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里克·墨菲生态批评思想管窥

[摘 要]帕特里克・墨菲是美国当代生态批评运动的领军人物，也是国际生态批评理论的杰出贡献者。他著述颇丰，运用巴赫金对话理论从方法论角度探讨和阐述生态批评的建构方式，并为生态批评的多元化、区域化和国际化展开了多途径的尝试，成效显著。本文试图从五个方面探讨墨菲的生态思想：生活教学实践与生态女性主义；生态文学批评的语言指事与气候叙事；横截性生态批评与生物中心主义；自然与文化的生态美学实践；世界政治与生态乌托邦，以期为中国学者了解生态批评的发展方向提供更为清晰、具体的认识。

[关键词]墨菲；生态批评与教学；文学指事；文学环境主义与主观性；生态乌托邦

[作者简介]蒋靖芝，湖南大学博士研究生，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湖南长沙 410082）。

帕特里克・墨菲（Patrick D. Murphy）是美国当代生态批评运动的领军人物，也是国际生态批评理论的杰出贡献者。他著述颇丰，运用巴赫金对话理论从方法论角度探讨和阐述生态批评的建构方式，并为生态批评的多元化、区域化和国际化展开了多途径的尝试，成效显著。墨菲的生态批评学术之旅是政治实践和多学科整合演替进行的。本文通过对墨菲的研究脉络进行梳理，由此管窥当代西方生态批评的发展态势，希望能为中国学者提供参考。

一、生活教学实践与生态女性主义

墨菲教授年轻时曾经参加反战团体，为此父亲中断了对他读大学的资助，于是他不得不卖掉自己心爱的牧马人汽车，凑出学费继续学习。大学本科刚开始主修的是英文，因为他认为文学能改变人的意识，个人的思维方式和人类集体生活的意向是可以改变的，而且为了人类集体福祉是可以重新定位的。但他在选修一门名为“麦尼佩斯讽刺体”的文学批评课程时发现，这与他理想的课程相距甚远，于是转修历史①。墨菲教授在大多数国内学者心中是一位生态批评专家，但笔者认为他首先是一位教师，因为他的研究思想是在教学过程中实践积累并发展起来的。在他教过的一届荣誉学院的高年级跨学科研讨会上，他将写作课程扩大和发展，了解到学生来自各个交叉学科，他就将想要写的书籍和主题以对话的形式让这些学生参与进来。他将这门课程命名为“他者与再他者：生态，性别，文化”，并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应用到环境问题、性别问题及文化研究中②。同时，他还将其理论研究拓展到教学实践中，为学生提供多途径的自然写作训练，或者引导他们阅读自然环境等方面的文学作品。他认为，“环境”一词对学生写作来说太抽象或者只是一种静态的物象，但是环境问题对他们来说就会有诸多迫切的意义，尤其是他们熟悉的一些具体的地方性话题。于是他常训练学生有关“毒物写作”或“人人都住在下游（意指都受到污染的危险）”等主题，后来又在此基础上让他们实践美国/全球都关注的能源危机和气候变暖的主题写作。在写作过程中，他刚开始依据的教材是乔拉・杨（Jora Young）1997年出版的《生态希望》（The Ecology of Hope），因为这本书里学生能读到有关环保的美国社区任务完成的积极案例，同时又可以鼓励他们在将来采取可能的措施，而不只是简单地辩护或描述黑暗和厄运的场景。他也用了比尔・麦克本（Bill Mckebben）的《希望，人类和荒野》（Hope，Human and Wild，1995），从国际化而不只是美国本土化视野来教授学生写作。教授“人人住在下游”是因为他读了桑德拉・斯坦格拉伯1998年写的《住在下游》（Living Downstream），想让学生收集证据然后对数据分析。而后，他又鼓励人文和健康专业的学生对斯坦格拉伯2001年出版的《信仰之旅：一位生态学家的母性之旅》（Having Faith： An Ecologist's journey to Motherhood）这本书进行研究写作。这类书籍和乐观的期刊文章，都为学生提供了更有效的非虚构写作模式环境①。这种写作要求教师有丰富的阅读经验和广泛的阅读材料。墨菲就是将学术著作和非学术著作版本精心比较研究后再根据学生的专业背景进行选择教学，他想通过生态批评教化人们关注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生存。

