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美国梦》中的存在主义评析

小说《一场美国梦》是美国当代文坛四杰之一――诺曼・梅勒的存在主义代表作。诺曼・梅勒是最能反映时代重大问题的美国当代犹太裔作家，是一位公认的才气横溢的作家。他上过前线、当过导演、参加过纽约市市长的竞选。他的作品之多创作期之长，让其他作家惊叹；他参政的热情之大，也许会让真正的政治家咂舌。他的那些针砭时弊、发人深省的文章曾经给人们带来过酣畅淋漓的痛快。有人将他与英国文坛上的斯威夫特进行比较，有人将他看作是美国知识阶层的代言人。他的不断探索精神与提倡“非虚构小说”的创作拓展了“美国文学传统的界限”，为美国文学的实验性提供了鲜明而生动的典范。他的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他对人类生存的关注，对现代人的生存及他所生活的美国社会的关注。这种关注主要从他对现代社会中的暴力现象、对生与死等问题的思考中得以体现，他的这些思考构成了他小说的永恒主题，甚至也可称是整个社会与时代的主题。

《一场美国梦》创作于1965年，当时的美国是经济上一片繁荣，而思想和文化领域却异常动荡。冷战的阴影笼罩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民权运动此起彼伏，青年一代中出现以嬉皮士或雅皮士为典型的反传统、的文化思潮，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作家用“存在主义”的哲学观和世界观反映美国社会人的生存状况。小说《一场美国梦》的主人公罗杰克――大学存在主义心理学教授、电视明星、社会名流――就是梅勒根据这样的社会现实塑造出来的人物。由于和集权力财富于一身的资本家凯利的女继承人德博拉相识并结婚，罗杰克曾一度认为自己可以达到美国权力的顶峰。但随后他却放弃自己的政治前途去做大学教授。他的婚姻生活也不美满，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中，罗杰克竟杀死了德博拉并把尸体从十层楼上推下去。为躲避警察的调查和岳父的追杀，罗杰克历经磨难，最后逃往中美洲。梅勒在这个反映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东部知识分子充满了疯狂和不确定的冒险故事中，体现了以下的存在主义主题：

一、美国社会是一个非理性的极权主义社会

在描述罗杰克和凯利不同的人生追求和生活态度时，梅勒表达了他的观点。他认为：“所有精神变态者或半精神变态者的最大特征就是他们正在试图为自己创造一个新的神经系统。”他的精神变态者或半精神变态者指的是存在主义者；创造新的神经系统即旧的价值观建立新价值观。小说中的罗杰克是梅勒的“新英雄”的代表人物。在人人追求金钱和权力的美国社会，罗杰克自然会被认为是精神变态者。因为，他放弃了大好政治前程，选择在大学里教授存在主义心理学。表明他不屑于不择手段地追求金钱和权利，不愿和美国上流社会的政客、资本家们同流合污。换句话说，罗杰克有他自己的“美国梦”，他也追求飞黄腾达，但反对危害他人，损害社会。但这样的想法在当时的美国社会是行不通的，最终他连立锥之地都失去了。

和罗杰克相对的反面人物是他的岳父凯利，他是梅勒根据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塑造的代表人物。身为大财阀，凯利处于权力和财富的巅峰。他的思想、言行充满统治阶级的特征：堕落、贪婪和残忍，权力和欲望高于一切。凯利对女儿德博拉的所作所为就是一个典型事例。他在德博拉年轻时她使其成为他的情妇。一旦德博拉反抗他就想杀掉她以防自己的罪行被泄露。而在德博拉和罗杰克结婚后，凯利取消了女儿的继承权并派女仆路塔监视他们。在获悉罗杰克杀死德博拉时，他松了一口气，并不真正想为女儿报仇。

