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摘要：本文在对国外信用征信模式进行重新研究审视和对国内信用体系建设经验认真分析总结的基础上，针对目前我国信用体系建设中存在的瓶颈问题和体制，借鉴国内外经验和创新，论述了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发展模式、路径选择，最后归纳总结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特色信用体系总体框架设想和有关保障措施的建议。

关键词：信用体系；发展模式；路径选择；总体框架；措施保障

文章编号：1003－4625（2008）10－0078－04中图分类号：F830.6文献标识码：A

我国发展处于关键时期，改革进入攻坚阶段，面对新的形势和发展机遇，需要在进一步研究借鉴国外发展模式，认真总结国内试点发展经验与问题的基础上，破解信用体系建设中的瓶颈问题和体制障碍,进一步理清发展思路和找准工作的着力点，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信用体系模式框架探索出路，促进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一、发展模式

理清征信和信用体系建设或发展模式问题，有必要从“模式”本身谈起并从中得到启示。从国际角度看，征信在西方国家已经有了100多年的历史。世界征信业发展至今，主要形成了美、欧、日三种模式。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以商业征信公司的商业化运作为主体的市场化征信模式。其主要特点是，信用法律体系和政府监管体系完善，征信服务机构都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民营机构，没有公共的信用调查机构。在业务范围上有明确的界限：邓白氏公司（Dun & Bradstreet）占据了企业资信调查的绝大多数份额；消费者信用报告主要由三大信用服务机构――全联（Trans Union）、艾可飞（Equifax）和益百利（Experian）提供；在资信评级行业，目前美国主要有穆迪公司(Moody)、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 and poor’s)、菲奇公司(Fitch)。二是以欧洲一些国家为代表的以中央银行建立的中央信贷登记为主体的公共征信模式。其主要特点是，公共信用信息调查机构主要由各国的中央银行或银行监管机构开设，并为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能服务。其信息的获得是通过法律或决议的形式强制性要求所监管的包括银行、财务公司、保险公司等在内的所有金融机构必须参加的公共信用登记系统。按照对等的原则，信用数据也只向金融机构提供而不向社会其他需求方提供。近年来，欧洲国家也出现了与公共征信系统互补的私营征信局。三是以日本为代表的以银行协会建立的银行会员制征信机构与商业性征信机构共同组成的混合型征信模式。其运作形式是，以银行协会、信用卡协会以及消费者信用协会等建立的会员制信用服务机构，加商业性信用服务机构，共同组成社会征信系统。日本的征信机构均采取会员制，信息的采集和使用均面向会员。另外，征信机构只是如实的登记客户信息，而不对客户资信进行信用评级或任何风险权数的计算。

比较这三种征信模式：（1）美国拥有高度发达的私营征信体系和世界顶级的信用管理公司，并逐渐向欧洲、拉美和亚洲等国家扩展。以私营市场化运作为主，市场的启动和认可是完全依靠市场经济法则，靠行业的自我管理而成长，利益导向是核心，而政府则是通过立法来规范各方行为，使各方参与者均能按照一定的游戏规则，遵循市场规律自由地开展竞争，信用市场活力旺盛，信用服务效率高。当然美国模式对信用立法和行业监管的要求比较高，并且随着信用交易规模的扩张，信用风险也不断加大，盗用身份欺诈的犯罪行为比较猖獗，安达信案件使美国的信用制度受到新的挑战。（2）以中央银行建立的中央信贷登记系统为特征的欧洲模式，以公共征信体系见长，以强制性的公共征信为主，政府仅负责提供立法支持和监管征信体系，征信机构的存亡，取决于其在多大程度上满足投资者的需求。但由于中央银行信贷登记系统掌握了企业和个人的信贷信息，中央银行在征信监管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欧洲模式设计的主导思想是保护金融系统安全和个人隐私，但是征信系统不向社会提供服务，不能有效地形成覆盖社会的失信惩戒和风险防范机制。（3）日本模式的主要优点是能较好地覆盖信贷信用、零售信用和服务信用等领域，但存在征信机构过多，不利于全面掌握客户信用状况的问题。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征信体系，必须在尊重和借鉴国际惯例和经验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才能取得成功。考虑到我国征信体系建设的迫切性，市场优胜劣汰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必要的法律建设和市场环境的培育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在现阶段，采用政府启动和政府推动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发展方式或模式比较符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