墨菲在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读本科时遇见了一位访问学者，后者启迪了他读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的《达摩流浪者》（The Dharma Bums），通过这本书他又了解到了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并开始着手研究他，后来由于某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农民诗人温德尔・贝利（Wendell Berry）。温德尔的诗歌唤起了他童年时代对土地的积极向往，使他恍然间意识到文学批评不再是“无关紧要的透明的艺术”，而是一个作者们高度参与的文本世界，能使批评者在日常实践中反思自己的行为，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和生活，能批判性地、创造性地实现与读者的互动和对话。在完成其博士论文有关美国现代诗歌的研究后，他继续研究斯奈德和贝利两位自然文学作家，然后将学术关注转向了生态文学研究。尽管他早期关注的是地球的性别意象，但对生态女性主义的研究是他对已出现的各种女性主义理论研究比较抵制后才发展成形的②。

墨菲认为，生态女性主义首先是妇女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生活中为自己的生存斗争而产生的一系列实践运动，包括她们的家人以及她们生活的社区在当下环境不断恶化的畸形社会发展形势下，自然成为她们中心阐释的议题③。生态女性主义指的是一种立场，这种立场从历史、经验、象征和理论等方面，在对女性所进行的统治和对自然所进行的统治之间建立起重要的联系。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一开始就特别关注处于边缘地带的妇女声音，同时也极度关注有色人种的妇女的声音，这些可以在期刊《生态女性主义/生态批评》1997年春季版的特别报道“菲比：女权主义者学术杂志、理论与美学”列出的五条贡献中可以看出来。对本土美国人及墨西哥裔作者们的前所未有的关注，是因为他们的写作是如此频繁地明确地表述地方、文化、剥削和压迫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关系④。随后，墨菲将这些文学文本研究扩大到加勒比海地区、中美洲和亚洲。在分析新西兰毛利作家的生态女性主义观点时，他指出：现代文明导致耕地减少，促使女性相互竞争而非分享和供给繁衍生命，这是一种炫耀消费而非必须生产，使得女性身上的权利被剥夺和异化。

由于2000年美国的生态批评都倾向于散文，墨菲认为这是一种“非小说偏见”，他主张需要有一种更具鉴别力的分类，这种分类要有包容性并且能区分自然书写和自然、环境文学，这也包括诗歌、小说和戏剧。他给自然文学下了一个比较宽松的定义，认为其取向就是应该关注自然世界的细节，人类和非人类世界的关系，在整个自然内人性的位置通过想象的再现和哲学叙事表达出来。墨菲认为，自然导向文学作为主体，人物或场景的主要元素要么具有非人类性质，要么是某种文本谈论有关人类和非人类的互动、有关自然的人类哲理，或通过文化也可不顾人类文化将融入自然的可能性。

墨菲倡导生态合作原则，提倡有机食品和原始生活方式并非是一种倒退，反而是一种与环境融合的进步，并且认为这是生态可持续发展最合理的一步，呼吁人类在资本积累和繁衍过程中重视自然和社会的交互作用，不要只重视生产的使用价值而忽略了由此带来的交换价值，那样的话福利自然就会终结。墨菲强调，生存应是地域性的，但也是全球的、面向未来的、综合的，因为它选择地融合了资本主义之前和之后的合作社会关系。对当前包括土地在内全球资源抢夺的理解，是我们重新认识本霍尔德特-汤姆森、米斯、席瓦等人倡导的生存观作用的基础。这不仅是考察南半球地区的经济斗争和种族抵抗，也是了解当代国际女性作家的窗口。这种了解能使我们感激这些作家们所作的努力，并进一步传达并讲授这些作家们所探索的主题。

二、生态文学批评的语言指事与气候叙事

墨菲从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物质理论出发认为，文学指事在生态文学批评中能够唤起批评者的责任意识，同时也强调语言指事是文学活动的一个关键的功能。当然这也包括很多方面，主要的倾向是融合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的跨学科批评。文学批评应该诚实地面对研究的文学文本，生态批评的基本方向应该是支柱性的而不是基础性的方面，是地方性的而不是全球性的。墨菲甚至还提出，为了保护环境应该成立一个不同于WTO的WEO（World Ecological Organization），以此来结盟和聚集力量应对环境变化。WEO应该义无反顾地代表非人类其他物种的基本权益的保障①。

