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物权法对私有财产法律保护制度的影响

【摘要】 我国私有财产的保护经历了从非制度化到制度化、从非平等保护到平等保护、从宪法理念到制度架构的历史变迁。私有财产入宪使公民的财产权利由一般的民事权利上升到宪法权利，标志着中国私产的公法保护体系有了良好的开端。本文通过分析《物权法》的实施对私有财产法律保护制度的影响，揭示宪法走向具体法治是私产保护得以落实的路径。物权法也需要在现实中不断完善，为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制度创设良好的实施空间。

【关键词】 私有财产 法律保护制度 物权法

一、私有财产法律保护制度的内涵确定及框架形成

1、私有财产法律保护制度的内涵解析

在市场经济的法制环境中，进行经济活动所使用的物质资料在法律上即称之为财产。根据占有财产主体的不同，我们大致可以作如下划分：由国务院代表人民行使占有权的国有财产；由集体经济组织（如村委会）代表人民行使占有权的集体财产；由公民个人行使占有权的私有财产。

经济体制改革以前的时代是私有财产的贫乏阶段，受计划经济下“配给制”的制约，公民个人所有的财产仅限于生活资料中的生活必需品，以维持起码的生存需要为目的。财产只包括看得见的物和货币，而不包括无形财产。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不断提高，公民私有财产在数量上的增加和结构上的丰富使切实保护私有财产成为人民群众的普遍愿望和迫切要求。私有财产于1982年被写进宪法，第13条将私有财产的含义界定为 “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 《民法通则》第75条列举了个人财产的几种形式，如图书资料、生活用品等，却并未列举生产资料和投资性资产。随着人们收入来源多元化时代的到来，人们越来越关注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机制。2002年的十六大开始倡导“保护公民合法的劳动收入与非合法的劳动收入”的价值理念，2004年宪法修正案提出“公民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草案规定：“私人对其合法的收入、房屋、生活用品、生产工具、原材料等不动产和动产享有所有权”，“私人合法的储蓄、投资及其收益受法律保护” 。这使得私产的范围实现了从有形财产到无形财产的质的变化。

私有财产贫乏的时代，公民财产权利必然是是残缺不全的：不存在知识产权，几乎没有债权，所有权单一代表财产权利，并且所有权中的使用、处分权能限于消费性使用与处分。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公民个人开始拥有了投资的权利，并且投资的权利呈现出日益扩大化的趋势，这使得公民财产权利体系日益趋向丰富和完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人们的财产权利的内容不断丰富，这对中国法制建设提出了重要任务，即建立完善的法律保护机制来保障人们财产权利的实现，而完善的法律保护机制绝不仅仅包括位于上游的宪法，更应当包含民法、商法、物权法等位于下游的实体法和实现程序公正的诉讼法。相对于西方国家的私产保护体系，中国的私产保护只是初成体系，还有许多需要完善之处。

2、四次修宪建立中国对私有财产保护的制度性架构

1982年宪法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主要体现在总纲中，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当我们描述、分析、研究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公民财产权利保护机制的发展变化时，必需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发展状况为基本着眼点。1988年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对宪法11条增加了规定：“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尽管此时没有明晰的财产权利的提出，但为今后私有财产在经济中的涌流奠定了合法的基础。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再次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7条 “国营经济”修改为“国有经济”， 这是国家重视财产所有权的信号，以财产所有权的不同区分经济利益主体，为日后 “私有”的提出埋下伏笔。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又一次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宪法11条修改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提高宣告了国家对私有财产保护的重视程度愈来愈深。“宪法几度修改，通过这种修改基本法的方式确认私有财产的地位，表明了我国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的重视和强化，民营经济的地位不断提高。反映了我们对私人财产认识的深化和保护力度的加大。”

八二宪法颁布后三次的部分修改，修改的内容多集中在经济制度方面，对于鼓励公民积极创造财富和积累财产起到了激励作用，而对于作为广大公民的基本权利的财产权利的保护认识不到位，致使这一期间宪法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保护仍然是有限度的，保障对象还不能涵盖公民生产资料领域的财富；宪法的财产权保障规范也仅仅由保障条款和制约条款构成，由于缺少损害补偿条款而呈现出不完整性；公民的财产权利被写入总纲的基本经济制度中，还没有形成独立的表述。而2004年宪法的第四次修正弥补了这一缺陷。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用“财产权”代替原条文中的“所有权”，在权利含意上更加准确、全面。“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郑重宣告，从法权观念厘清了经济制度与财产权结构，从而使第12条和第13条成为中国宪法关于财产权保护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原则。