当然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在我国的征信体系和信用制度建设的实践中，由于不同的理解和自己不同的背景与基础条件约束却形成不同的操作模式或做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上海、深圳、浙江、北京4种代表“模式”。（1）上海模式可归纳为政府推动，市场运作。上海从金融领域起步，先个人征信后企业征信服务系统建设；先同业后向其他信用领域延伸；由政府指导推动联合征信、第三方中介按市场规律运行，比如上海资信有限公司已颇具实力其联合征信业务有很大影响。（2）深圳模式为法律规范，政府推动，市场化运行。深圳市先以立法规范而后政府推动实践；先依托工商市场主体登记信息数据库建立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同时以人民银行深圳中心支行为主联合政府相关部门推进个人信用征信服务系统建设；由政府主导建立一个统一、权威的信用信息数据库作为信用体系的基础，授权原银行系统组建的深圳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为主承担企业和个人信用征信系统建设和增值服务。（3）浙江的做法则是政府搭建信用数据平台，营造信用环境，对信用信息的加工则没有限制。在建设推动上，制度先行，信用立法工作较为超前，强化政府信用，提高企业信用，推进个人信用；鉴于企业信用不良问题一度很突出，首先从企业信用入手建设企业信息查询系统，进而向其他领域铺开，同时在信用信息的加工环节体现市场化原则。（4）北京市信用体系建设在“政府推动市场化运作”模式下市场化运作特征明显。北京以工商信息为基础形成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的平台，以市场化方式设立的民营中介机构较多，业务活动较为活跃，只是政府统一推动和协调指导方面显得有些滞后。大量民营信用服务中介机构苦于没有信用数据原材料而发展较为困难，在深度和广度上都不如上海。

从上述4种代表“模式”和全国各地信用征信建设发展情况看，大多数属于“政府驱动型”模式，政府不仅是征信市场的监管者，而且是征信业发展的直接推动力，有的还直接参与发起设立信用评级机构。这种做法的最大好处就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信用体系框架，但是，这种运作模式有着很大的弊端，从信用信息的采集到加工都有着很强的政府行为色彩，信用市场的效率公平权威性难以保证。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达程度也不同，不可以按统一的模式来发展信用体系，但是，政府推动市场化运作方式就是要坚持市场为主导的正确方向，政府不能直接或间接介入商业化过程，以免走以前国有企业的老路和形成新的行业垄断。应坚持政府指导推动联合征信，独立第三方中介按市场规律运行。信用体系建设也不能政府“一头热”,要充分发挥政府、行业组织、企业、公民和信用服务机构等各类主体的作用,尤其要大力发展社会化的信用服务。不过,由于信用服务行业涉及国家信息安全、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不能实行完全的自由竞争,必须坚持特许经营。我们应在上述完整的意义上，理解和实践我国政府推动与市场运作的信用征信体系建设发展模式。

二、路径选择

我国信用体系建设已经走过近20年的历程，下一步应该如何积极推进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从全国各部门和各地的建设与发展情况看，目前信用数据的部门垄断和采集困难是制约信用市场和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主要障碍。

