落在任何东西上，好像遭受了致命一击的人。要是这时他死了，我也不会感到奇怪。大约一分钟后，他才回到必须挣扎面对的现实中，估摸着他的，损失有多大：“我的听力呢?”
“可能也恢复不了。”每一句回答都让我无比艰难。
“我会变成植物人吗?”他又问。
“不会。”这次我回答得干脆。真的不会吗?医生说有15％的病人在手术后情况变得更坏，不就是成了植物人或者接近于植物人的意思吗?
他慢慢地举起手，放在额头上脑壳底部的位置，没摸到什么特别的东西，他说：“每个人都用不同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
“每个人也用不同的方式活在这个世上。如果手术顺利的话，两个月以后，我们就可以坐在这里聊天了。”
可怜我自己都不相信这些话。再过两个月，他可能在家里慢慢康复；也有可能变成了一个植物人：当然，还可能躺在我今天上午去的墓地里。
我离开时，他交给我一个小包裹，用带子一圈又一圈地缠着，包装纸上写了一行大字：由父亲交给儿子。下了楼，我好奇地撕开包装，发现里边是祖父留给他的剃须杯。在知道自己命不久矣的时候，他把它交给了我。
你必须清洗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们却停滞不前了。一个医生说这个脑瘤对放射不会有反应，另一个医生则建议做一个活组织切片手术，进一步确定这个瘤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我们都有点担心，如果手术不是让他好转而是恶化，那么让他遭这个罪有什么意义呢?父亲非常配合两位医生，可是，身陷他们截然不同的治疗方案，他进退维谷，颓然无助。就在这时，他的视力更加恶化了，他反复向我们倾诉，他要看得见食物，他要读报纸，用他的话，叫自我“导航”。
切片手术到底做了，医生宣布这个瘤是良性的，他建议分两次手术取出这个瘤，一次从下颌切开，一次从后脑切开，每次手术都需要七八个小时以上。我多希望医生是把我叫到一旁宣布检查结果，而不是当着父亲的面儿。在这个傍晚，把这些告诉一个力气都可以用茶匙测量出来的老人，要多残忍有多残忍。听完医生的话，父亲对着托盘看了很长时间，从他涣散迷离的眼神中，你根本无从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
术后因为麻醉的原因，他一直没有大便。他一次次拿着一张报纸从卫生间出来，郁闷地说“还是没有运气。”
一直到第四天。午饭时，他起身离开了餐桌三次，我跟着站起来，想扶他上楼，可他却对我摆摆手，我猜他更想一个人解决。咖啡端上来时，他还没有下来，我有点担心，悄悄离开餐桌。
在二楼的楼梯口，我就闻到了一股臭味。洗手间的门敞开着，门外过道的地板上，扔着他的粗棉布长裤和内裤。我的父亲，全身着站在门后面，他刚刚淋浴出来，浑身淌着水，可臭味依然很重。
看到我，他快哭出来了，他用一种绝望的声音说：“我大便失禁了。”
我猜，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想独立解决问题，可由于他几近失明，加之刚从医院出来，他还是弄得一团糟。显然他不想惊动我们，他肯定想全部收拾妥当了，再下楼和我们一起喝咖啡。
“没关系没关系。”我安慰他，然后调好水温，扶他进去。他乖乖地由着我给他打肥皂，就像多年前他给我打肥皂一样。
“别告诉孩子们。”他说。
然后我扶他去了卧室，踮着脚尖离开时，他还有呼吸，他还活着，与我在一起。这个永远是我父亲的老人，又经过了一个挫折。想到他在我上来前一个人勇敢而可怜地想把一切弄妥，想到他为此感到羞愧，觉得丢脸，我就无比难过。我想告诉他，爸爸，如果感觉吃力，就叫我，不用害臊，因为我是你儿子。可我知道，这话同样会伤他的自尊。然后我突然明白了，我得到的遗产不是金钱，不是剃须杯，而是屎。不，这一点也不恶心，这是我们每个人老去时，必须郑重面对的东西。
我只是想让你有尊严地离开
最终，我们决定暂时搁置那个肿瘤，继续做眼科手术，这起码能满足他“看见”的愿望。手术还算成功，他终于重见光明，当然，他的视力不可能恢复到我们这个水平。
差不多一年过去了，他的病情开始恶化。这时，一个朋友和我提起“生前遗嘱”的事情。这是一种合法的书面声明，就是事先宣布，如果本人将来危在旦夕，是任其自然死亡，还是用人工方法延续生命。
我请律师起草了两份生前遗嘱，一份给父亲，一份给我。可是怎么交给他，却又成了我的难题。我很想用自己签署生前遗嘱的事向他证明，签一份这样的遗嘱非常合情合理，这是任何人无论什么年龄和身体状况都可以做的。
事实上，这几天他因为在卫生间摔倒了情绪非常沮丧，这时和他提生前遗嘱比去年对他宣布他得了肿瘤更加艰难。
那个晚上我只字没提，只是体贴地陪他看了一场球赛，他兴奋地聊着喜欢的球队，我却暗自伤感，他还能看几次球赛?对他而言，或许，每一次都是最后一次，我必须做出决断了。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打电话给他，告诉他我的律师如何建议我签一份生前遗嘱。我语速极快，生怕慢下来会有种叫作痛心的情绪蔓延开来。
“我把我的念给你听听。”我念道：我拒绝接受以下几种延续垂死的生命而采取的人工手段：1、当我心脏停止跳动，用电子或者机械设备使之重新跳动；2、当我瘫痪或嘴巴无法进食时通过鼻孔插管喂食；3、当我无法主动呼吸时，用机械设备辅助呼吸……我一口气念下去，一直念到“当我无法做出医疗决定时，我的孩子会代替我做出决定”，然后我问他，你觉得怎么样?
