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望“阳光法案”

“阳光法案”出台的时机日渐成熟，关键在于执政党的政治决断。

2010年“两会”前夕，来自法制网、中国平安网、正义网、人民网等官方网络媒体的统计均显示，反腐败将继续蝉联“两会”公众聚焦排行榜之首。

其中，一些网络调查中，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即“阳光法案”改革，又成为焦点中的焦点。

去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三提“从严治党”，坦承党内存在的诸多问题，其中，腐败问题是关键之一，而反腐败亦成为执政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

此后的中共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则提出：“在认真贯彻落实好《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的基础上，把住房、投资、配偶子女从业等情况列入报告内容，加强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公职人员管理。”

“不怕慢，只怕站”，此举虽只是中国在官员财产申报制，即“阳光法案”改革上的丝微端倪，仍被看作是一个重大进步，社会各界良苦之心可见。

世界上众多国家施行的“阳光法案”，在防治腐败和促进政治清明方面效果卓著。中国在这方面自上世纪80年代即开始动议，20多年来步履蹒跚，虽有局部建制(例如中办和国办1995年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1997年“两办”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以及2001年中纪委、中组部联合的《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以及2006年中纪委重新起草印发《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等)，但这些制度以执政党的政策和纪律规范为主，在国家法律制度方面，至今仍无实质性突破。

由于缺乏权威性和应有的刚性，许多问题无法规范，中国的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执行力孱弱，鲜见实效。

因而，多年来的全国“两会”，不少代表委员均响应民间呼声，不断提出议案提案，为中国的“阳光法案”鼓与呼。像来自山东烟台的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这样的一些代表，甚至在卸任之后仍锲而不舍，将这一代言民意的接力棒不断传递。

毋庸讳言，出台中国的“阳光法案”已经形成广泛共识，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做”，而在于“如何做”以及“何时做”。

从2008年开始，新疆阿勒泰、浙江慈溪、湖南浏阳等地先后“接力”推出各有特色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尝试，激起一波又一波关注和讨论。尽管这些尝试还显粗陋，有甚多局限，但社会舆论总体上还是以鼓励和呵护为主，人们期待这些“星星之火”能燎出一条“下行上效”的改革路线。

而近年来社会舆论已经出现有别于以往的关注重心，呼吁立足于国情和现实，以理性、宽容的社会心态寻求促成破冰的智慧与决心，为制度启行凝集动力。

比如，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的最大阻力来自于权力的拥有者和腐败的受益者，那些尚未现形的腐败分子不会支持“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另外，仓促建立这一制度存在着一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风险”。尽管民众对经年积累的腐败现象已有足够的认知，但是，一旦捅破“窗户纸”，让潜藏的现实大白于天下，可能会使仅存的幻象也彻底破灭，引发社会震荡。

因此，有不少建言者大胆提出，在制度正式实施前设定一个过渡的宽限期，动员和勒令有过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退赃于专门的“阳光账号”，赦免“原罪”、清除旧账，让“历史的一页”翻过去，启开新篇。

这有香港的先例可鉴。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伊始，严查警界腐败，打击面太广，导致1977年香港警员上街游行冲击抗议。港督不得不颁布特赦令，停止追究1977年10月1日前的贪污行为。

尽管对赦免与否这一技术问题的争议尚存，但中国“阳光法案”出台的时机已日渐成熟。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关键在于执政党的政治决断。

不过，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要真正成为“终极反腐”制度，也需放置于一个完善的制度体系之中，放置于民主与法治前提之下，使其运行不依一人一时的兴废而起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