从本质上讲，社会信用体系是一种保证经济良性运行的社会机制。它以有关的信用法律法规为依据，以信用专业机构为主体，以合法有效的信用信息为基础，以通过成熟的市场主体为市场提供面向个人和企业、覆盖社会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信用服务为手段，创造一种适应并规范信用交易发展的市场环境，保证市场经济的公平和效率，促进市场经济向以信用交易为主的信用经济健康发展。由此看来，信用体系应该包括有效的监管体系、法律体系和发达的信用服务业，信用服务业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程中的一个重要基础性、关键性组成部分。建设社会信用服务体系不仅要建立权威、强大、统一、完整的数据平台和查询系统，更重要的是要形成发达的社会中介商业性信用服务业，由成熟的市场主体为市场提供面向个人和企业、覆盖社会领域各个方面的信用服务。而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看，两方面的重要建设都需要实现信用信息的公开和共享。所以，信用数据的有序开放和依法采集成为目前积极推进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突破口和有效路径选择。

事实上目前我国的信用信息系统大致分成为三块：一是国家有关部门建设的同业信用信息系统，如银行个人征信系统及企业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工商企业行为警示系统、税务信用等级信息系统、商务领域信用信息系统、法院诉讼记录系统等；二是地方政府主导建立的区域信用信息系统；三是信用服务中介机构在开展业务过程中建立和积累的数据库。目前，除个别小范围的试点地区和企业外，这三块信用信息系统之间互相分割，各自为战，信息不能共享，银行系统没有非银行的信用信息，区域系统有的没有银行的信息，中介机构建立的数据库规模小覆盖面有限，数据项不全。由于目前信息渠道分割与垄断，不仅强大、完整的信用信息数据库建立不起来，进而也使信用中介机构的发展失去基础信息数据支持，已构成社会联合征信发展的巨大障碍。所以，打破信用信息封锁和垄断,实现信息公开和共享，整合各方资源和推进联合征信是目前的主攻方向和必然选择。

其推进的路径：一是从宏观层面或纵向讲，国家各有关部门的信用信息要互相公开和共享；二是从区域层面或横向讲，地方政府主导建立的信用信息系统要不断向更大的经济区域乃至全国范围拓展融合，共建共享。其推进的内容：一是实现信息公开披露和共享，促进建立若干强大、完整的信用信息数据库；二是通过信用信息依法、有序向中介机构开放，促进信用中介机构的发展和活跃。其推进方法：一是通过全国的统一规划和法律制度安排，保障促进信用信息公开和信用体系共建与共享；二是通过进一步鼓励、支持和扩大地方、经济区域信用征信体系建设试点，有效强制突破信用信息分割的羁绊，促进信用信息开发和信用体系共建与共享，在这方面已有成功的范例和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最终实现全国部门、区域间信用信息的有效连接，实现资源整合与信息共享，并逐渐统一信用技术标准和工作规范，达到全国征信体系统一。

当然，在上述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诸多推进中，一个重要方面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银行征信系统与其他部门信用信息系统以及中介机构的关系。（1）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命脉和核心。总理曾专门批示指出“社会征信体系建设从信贷征信起步”，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目前由人民银行推动建立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已顺利实现全国联网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实现了成功的起步。（2）鉴于央行信用信息数据库体系还是一套内部系统，在信贷征信成功起步的基础上，应适时和尽快拓展征信领域并最终扩展到全社会，向联合征信发展。并且银行为了能给客户提供更有效的服务，应积极寻求有效的途径，发挥各自的优势，积极开展与社会信用中介机构的合作，利用外部系统和相关征信力量。（3）逐步形成银行征信及其信用信息服务系统既独立存在，又与联合征信系统及众多第三方中介商业性征信服务机构合作竞争共赢的格局。其主要理由和依据：一是鉴于历史形成的银行征信信用系统在我国社会信用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作用，目前社会上不同程度存在的银行征信也完全转化为第三方征信的认识，恐怕是不太现实的。二是2007年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建立全国范围信贷征信机构与社会征信机构并存、服务各具特色的征信机构体系”，这是比较符合我国实际和发展趋势的，是正确的。三是也符合国际惯例。经过170多年形成的世界三大信用征信模式中，欧洲模式凸显了央行及银行征信系统的优势地位作用；日本模式则是以银行协会建立的银行会员制征信机构与商业性征信机构共同竞争发展的混合型信用征信体系。我国是后起的征信国家，要形成后发优势，所以必须既要吸收欧洲、日本模式的合理成分，又要强调美国模式的市场机制及第三方中介商业化的活力作用优势。