墨菲认为，要在国际范围内实质性地解决当今生态批评面临的主要问题，即：语言的表述以及其他表述（包括虚拟现实）与我们周遭环境的调和关系；通俗文学（尤其是科幻小说）对提升环境责任意识和行为的潜在影响力。文学和文化批评者可以高效地向自然灾害和环境退化的另一个重大影响作出反应，也让我们在环境主体教学过程中反思我们的教学实践以及我们的教学文本的重要性。墨菲将自己作为一个父亲、老师以及佛罗里达州的居民的生活经验，穿插到自己的文学和文化分析中，这样有助于弥合个人和批评之间的鸿沟，有助于增强讨论问题的针对性。墨菲通过理论和应用实践将文学指事简单化，对民族国家以及虚拟现实等问题逐一探讨。墨菲认为，文学的指涉关系存在于作者意指他们的外部世界，甚至有时是有意创造一个想象的虚构世界中，如科幻小说等。读者解读文学是与自己生活的世界及与他们生存那个世界的方式紧密相关的。文学语言的指涉性不是纯语言学意义上的理解，而是一种依赖读者完成的解释世界的过程；可以说，文学语言的指涉性是作者和无数读者完成的。所以，在探讨美国乃至世界文范围内的环境文学议题时，墨菲认为有必要扩大环境文学的阅读群。他也孜孜不倦地将生态批评融合到自己课堂的教学方法实践中，将他的观点放在一个动态的非自然灾害的大家庭框架下，如飓风和全球变暖等议题中来讨论，以吸引读者的批评注意力。

墨菲认为，生态文学的指事具有地域性。“只要略微环顾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大部分的当代农业书写中都是注重区域主义和地方主义。如温德尔・贝利就是将肯塔基州的家庭农业乃至整个南方农村生存的具体问题展开来写作的。贝利的作品中显示了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而非只是站在另外一个人的立场那么轻描淡写。这在他的《好土地的礼物》（The Gift of Good Land）中就再现了一种看护者关怀的模式写作。”①墨菲认为，斯奈德和郝斯（House）作品中的生态地域性是一种政治实践：“这种反民族的生态地域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强调人类栖居是基于食物生产的承载空间以及土地使用的可持续性发展。”②批评的原则应该立足于起点，不要认定有什么宝座可以坐享其成，要以一个原点为起点开展多种形式的批评。倡导本土化解释批评，有助于维持生态批评作为原点的实验性建构批评，以便不断接收更正和修正。地域性批评取向也有助于保持协调多层次鉴赏文学生产的多样性③。墨菲的生态批评提供了对当下文学和文化现象的广泛讨论，且特别着眼于通俗文学体裁（如科幻小说）以及实际的灾难和灾难场景的描写。墨菲的批评理论建立在广泛阅读现代文体（如科幻小说、神话故事、犯罪小说、伪纪录片等）的基础上，这些研究为当代美国自然文学写作提供了令人鼓舞的批评视角，以一种诙谐的笔墨暗讽了当今美国环境文学中再现的傲慢消费观④。

文化意指在文学文本中的关联性是多维度的。墨菲重点研究了生态文学中的性别文化，并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态女性主义观；同时，他还关注生态文学中气候对地球影响的描述，形成了自己气候对文化影响的理解，不过他认为气候对文化的影响是缓慢的并且深受地域的影响。在《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生态批评探索》（Ecocritical explorations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一书的“飓风和傲慢”这一章节中，他阐述了美国政府在应对国家极端气候和人力驱动强化措施方面的反应。他列举了从2004年8月到2005年9月这一年内美国共发生8起飓风事件，风力强度基本是在4―5级之间，袭击了美国几乎整个南部，有些地区还被反复袭击。佛罗里达州是墨菲居住的地方，他深有感触。飓风在美国小说中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主题，有时是作为情节设计，但有时也是文学作品主要关注的因素。这类小说除了潜在的教育功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还伴随着许多非小说里飓风的研究，美国人民以及美国各级政府有关飓风对美国海岸线和附近居民的生活产生的持续的、毁灭性的破坏，表现了持续地令人吃惊的漠视和无知的傲慢。显然单靠科学家和记者们来教育美国人民意识到这种反复发生的自然灾害的现实是不够的，也很难让美国人民明白这些方式是由于美国人的文化价值观、生活方式以及政府政策都加强了飓风这类自然灾害的破坏性。文学作家、批评家还有教育工作者也应该起作用①。

