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与韩愈碑志文创作对比研究

摘 要： 东汉时期的蔡邕和唐代的韩愈代表了碑文史上的两大高峰，两人的碑文创作各有千秋。本文从碑文结构形式、形象塑造方式、感情表达方式三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从而管窥其不同的创作风格。

关键词： 蔡邕 韩愈 碑志文 对比研究

碑志文是散文研究课程的研究内容之一。碑之物始于春秋战国，从《仪礼》和《礼记》相关内容来看，辨时间之碑、拴牲口之碑和下棺之碑已在其中有所记载。秦汉以来，碑才逐渐转变为作墓葬标志或追述逝者功德政事之用，于是镌刻在碑上的文字才逐步作为一种文体保留下来，并逐步演进，碑志文（狭义碑文，即墓碑文）由此随之产生和发展。

在碑文的发展过程中，有两个不得不提的重要人物，那就是蔡邕和韩愈。他们分别在汉末和中唐将碑文写作推向无法逾越的高峰。蔡邕的哀铭碑诔备受当时及后世文人推崇，也是蔡邕最擅长的文体。邓安生先生曾经做过统计，蔡邕现存的碑铭大概有五十多篇，约占了他作品总量的三分之一。因此有人说，蔡邕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是由其碑文的成就确立的，其实也不为过。正是他无可比拟的创作才华将碑志文抬升至第一个历史高峰。俗语有“盛极而衰”的说法，继蔡邕之后，碑文在庾信和李邕的手中虽然还闪烁着夺目的光辉，但终究有转向颓势的迹象，这种情况直到唐代韩愈碑文的出现才得以改观。韩愈一生创作碑志文共76篇，包括神道碑铭、墓志铭、圹名、墓表等，就篇目数量来说，是位居唐代作家首位的，其质量也是唐代首屈一指的。因此，碑文在汉末以后又迎来全新的极致。

蔡邕和韩愈的碑文虽同时为后人称奇，但二人的碑文是各放异彩、各有千秋的，在碑文结构形式、形象塑造方式和情感表达方式等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碑文结构形式不同

就一个整体来说，我们可以将文章的形式分两个大类，一是结构形式，二是语言形式。

（一）蔡碑开碑文体例之先

在汉代，碑文基本上由三个部分组成，即碑额、碑序和碑铭。碑额是指碑文的首行，也就是今天意义上的标题。它一般用来标示墓主人的身份、姓氏或者表明立碑的宗旨，而碑额往往并入碑序。碑序往往是记叙墓主生平的主要经历，也包括其家世、籍贯、仕宦、卒葬等内容，并且按照一定的顺序组织结构。而碑铭则是以韵文的形式对墓主人加以称颂、评价和纪念。

这种形式的碑文最初就是由蔡邕开启的，他的碑文几乎都不出其外。

例如《陈太丘碑》，开篇“先生讳，字仲弓，颖川许人也”就是介绍陈太丘其人的，陈的德行，说他聪敏好学、内兼九德、仁义爱人、进退有度。接下来的“四为郡功曹，五辟豫州……故时人高其德，重乎公相之位也”，讲述陈一生的为官经历，用他生平的种种遭遇和言行表现陈其人为官有道、政绩显著，但最终却没能得到重用的惋惜之情。最后则是陈的身后之事及铭辞了，大将军派专人前去吊唁，并给他定谥号为“文范先生”以示尊崇。朝廷并派官员参加其葬礼和撰写碑诔之文，场面备极哀荣。铭辞主要是再次称颂陈的品德和为人。

整篇碑文规整有序，是按蔡邕一贯的作风来写的，碑额、碑序、碑铭俱全。《郭有道碑》、《太尉玄乔碑》等碑文莫不是据此种写作体式来完成的。

这种形式固定、体例完备的碑文为蔡邕所开创，并经后人传承、修缮，最终成为后世碑文的正统规格，蔡邕的碑文也一向被视作碑文的正宗。

（二）韩碑结构之新变

韩愈的碑文虽然也有常规格式的写法，但是作为“文起八代之衰”的他，碑文写作则突破传统的体例格式，力求有所创新，常常因内容的需要而改变其形式，让形式为内容服务，因此他的碑文行文不拘一格，具有新奇的独创和灵变之风。

韩愈力求创变的碑文有几种情况，碑文在碑序中一般会记叙墓主人的经历，包括家世、籍贯、仕宦、卒葬等，韩愈的碑文并非都按此等程序，有的顺序会有所调换，有的会省掉其中的某些部分而用其他内容代替。总之，内容会因为人物本身或者事件有所改变。就碑文的组成情况而言，韩碑也常常突破汉碑的传统模式，部分碑文通篇只有碑序，并没有碑铭。