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对罗杰克和凯利的不同态度也反映了作者对上述两种价值观的态度。德博拉不惜失去继承权也要和罗杰克结婚；凯利的情妇彻莉和路塔先后向一文不名的罗杰克表示愿意和他一起分享凯利的权力和财富。梅勒通过小说描述了在充满混乱和不确定性的美国社会里，掌握了财富和权力的统治阶级给他人和社会带来生存危机。而要使人们摆脱这种危机重新建立新的价值观体系，个人的力量是极其微小的。因此，在小说中虽然罗杰克得到了普遍的同情，却无法在美国社会立足。

二、对“死亡”的极端恐惧以及对生的渴望

梅勒认为：“社会是谋杀者……”，人们“被迫生活在被抑制了的知识之中……可能像在巨大的统计机器上的一个数码一样地死去”，死亡随时随地威胁着个人。罗杰克对死亡的恐惧主要是战争引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浩劫，它在人们心灵中留下了永远都无法平复的创伤。虽然罗杰克是战斗英雄，荣获十字勋章，但他脑海中反复出现濒临死亡的第四个德国士兵的情景，罗杰克认为自己的成功是建立在他人的死亡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放弃了从战争中获得的一切荣誉。

死亡从此与他解下不解之缘，时刻追随着他，诱惑他去自杀，去杀人。罗杰克在婚姻上的失败更拉近了他与死亡的距离。他非常憎恨生活放荡的妻子。但同时黛博拉是他在上层社会求得发展的需要，他们的婚姻使他“与总统宝座前所未有地接近”，这种矛盾的心情成了他的痛苦之源。罗杰克觉得 “与她(黛博拉)生活在一起，我想杀人；与她分手，我内心又产生了自杀之念。”于是，罗杰克独自站在十层高楼的阳台上凝视着低垂的圆月：“我半醉半晕，一半在阳台里，一半在阳台外，因为我已经把一条腿伸出了栏杆……”“我感觉到自己另一条腿也伸出了栏杆，我已经站在扶手的外面，只有我的手指，八个手指在支持我没往下跳。”经过一番激烈的“生的本能”与“死的欲望”的角斗，罗杰克的理智使他放弃了自杀的念头。但这并不足以使他克制自己的暴力冲动，他在和黛博拉剧烈地争吵之后掐死了她。黛博拉的死是罗杰克死亡之旅的开始。随后，把黛博拉的尸体推出窗外，伪造自杀现场的罗杰克受到警察的讯问，警察先给他施压，要他坦白杀了黛博拉，然后又迫于来自上层社会的强大压力只好将他放了。

小说中罗杰克面临的最大的死亡威胁来自于他的岳父凯利。凯利是美国社会中权力、金钱、罪恶等各种社会势力的化身。利益是他进行权衡时铁的准则，他曾经对罗杰克说：“私下里干的事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公众表演――那必须无懈可击。”罗杰克害怕见到凯利，因为凯利早就看穿戴博拉不是自杀，是被罗杰克杀死的。但他不急于为女儿报仇，却要以此相要挟，让罗杰克和自己合作，否则就杀了罗杰克。罗杰克拒绝了凯利，他必须走完三十层高楼阳台的三边栏杆才能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栏杆的宽度不超过四十厘米，长度加起来二十多米。一边是深渊，粉身碎骨的厄运正等待着他；另一边是社会恶势力，随时准备置他于死地！罗杰克勇敢地走完了栏杆并把凯利打倒在地，这象征他完成了自己的赎罪与新生，摆脱了死亡的威胁。