墨菲认为，飓风并不是不可预测的，也是正常气候的一部分，只要美国人将飓风视为“不可想象”的事件，那么他们就不会为不可避免的外部损害做准备，也不愿意重新考虑“准备”这个词的意思，例如没有想到构建灾害应急区域作为长期的准备。这不仅在获得历史经验上有意义，而且在有关三角洲生存和全球变暖导致海拔平面上升的地质资料的预测项目中也有积极的意义。墨菲提及20世纪早期描述热带风暴的书籍，如《艾萨克的风暴》（Isaac’s Storm）描述了1900年艾佳尔维斯顿飓风，《突兀的大海》（Sudden Sea）描述的是1938年飓风摧毁新英格兰的情形。墨菲认为，气候文化的研究应该不仅仅让我们对飓风带来的物理破坏要警觉，而更应该完善气候监管服务②。其实从本质上讲，墨菲所指的生态文学批评的语言指事就是指美国的环境话语，也就是这个国家的主观性话语。“话语的谱系学分析不仅和阐释话语的学科构成有关，它还要‘探求构成我们人类世界的权利体系’”③。

三、横截性生态批评与生物中心主义

墨菲将生态批评和生态女性主义结合起来，于2013年在《横截性生态批评实践：理论问题、文学分析以及文化批评》（Transversal Ecocritical Praxis： Theoretical Arguments， Literary Analysis， and Cultural Critique）一书中提出了横截性生态批评的概念。这种实践的对话是基于苏联理论家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尤其是读者与批评者之间的伦理责任角度提出的。墨菲认为，巴赫金为生态批评阐释提供了各种形式的话语方式，他提供了一种让批评者参与文学文本及其修辞的方法，而这些方法也正是生态批评者们所希望研究的，并能将这些作品的相互关系和形式与我们现实参与生存的世界多途径地联系起来，有些是建构的，有些是需要我们解构的④。墨菲也关注到了西方文学批评的“语言学转向”，这个转向挑战了西方思想传统的认识和本体论模式，他期望将生态批评哲学的关注中心转向语言结构，并以此解构生态批评的美学实践。巴赫金将话语和写作看作是个人行为在某个特定时刻、具体环境组成的结构形态。因此，巴赫金非常强调说话者M作者的社会性影响：一方面，如文化、政治、经济和其他人文学院或参与组织；另一方面，说话者M作者本人作为个体存在的物理特性是受遗传学、生理学、地质学、神经生物学及生态系统其他方面的影响。墨菲将巴赫金理论的开放性运用到生态批评理论的构建中，认为在他者和主体的对话中，应考虑不只把文学艺术看作自足的文本结构的共时体（transgredience），而且要考虑历史社会诗学的范畴。于是，墨菲将斯拉格的“对话实践”⑤和巴赫金的跨梯度共时研究结合起来，提出了横截性生态批评。