例如《唐河中府法曹张君墓碣铭》，作者开篇即介绍作碑的缘由，张圆的妻子刘氏遣其侍女抱着张圆的小儿子来传话，说张圆生前常私下里称赞先生的文才，凡有作品都能流传于世，如今，张圆遇盗而死，其妻“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沉泯”，于是请求韩愈为夫作墓志铭，这样张圆泉下有知也不会为自己的死感到不幸。于是韩愈在凭吊死者之后写下了这篇碑铭。正如他自己在文中所说一样，“叙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终”，行文接着就是记叙张圆家世及经历来作他的墓志铭。

此外还有《考功员外卢君墓铭》，首先写的是自己及江淮士人对卢君的评价和赞赏，接下来写御史大夫李栖筠请卢君出来做官和李栖筠对卢君的重用，之后是介绍作碑缘由和韩愈的铭辞。

这两篇碑文都不是按照家世、籍贯、仕宦、卒葬等的顺序来组织行文的，碑文内容中还讲述了作碑铭的缘起，这在其他作家的碑文中是极其罕见的。

二、形象塑造方式不同

我们说碑文是对逝者的盖棺定论，因此碑文中就会有一个人物形象，也就是碑铭的主人公，在塑造这个人物形象和表达自身情感的时候，蔡邕和韩愈有着迥异的手法。

（一）蔡碑塑形之法

汉末人物品鉴的社会风气风靡一时，东汉实行察举制来选拔人才，其重要依据就是乡曲之誉和名士品评。名士品评也称清议，就是论人物品行和节操等。蔡邕的碑文写作也深受人物评鉴之风的影响，甚至曾经有文章指出，蔡邕的碑文是东汉后期品鉴人物这种社会风尚的产物。因此，在蔡邕的碑文中，塑造人物时多是从人物鉴赏的角度来写的。

蔡邕十分重视人的才情、品行和先天禀赋，所以在碑文中都会肯定及颂扬墓主人的美好天性和品德。

《汝南周勰碑》说周勰“君应乾坤之淳灵，继命运之期运，玄懿晴朗，贞厉精粹”，意思是周勰怀有源自阴阳二气的美好才性。

《太傅祠堂碑铭》中称恩师胡广“天鉴有汉，山岳降灵。於赫文恭，应期诞生。好是懿德，柔惠且贞”，颂扬胡广有着山川灵气所赋予的德行。

《太尉杨秉碑》、《太尉杨赐碑》、《陈碑》等也无一不对碑主的品德和才情进行称颂，并充分考量，使得碑文极具文化内涵，同时亦让碑主的形象光彩夺目。

由上可以看出，蔡邕在构筑人物形象的时候还是以颂为主的，蔡邕对于立碑刊铭向来有自己的想法和观点，他认为立碑的目的是颂美功德，有功有哉叻侥苁鞅铭墓。在碑文写作中他对墓主的功业勋绩基本如实叙写，不谬称，不溢美。于是不得不提及蔡邕在为人物塑形时所用的另一手法――叙颂结合，写实追虚，以颂为主。

荆州刺史度尚过世后，蔡邕为其撰写碑文，写道：

君资天地之正气，含太极之纯精。明洁鲜于白圭，厉乎寒松。朗鉴出于自然，英风发乎天骨。事亲以孝，则行侔于曾、闵；结交以信，则契明于黄石。温温然弘裕虚引，落落然高风起世。信荆山之良宝，灵川之明球也。爰在弱冠，英风固以扬于四海矣。拜为荆州刺史，仗冲静以临民，施仁义以接物，恩惠著于万里，诚信畅于殊俗。由是抚乱以治，绥扰以静也。帝嘉其功，锡以车服。方将扫除寇逆，清一宇宙，廓天步之艰难，宁陵夷之屯否。

这一段采用了虚写与实述相结合的手法，简单叙述了度尚在任期间“冲静临民”、“仁义接物”和“抚乱以治，绥扰以静”的事迹，大部分篇幅还是以虚笔来颂扬、形容度尚一生的，这样虚实结合的写法能给读者呈现出一个生动而完整的人物形象。

（二）韩碑绘人之奇

韩愈所处的中唐时期正是唐代传奇的兴盛期，大量传奇作品产生于这个时期，加之韩愈偏爱传奇，所以他的碑文更多的有着小说的色彩。他吸取传奇在写法上的精华，在碑文中大胆运用传奇笔法中的细节描写、典型场景和对话描写来刻画碑主的形象，所以韩碑中的人物往往鲜活逼真、立体生动。

以《张君墓志铭》为例，在刻画张彻这一人物时，他这样写道：

“守者以告其魁，魁与其徒皆骇曰：‘必张御史。张御史忠义，必为其帅告此余人，不如迁之别馆。’即与众出君。君出门骂众曰：‘汝何敢反！前日吴元济斩东市，昨日李师道斩于军中，同恶者父母妻子皆屠死，肉喂狗鼠鸱s。汝何敢反！汝何敢反！’行且骂。众畏恶其言，不忍闻，且虞生变，即击君以死。君抵死口不绝骂，众皆曰：‘义士！义士！’”