纵观私产入宪20余年的轨迹，我们看到，私有财产的保护经历了从非制度化到制度化、从非平等保护到制度保护、从宪法理念到制度架构的历史变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市场经济作为法治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需要私人财产保护机制趋向完善。私产入宪使私有财产权从一般的民事权利上升到宪法权利，宪法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但要使宪法真正发挥作用，不能停留在抽象原则和理念的层面上，必须使其走向具体法治。毕竟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不只是一种政治宣言，在宪法实施中仍存在有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宪法所确立的私有财产保护制度得以贯彻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诸如民法、刑法等其他一般法律规范加以具体落实。二是宪法的司法化。而在目前宪法司法化的实施还存在诸多困境的情况下，保护私产主要依靠下位法来贯彻。这样，如何在民法、刑法、诉讼法等诸多下位法中增加制度供给就成了法治进程中的重中之重。

二、物权法的制定、实施在完善私有财产保护制度进程中的重要意义

宪法学家蔡定健教授说：“保护私有财产不能是简单的一句话，它需要一个由各种普通法构成的法律体系来保障实施。” 2007年3月审议通过并于2007年10月1日正式实施的《物权法》被专家学者们评价为中国民法典诞生的第一步和依法治国进程中的里程碑。物权法的制定与实施，是私有财产法律保护体系进一步完善的重要步骤，是宪法走向具体法治的重要标志。

1、制度意义：通过上位法和下位法的有效结合实现了财产权利的制度化，健全了私有财产法律保护的制度性架构

《物权法》是一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界定、确认和保护产权的基础性法律，从而奠定产权保障的法律基础，它连接了财产关系、经济关系，维护公民的基本经济权利，维护市场主体的经济权利，协调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与其他相关法律相比，《物权法》涉及了财产初始界定，也涉及财产的确认、保护原则。《物权法》是《宪法》中有关保障公民和国家财产权利条款的延伸，进一步解决了《宪法》中没有解决的问题，对社会转型、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的财产关系都有所反映。物权法草案规定，“私人对其合法的收入、房屋、生活用品、生产工具、原材料等不动产和动产享有所有权”，“私人合法的储蓄、投资及其收益受法律保护”，“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私人的继承权及其他合法权益”“私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破坏”。这些规定，进一步完善了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制度，有利于激发人民群众创造、积累财富的积极性，促进社会和谐。关于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的问题，草案规定：“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考虑到各地的发展很不平衡，具体的补偿标准和补偿办法，由土地管理法等有关法律依照物权法草案规定得补偿原则和补偿内容，根据不同情况做出规定。针对现实生活中征收补偿不到位和侵占补偿费用的行为，物权法草案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贪污、挪用、私分、截留、拖欠征收补偿费等费用。”违反规定的，要依法承担法律责任。《物权法（草案）》的制定与实施为公民行使私产保护这一宪法权利提供了务实的保障和“看得见”的救济，实现了通过上位法和下位法的有效结合保护财产权利和完善私产法律保护机制的目标。

2、法治意义：为保护平等主体的合法财产权利尤其是私人财产权提供了最直接的法律依据

《物权法》属于民事基本法，是民事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民法通则》里有关于财产所有权以及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的规定，但是这些规定都过于原则和笼统，难以真正成为物权保护的有力武器。而《物权法》则对于什么是物权，物权的内容，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以及物权的保护进行了详尽的规定，为保护平等主体的合法财产权利尤其是私人财产权提供了最直接的法律依据。“物权法是规范财产关系的基本法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起支架作用。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表示，物权法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在中国的地位仅次于宪法，是落实宪法当中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合法财产权和继承权最直接的法律。”