其实，横截性（transversality）是微分拓扑学概念，是对空间中两个对象处于一般位置的数学刻画，后来又运用于经济学中，指一个动态最优化的问题。墨菲说：“横截性不仅需要我不断地梳理批评理论，还要经常更新我的阅读有关科学、自然和社会的书籍。在多数情况下，我只是将政治科学和经济学结合起来运用到我的阅读当中。”①他在《劝导性美学生态批评实践》（Persuasive Aesthetic Ecocritical Praxis）一书中解释了加尔文・施拉格的横截性概念：施拉格（Schrag）发展横截性作为一种对话参与并且在差异中丰富囊括了对话交流传递方式的真实性……横截性整体是一次对话沟通的成果，它由多角度的观点、看法、信仰系统和地区间关注②。墨菲从身份特性、与遗传学相关的主体性信息、化身和自我等方面探讨了读者与批评者之间的关系，并将这些范畴引申到崇高的审美范畴的历史角度上来，从生态女性批评的角度匡谬崇高的理解。随后又将注意力转移到消费文化的问题上。借助广泛的例子，墨菲从文学、文化和经济工作的实例中找到利益的道德基础，进行跨学科的生态批评。他分析芭芭拉・金索沃（Barbara Kingsolver）所写的《毒木圣经》（The Poisonwood Bible），通过多个家庭成员就同一主题进行对话的策略，从生态文学批评视角关注种族问题，金索沃以外国殖民者视角讲述了非洲的新殖民主义是生态破坏的另外一种形式。“你们不可以带来蜜蜂。你也不可能把整个世界带到这里来。因为这里没有足够的空间给他们了。”③作者意在说明，西方的牧师致力于给非洲带来拯救和进步，可实际上确实失败了，而且这些牧师们还不承认这种失败。主人公的小女儿妮儿认为，丛林生活让她想起了她们失去了的一切，她总以他者的视角观察生活中的一切，尽管她努力让自己适应所处的环境，其实她更多地是保持以一种主体间性的姿态生活在人群里④。

墨菲认为，生态进步不能与资本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概念相混淆，这些理论在很多情况下都需要新的实践来加以补充说明。如后期资本主义和市场社会主义的新实践，都是被新技术所鼓舞而忽略了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生物圈承载空间的限制⑤，给人类生活的地球带来了持续不断的破坏。要实现地球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应以地球生物为中心而不仅仅以人类为中心。很多情况下，我们的“主体、身份以及躯干还有自我意识，这些因素不能被构建为恒常的，不变的或者是人的唯一特性，或者说，人就是其中某一个或者是至少其中的某一个。应该是这些因素的相互影响存在的过程，一些偶然事件，突发状况和根本性的重新定位等，都会影响这过程。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他们会朝我们设想的情况发展”⑥。应当培养一种生态责任意识，这种责任意识也许会减少需要重点关注的自我认识，但是会帮助我们理解多物种与不同环境间的相互作用。墨菲自创了一个英文词”SIBS”，其完整的英文表述是subject-identified-bodily-selves（主体―身份―身体―自我），就是指人类对待地球的物种应该要像对待自己的兄弟姊妹一样，“睦邻式”①相处生存，这将使我们能够整合或实现共处的可持续性发展模式。文学也会帮助我们理解如何有利于星球进化并且继续能将人作为参与者以期能让地球持续生存。

四、自然与文化的生态美学实践

生态美学在英语世界多指景观设计、环境美化、水资源利用、森林保护以及城市建设的构思构图，有着比较大的实践操作性，所以就有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文化恰好是这两种关系的投射。如果文学和艺术是宣传手段，那么生态批评又会是什么呢？实践生态美学的直接结果就是实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墨菲认为，气候变化在小说中呈现的时间（Kairos）维度问题不应纯粹依赖某个独特的文本、电影、综述或事件等产生的及时发声，而应该关注一些非相关的个人经历，而这些经历会改变一些情景的化学变化，需调整方向。批评者需要考虑文学和电影处理气候变化时的不同风格，无论是虚构还是非虚构手段的价值②。

自然与文化的差异在生态文学中是如何运用语言构建自我表现的？墨菲认为，在苏珊・库珀（Susan Fenimore Cooper）的《乡村时光》（Rural Hours）中，自然包括荒野自然和区域自然。作者以悠闲的文笔让我们见证了实体自然与人类文化之间的交融，还有美国小范围的区域自然（荒野）得以让我们称之为家的地方③。库珀把她的观察日记总结起来对比自然历史和植物以及伦理呼唤，编辑成从春到冬的完整年轮的记录。像梭罗（Thoreau）、利奥波德（Aldo Leopold）、约瑟芬・约翰逊（Josephine Johnson）、玛西亚・邦塔（Marcia Bonta）、安妮・拉巴斯蒂尼（Anne LaBastille）等自然派作家都是这样做的。有的作家没有沿用四季轮回作为组织结构，他们会倾向于把观察到的事实放大到荒野自然与人性自然结合的背景中呼吁采取一种环境伦理。吉尔伯特・怀特（Gilbert White）的《塞尔伯恩的自然历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Selborne）以另外的一种结构书写自然――书信体，这同时也是18世纪英国小说的常用模式④。