这段文字是通过张彻的言行来体现他的忠义的，直接采用了张彻及众人的话语，真实还原了事情发生时的场景，有正面描写也有侧面描写，立体展现了张君其人的仁义之举，洋洋洒洒，可谓将张彻的舍生取义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选择材料和处理材料方面，韩愈也是别出心裁的。他一般选材精奇，不落俗套，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不同的人物能体现出不同的面貌，即便是类似的素材，他也能够通过转换切入点而使碑文内容焕然一新。

《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中，王君是位奇人，言行绝非凡士，连求娶妻室也走了一条非一般的“道路”，韩愈选用对话的形式极其生动地描述了王君“骗婚”这一过程。

侯翁说自己甚是疼爱女儿，一定要让她嫁给做官的人，不随随便便将她配给凡夫俗子。王适听闻此女贤惠，想要把握机会，就请媒人求亲，女方的父亲要求王适将文书拿给他看，事件的高潮就发生在这里。

“君计穷吐实。妪曰：‘无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书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见未必取际，幸而听我。’行其谋，翁望见文书衔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与王氏。”

最后，王适终于“骗婚”成功，娶得侯翁之女为妻。这里的选材非常有特色，将故事情节置于戏剧性的冲突之中，让王适这个奇士的形象显得饱满而生动。

三、情感表现方式不同

（一）以颂为主的蔡碑

上文提到，蔡邕的碑文是以颂为主的，他在碑文中要传达的主要是一种对碑主功德的褒奖及对逝者的哀悼之情，这符合碑文向来只“称美”的要求和它作为凭吊之用的功能。

蔡邕在碑文中寄予感情的方式就是使用诸多的修辞手法，比喻、铺陈排比、反问、映衬等艺术手法除了能增强语言的文学性外，也能很好地传达作者的情感。

比如《北海相景君铭》中，“纷纷令仪，明府体之；仁义道术，明府膺之；黄、朱劭父，明府三之；台辅之任，明府宜之。”以相同句式的句子排列起来，不仅气势恢弘，而且咏颂赞美之情非常强烈。

《翟先生碑》：“该通五经，洗洞坟籍，为万里之场圃，九T之林泽。挹之若江湖，仰之若华光。玄玄焉测之则无源，汪汪焉酌之则不竭，可谓生民之英者己。”则化抽象的咏颂为形象的比喻，通过这种文学性的情感表现手法，能让读者更好地领略碑主的德行。

《太尉李咸碑》：“虽元凯翼虞，周召辅姬，未之或逾。”《司空房祯碑》：“门无立车，堂无宴客，衣不变裁，食不兼味。虽易之贞厉，诗之羔羊，无以加也。”均是以映衬突出人物品质，可见作者对碑主的推崇。

（二）褒贬共存的韩碑

相比之下，韩愈的碑文在感彩的渗透上则要强烈得多。他在碑文之中议论、抒情等表达方式都有涉及，改变了以往碑文以叙事为主的惯例。

南京大学博士刘城曾在《试论韩愈墓志文的文体新变》一文中，将韩愈碑文的文体新变概括为六点，他认为，韩愈的碑文不避碑主的忌讳，改变了碑文“称美而不称恶”的铭法；多发议论、抒情，改变了以往的碑志罗列墓主人家世经历的做法；在为他人撰写的碑文中寄托了自己的情感、志向。此三条皆表明韩愈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传统碑文抒感的困境，不再一味赞美墓主人的功绩品德，而是表现出很强的主观爱憎褒贬。

典型如《柳子厚墓志铭》，韩愈一生最敬重柳宗元的人品文风，但在写作这一篇铭文的时候，仍然毫不避忌地指出“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藉，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他对柳氏年轻时的勇于进取仍持异议。

在《柳子厚墓志铭》中，韩愈也下重笔书写了柳宗元为官有道，在任时励精图治，革除了柳州的恶风陋习，兴办教育，更对他广交良朋和豪放的胸襟大加赞赏，但是韩愈并不止局限于此，他还因柳宗元以柳易播之事喟叹世事炎凉，进而大发愤懑：

“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

满纸都是对见风使舵、落井下石的卑劣行径的讥讽和鄙夷，强烈地抒发了胸中的不平之气。

《殿中少监马君墓志铭》中突破常规的末尾也可见其情感的表达，本因转入对墓主人的赞颂之词变成了自己抒发对生命无常、逝者已矣的哀叹和悲痛，自然而然，情真意切。

总之，两位大家的碑文创作是深受时代因素和个人文学造诣的影响，很难说谁优谁劣，而是各有千秋。文中虽从三个方面对二者进行了对比，但只是管窥其一斑，蔡邕和韩愈代表了碑文发展史上的两大高峰，代表了两个时代和两种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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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邵阳学院教改课题“大散文视野下散文研究课程教学研究与实践”成果。

编号：2015JG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