三、总体框架设想与政策措施保障

（一）总体框架设想

基于以上研究分析，我们归纳总结提出如下中国社会主义特色信用体系总体框架设想：按照法规规范、政府推动、市场驱动、特许经营、市场化运作、专业服务的方向，建立以全国公共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为基础，以信贷征信机构和信用中介机构为主体，以行业协会自律为前提，以信用管理法律为依据，在政府宏观调控下服务各具特色、合作竞争有效有序、健康发展的多层次、全方位的社会信用体系。最终形成体系完整、分工明确、运行高效、监管有力的社会信用制度基本框架和运行机制。

（二）政策措施保障

社会信用体系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配套建设，联合推动。国外征信和信用体系建设发展模式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借鉴：一是全民现代信用意识是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前提；二是完善的信用立法体系是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础；三是发达的信用中介机构和完善的征信市场是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核心；四是政府的支持推动和市场化运营是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关键；五是健全的执法机构和高效的失信惩戒机制是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保障。以上几点也是我国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过程中暴露出来的薄弱环节和需要继续努力的主要方面，所以要配套建设，积极稳妥地推动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发展和完善。

鉴于这方面的文献较丰富，在诸方面已有原则性的讨论，不再作全面的展开论述；同时由于信用立法的极端重要性和我国《征信管理条例》正在征求意见和修改论证中，这里仅就信用法规体系保障建设问题谈些意见和建议。

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运营全过程都需要法律、法规支撑。到目前为止，只有上海、深圳出台过关于个人和企业征信方面的地方专门法规，国家层面尚没有统一的有关社会征信体系方面的法律、法规，这使得构建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法律基础薄弱。大量可以开放的信息封闭在行业主管部门手中，部门之间因缺乏法规约束而难以协调。当前制约联合征信开展的瓶颈问题是缺乏强制公开信息、有限制披露信息和保护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法规。根据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如美国的《公平信用报告法》、《平等信用机会法》和欧盟的《数据保护纲领》、《个人自动文档保护公约》等是所在国家和地区信用立法的核心。而目前人民银行起草、正在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征信管理条例》（简称《条例》），主要是对征信机构的市场准入和业务范围进行严格界定，体现了征信市场监管者立场，而对于信用信息占有者只有提供、披露义务的原则性规定，缺乏强制力。《条例》也缺乏信用信息开放范围、采集方式、信息处理和传播限制的界定，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此外，一些现行相关法规也亟待修改和补充完善。比如，我国仅在《民法通则》、《合同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规定了诚信守法的法律原则，《刑法》中虽有对诈骗等犯罪行为处以刑罚的规定，但缺少与信用制度直接相关的立法，并未对社会信用制度和体系的构建进行立法设计。在政府开放必要的企业和个人资信信息和数据方面，没有明确的制度和规定，从而制约了社会信用数据的开放和联合征信的进程。建设征信和信用体系应该有法可依，要加快法规建设步伐。由于我国征信业发展历史不长，地区间、城乡间发展不平衡，许多相关的现行政策法规尚需要修改，因此制定全国性专门法的时机还不成熟。建议将人民银行代国务院起草的《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尽快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争取早日以行政法规的形式颁布。建议该法规应规范的重点：一是强制有关行政机关和社会部门以商业化或义务的形式向信用中介机构开放；二是规范信用资料的公开、合法、正当的收集与使用；三是加强信用行业管理，监督中介机构，制裁各种违规行为；四是保护商业秘密、个人隐私权和国家信息安全等方面的法律规定。待条件成熟时，借鉴发达国家的信用立法实践和征信的国际法律，制定出台国家信用基本法，为信用管理确立基本的法律制度框架，创造一个信用开放、公平享有信用信息和促进与规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发展的良好法律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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