在杀害了德博拉之后的三十多个小时里，罗杰克经历了许多死亡的威胁，每次都是死里逃生。从中他体会到了深深的恐惧。

三、用暴力的手段满足自我

为了自我感觉的满足，“希波斯特”往往不惜付诸暴力。梅勒认为希波斯特肯定是“粗野的人”,“他相信个人的狂暴行为总是比国家的狂暴行为更得人心”。

在《一场美国梦》中梅勒正是带着这种存在主义的目光审视着他周围的一切，审视着罗杰克所在的世界，审视着罗杰克杀死他妻子黛博拉的动机。罗杰克为了他的政治野心与理想“以为通往总统宝座的入口处就在这个爱尔兰女人(这个女继承人)的心里,”认为当时他“正是站在通往总统宝座的门槛上”，于是，他追求黛博拉, 最终与她结婚。可是面对黛博拉，犹如面对美国社会，一切都成为可能，谎言与真理没有界限。他不了解她的过去，不了解她的现在，不了解她的经济状况以及她与她父亲的关系，不了解她孩子的父亲是谁，不知道她究竟为何情绪变化莫测，不知道她有多少情人以及他们又是谁。他为了向她证明自己不是个懦夫，在一次宴会上将向他挑战的对手打败。对于黛博拉，罗杰克是带着“自我的怒火去爱她，”他简直是“恨死她了”。但是，正如罗杰克说的，“我的憎恨像是一只鸟笼，它锁住了我的爱，我不清楚我是不是有力量摆脱枷锁。与她的婚姻是我的自我的支架，去掉支架, 我也许就成了一堆烂泥。”因为“有她在我身边，我有了力量，我成了纽约的一个活跃人物，谁说得准我今后会不会是个大人物。”罗杰克始终摇摆在这样的矛盾心理之中，他恨她，但又不得不爱她。如此两难的境地诱发出罗杰克心里的暴力因子，罗杰克最后终于释放自己压抑许久的怒火，掐死了黛博拉。

在罗杰克和岳父凯利的较量中，虽然凯利拥有可以支配美国的权力，罗杰克还是选择用武力对抗凯利的威胁。这非常符合梅勒为“希波斯特”设计的“无论付出多大暴力的代价也要复归自我。”的行为模式。

四、产生信仰危机

梅勒认为：“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存在主义者，……就必须信仰宗教。”有神论的存在主义者认为上帝是物质世界的最终本质。他是宇宙中的爱，公正和善良的象征。但《一场美国梦》中的上帝正在忙于和魔鬼斗争，这使罗杰克产生了信仰危机。在罗杰克当选为国会议员之前，他谒见了红衣主教。主教大人问他：“孩子，你信仰上帝吗？”“是的，阁下。”罗杰克回答。但事实上，当罗杰克受到死亡威胁时上帝并没有帮助他。罗杰克被迫服从神秘力量的引导。上帝也没有惩罚邪恶和暴虐的人；他在人间的仆从――教会，甚至接受凯利的贿赂，堕落成魔鬼的人。结果是，像凯利这样的人变得更加蛮横和不择手段。凯利甚至自称是“魔鬼的律师”。罗杰克在一个电视节目中宣称“上帝正在忙于和魔鬼的斗争中，上帝可能失败。”

罗杰克和凯利两人不同的人生道路显示，在真实的美国社会，只有那些信仰魔鬼，为魔鬼服务的人才能实现“美国梦”。小说里上帝的困境使人们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人们生活在一个混乱颠倒的世界中，他们只有信仰和服从魔鬼才能在这样的世界生存下去。但罗杰克仍然不服从魔鬼的统治，坚持和社会现实抗争。

罗杰克和凯利两人不同的人生道路显示，在真实的美国社会，只有那些信仰魔鬼，为魔鬼服务的 人才能实现“美国梦”。小说里上帝的困境使人们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人们生活在一个混乱颠倒的世界中，他们只有信仰和服从魔鬼才能在这样的世界生存下去。因此，《一场美国梦》的结局是悲观的，代表了梅勒思想的罗杰克不能从上帝那里得到帮助以摆脱死亡的威胁，只好离开美国到中美洲游荡。

参考文献：

[1]谷红丽：《诺曼・梅勒与美国文学传统》，《外国文学季刊》，2005.3。

[2]刘放桐等编著：《现代西方哲学》（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91。

[3]陆凡：《评诺曼・梅勒的〈白色黑人〉》，《文史哲》，1979.2。

张长江：甘肃中医学院公共课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