从下位法的角度界定公民合法私人财产不受侵犯的含义。在依照物权法和其他法律规定确认不动产和动产归属的前提下，无论是国家的、集体的财产还是私人的财产，无论各种市场主体进入市场交易的财产还是不进入市场交易的财产，都应当给予平等保护。草案这样的规定是非常重要的，它明确界定了宪法关于公民合法私人财产不受侵犯的含义，含义之一是公民的合法取得的财产予以保护，公民非法取得的财产不受保护；含义之二是公民进入市场交易领域的私有财产予以保护，公民未进入交易领域的私有财产同样也予以保护，这就为实现党的十六大要求的完善私有财产法律制度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确立了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平等原则，使私产保护具有可救济性。物权法以物权关系和物权行为作为调整对象，通过设置排他力、优先力、追及力，有效的阻止可能对私有财产的侵害。在国民法律意识水平相对发达国家较为低下的当前，物权立法在私有财产保护的权利义务设置上凸显出其重要地位。保护私有财产的物权法的确立成为制度构建的核心，私有财产受到的侵犯事实上主要来自于公权力，如何限制公权力的滥用对于保护私有财产而言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限制公权力的滥用也是物权立法的基本出发点，正如休谟所言，“只要私人经商和私有财产得到社会权力机构的较大保障，社会本身就会随着私人商业的繁荣发达而相应的强盛起来”。现行物权法在我国立法史上第一次确立了公共财产和私人财产的平等原则，体现了极大的理论创新，也是一项伟大的制度创新。现行物权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障一切市场主体的平等法律地位和发展权利”。第四条规定，“国家、集体、私人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将公共财产权利和私人财产权利在法律上不划分政治地位的差别，并且强调对它们的平等保护，这在社会主义国家是第一次，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原则对于解决我国当前行政权力过分强大、民事权利比较弱小的问题，必将发挥强大的作用，对于落实宪法“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原则提供了法理基础。

三、对以改进物权法推进我国私有财产保护制度建设的几点建议

尽管我国现行物权法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尚存在一些不足。例如，物权法本身缺乏规范和制约公权力的限制条款，使私产的保护缺乏现实基础。为此，本文就物权法的改进提出以下建议。

1、界定私法意义上的公共利益，开启保护私权的沉重大门

征收行为始于公共利益，公共利益是行政征收权启动的合法前提。公共利益是政府在公权限制私权过程中的行为边界，也是公民接受限制的行为边界。但公共这一概念本身并不确定，因为无法衡量到底多少私人合集方可称之公共，因而公益是一个不确定的多数人的利益在利益的抉择中理性与公共权力拥有的资源需要平衡。笔者认为，清晰地界定出绝对的公共利益是不现实的，因为公共利益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是变化的。物权法应当做到有的放矢地在修正对公共利益的弹性定义的基础上，针对该定义范围制定一套严格的规范程序且保障其得以监督实施，当出现无法界定时由最高法院综合实际情况做出相关解释。对于混合商业利益的拆迁可以考虑将开发商的部分利润向当地社会以及被征收人进行公共还原。

2、规定公民的法定知情权和平等协商权，完善公民对抗非法“公权力”的保护机制

对于房屋拆迁领域中所涉及到的建设项目批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及最终的拆迁许可等重大事项，应当赋予公民法定的知情权，同时就是否拆迁和补偿标准建立平等的协商机制。只有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时才能对私人财产实行征收。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在私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都采取社会公共利益优先原则，绝对保护私人利益的时代在西方国家也已成为过去。当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时，应当允许对私人财产实行征收。现今土地征用大多是以“社会公共利益需要”为名，而不少土地被征用后又出让给开发商进行商业性开发。法律必须明确区分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只有公共利益需要时才能实行征收，商业利益需要时不应实行征收，而应采取政府批准后按照市场原则由用地人和土地所有权人、土地使用权人协商解决的办法。对私人财产的征用也应采取同样办法。”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人们的财产体系愈来愈呈现多样化、复杂化的趋势。私有财产入宪使公民的财产权利由一般的民事权利上升为宪法权利，标志着中国私产的公法保护体系有了良好的开端。而于2007年实施的《物权法》作为保护公民私产的最直接法律依据，标志着中国私产的私法保护体系的初步形成。上位法和下位法的有效衔接使中国私人财产法律保护制度逐步走向健全。《物权法》的实施使财产权的保护开始迈向具体法治，是中国私人财产法律保护制度的基石和新的起点。法律总是滞后于社会现实的特性决定了《物权法》必然有不尽完善的地方，它也需要在与时俱进的进程中不断审视自身的缺陷和寻求改变缺陷的路径。唯其如此，公民私有财产的法律保护制度才有良好的实施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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