“把它寄给我，我签字。”他说，比我想象得要平静得多。
我长出一口气，我很愿意按他喜欢的方式来处理他的后事。
我们是一家人
8月初的一天，我去游泳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不是父亲，而是我。才跳入水中，我就觉得头痛欲裂，心脏狂跳，几乎透不过气来。24小时后，我做了一个紧急心脏五重搭桥手术，从而脱离了心脏病发作的危险，也避免了先父亲一步走进棺材、让他埋葬我的命运。
我原想等自己完全康复后再告诉他我生病的消息，如果可能，就永远不让他知道。因为住院，我无法用家里的电话打给他，于是我装作在纽黑文开笔会。术后，我声音很虚弱，我向他解释因为太忙太累了。
“他们付钱给你吗?”
“当然，都是一块钱的纸钞，他们用一个手推车交给我。”我听到他在电话那头开心地笑起来。接下来几天，我每天用医院的电话打给他。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我生病的消息上了报纸。
我不得不向他吐露了实情，说只是做了一个心脏搭桥手术，而且很成功(我没提是五重搭桥手术)。
“那前两天和我说话的是谁?”
我解释，那也是我，和现在的我是同一个人，而且我周末就能出院了。
“为什么瞒着我?”他苍老的声音听上去很威严。
“因为您知道了也帮不上什么忙呀。”我试图缓解气氛。
“还记得你上大学时，你妈妈动手术我们瞒你的事吗?”
“不记得了。”我老老实实回答。
“你当时暴跳如雷，你说，我们是不是一家人?以后别瞒着我。我现在也要问你，我们是不是一家人?”他的语气很严肃，不像一个随时可能被上帝带走的老人。
这就是父亲，他病得那么严重，却始终为我悬着一颗心。在医院那几天，我每天祈祷，好好活着，在我恢复力气以前；好好活着，在我能办事情以前：在我自身难保时，请一定要让我的父亲好好活着。
什么事你都不准忘
三个星期后，他死了。经过12个小时的折磨，他于第二天中午停止了呼吸。他用一种令人敬畏的爆发力呼吸每一口。这是他一辈子倔强坚韧的写照。
我无法把照片里那个健壮结实的男人和病床上饱受折磨的父亲统一起来，我绞尽脑汁让他们合二为一。
我请求医生让我和他单独待着，我打量着呼吸器，亲了亲他沉陷的、被摧残得面目全非的脸，我听见自己轻声对他说：“爸爸，我只能让你走了。”他已经有好几个小时不省人事了，也听不见我的话。可心恸的我还是流着泪一遍一遍重复这句话，要让我如何相信，这就是我们的诀别?
之后，我跟着他的担架床一起走进停尸房，然后坐在床边，我握着他的手，抚摸着他的额头，对他说各种各样的，他再也不可能听到的话，爸爸啊爸爸，从此，我就是孤儿了呀。
最后，我们用祖传的寿衣，包裹了他的遗体。
过了六个星期，凌晨四点钟左右，他穿着一件白色钩织寿衣来责备我，他说：“我应当穿西装，你做错了事。”我尖叫着惊醒。这个梦让我明白，不管在我书中，还是在生活中，我都永远作为他的小儿子而生，并且始终具有这种意识，正如他将作为父亲而生，而且是那个无论我做什么，都会给我下判决的父亲。
我知道注定有些事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从我们的脑海消失，可是，关于父亲的那些事，我命令自己，永远不要忘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