性别文化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又是社区的基本组成部分。因此，自然中的自我不是独立于文化和社区的荒野里的自我，而是扩大了的自我在社区和社区本身的定义扩展，兼具自然和文化以及社区边界延伸的生存状态。许多女性主义理论家及文学作品即使在放眼其他问题时，都会涉及讨论一种替代性经济学。需要明白的是，这种替代性经济学包括各种不同但又连贯的影响经济理论和实践范式的改变，同时，这种替代性经济学将会减少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异化，并以可持续发展实践为目标，以便人类社区扩大到能涵盖更大的环境社区之中⑤。墨菲将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与文学环境主义及主观性联系起来，通过小说的比较，从消费主义视角展现消费社会环境下生态女性的生存观。

行动主义和学术之间的界限是长期困扰生态批评者的问题，墨菲处理这个问题熟练、清新直率而且理论严谨。墨菲的批评理论重视读者的反映，他认为：“尽管当今读小说的人已不多，文学和其他形式的审美生产还在继续坚持承诺通过情感的和知识上的持续渗透来促进意识形态的反映，以期能够深深打动一些人。”

墨菲批评的主要是政治科幻和经济类作品，因为他大多数情况下是阅读政治科学和经济类读物，关注时事对环境的影响，倡导跨学科研究。墨菲借用高级宏观经济学术语，来倡导生态批评应该是一种满足一阶条件也同时满足横截性条件的解，提出横截性概念是一个动态最优化的问题，一阶条件是最优化的必要条件，满足一阶条件的解不一定是最优解，但是如果同时也满足横截性条件，那么我们找到的这个解就可以断定为最优解。他其实就是在暗讽当今的商业模式，即用今天借的钱去还以前借的钱的这种消费模式。他怀疑这样能否真正给人类提供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生存状态？当下流行的消费文化有其社会使用的载体，其表达和隐含的目的都是电影和文学所热衷表现的。

五、世界政治与生态乌托邦

墨菲认为，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生态批评的未来在于世界政治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生态美学的焦点是文学意指性和隐喻性相结合的可持续经济实践的过程。墨菲探讨了日本文学和中国文学的消费文化对生态文明的影响。他在分析日本当代作家m布美雪的《她物有所值》和石牟礼美智子的《天堂湖》时，重点比较了小说所展现的消费社会语境下生态女性的生存观。他认为，小说需要一个比较框架来欣赏阅读的复杂性和广泛的应用性，在其意指性和隐喻性上均是如此①。日本社会信用的历史与经济的关系，反映了一部分日本女性的生存观，因为日本女性代表的是日本社会基本消费和奢侈消费的两大群体。在《她物有所值》中，日本女性受债务的驱动，被引诱进信贷公司，被带入一种无法印证自己身份的黑暗世界。宫布描写了日本女性如何反抗社会压力让她们进入过度消费模式，以及在这期间日本女性如何转换为商品，如为还清债务成为性工作者②。墨菲还将两部日本小说和两部中国小说（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和姜戎的《狼图腾》）作了对比，认为这几部小说都是无视事物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以及破坏性经济活动，都将利益放在首位，忽略人类和环境的需求和人类自身利益的警示。《狼图腾》更多地展示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和对话，呼吁人与动物之间的和谐相处。

生态乌托邦是世界政治的一种理想存在状态。生态女性主义一直贯穿在墨菲的生态批评思想体系中，包括他的生态乌托邦也是建立在性别探讨基础之上的。当然，这并不等同于生态女权主义，而是倡导一种与人类生存环境建立紧密联系的理想生态社会。

六、结语

通过分析墨菲的学术专著、学术论文、研究报告、学术旅行以及在与他的对话过程可知，墨菲孜孜致力于美国及世界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构建，积极实践和发展多维度、多层次的生态批评研究。他主张跨学科、跨文化研究和发展生态批评，以期建立多元文化、多学科交叉的生态批评理念，探寻世界范围内的环境危机生态应对策略，这是墨菲教授对本身文化的超越，也是目前世界生态批评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