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教学语法视角下中国英语学习者主谓一致习得状况初探

作者简介：方昊（1981—），男，安徽安庆人，安庆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二语习得和语法教学。

论文简介：本文系作者于2007年8月发表的“英语中主谓一致问题研究述评”（四川教育学院学报）的后继研究。

摘要：本研究旨在教学语法视角下分析初中高三组水平学生语法测试结果，来探讨中国英语学习者主谓一致习得状况。结果发现：1.中国英语学习者并未完全习得主谓一致，水平越高不意味着习得越好；2.中国英语学习者在习得过程中出现形式和意义分离现象。

关键词：教学语法；主谓一致；形态；意念；话题突出

中图分类号：H3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3）07—0111—03

一、研究背景

主谓一致，即主语和谓语动词在“数”的观念上协调一致的语法形态关系。主语所体现的“数”有形式、意义两层次，其源于主语缺乏表示“数”的语法标记和NP短语体现“数”的观念多样性。教学语法中主谓一致实质是协调性一致，只有协调才能解决“形式”和“意义”的矛盾。虽能提供解决矛盾的理论框架，却不足以解释主谓在“数”的匹配中所呈现的特殊性，只有将普遍原则和特殊规则结合才可能较好地促进习得。

Bock & Miller和Bock发现了局部名词诱使受试对谓动“数”的匹配发生误判的“吸引效应”，一些学者在此效应下发现受试理解、产出受句法和短语线性次序影响，局部名词能造成语义和句法操作冲突，复数形式标记更易激活并影响一致的产出。国内学者对三原则进行了理论探讨，有研究发现汉语处理经验能够影响英语处理过程。国内研究多偏重理论，虽有学者采用了实证方法考查主谓一致，但仍未从教学实践中通过测试手段探究主谓一致习得总体状况，而这恰是本研究聚焦点。

二、研究方法

1.研究问题

（1）中国学生主谓一致习得状况上有什么特征？

（2）造成这些特征的原因是什么？

2.受试

受试分初级（初二）、中级（高二）和高级（大二）。三组以自然班形式参加调查，每组均为50人。

3.工具

工具是语法测试卷。第一部分考语法一致、意义一致、就近和不干涉原则，每题1分，满分42分。第二部分考特殊规则，每题2分（1’-判断+1’-改错），满分24分。调查在2005年上旬进行，回收120份有效试卷。测试项目内在一致性较好（α系数为0.7785）。

三、数据分析结果

1.普遍原则上总趋势

表1（略）显示三组在语法一致和不干涉原则上差距不大；在意义一致上有显著差异，初、高中和大学组有随水平增长而提高的趋势；在就近原则上，最低、最高分持平，大学组平均分最高，高中组其次，初中组最低。

2.普遍原则上组间差异

从表2看出，在意义一致和不干涉原则上组间差异明显，显著性水平都达到了0.000。对照表3发现，初中与高中、大学平均值差异十分明显，概率均达到了0.000。但是，高中和大学组相比，置信区间含零，概率分别为0.238、0.961，差异不显著。三组在就近原则上显著性水平为0.175>0.05，差异不明显，通过表3发现三组间概率均大于0.05，任意两组置信区间含零，组间差别不大。在语法一致上，组间差异显著性水平为.051≈0.05，较为明显。高中组最高，大学组其次，初中组最低。

3.特殊规则上的差异

一、二题考主语为none of +n.（pl），初中生多做对第一题，高中和大学生多做对第二题；三、四题考only one of 和the only one of 在定语从句中搭配，初、高中生多做对第四题，而大学生多做对第三题；五、六题考存现句，三组中多做对第五题；七、八题考算术表达式，初中生半数以上、高中、大学生绝大多数两题全对；九、十题考主语为a/the majority of +n.（pl），大多数初中生、超半数高中生做对第十题，大学生两题全错较多；十一题考主语为分数表达式+of+n.，十二题考it is强调句，初中生大多数两题全错，高中生大多数两题全对，大学生在十一题上错误率高，在十二题上对错刚半。

四、讨论

在教学语法中，形式、意义和用法是三个主要层面。三者各自独立但又相互联系，形式与意义层面发生互动，形式和意义层面又分别与用法层面产生互动关系，三层次间紧密联系使得任何一个层次变化也会引起整体变化。但不管变化如何产生或发展，形式层次着眼于准确性，意义层面在于意义化，用法层面在于得体性，三者统一于语言交际中。从三者所形成的连续体来看，教学目的是运用语法完成语言交际任务，互动是推动三层面发生关系的助推力。因此，任何两个层面的关系都会影响到三者形成的循环机制。如果某两层面未形成接口，互动关系就不能产生，从而影响到体系运行。就主谓一致而言，虽然规则追求形式和意念统一，实践中却是形式和意念的主次问题。形式占据支配下，意念就退居次要；意念掌握支配时，形式就退居次要。因此，主谓一致实质是形式和意念妥协性一致，两者接口呈弱性。这使形式和意义只发生有限互动，影响到形式、意义和用法整体互动，进而对循环产生不利影响，学习者很难将规则运用到交际中。

这种影响集中体现在错误上，它与中介语发展紧密关联，具备系统性、可渗透性和动态性的特点。系统性是指中介语系统整体结构是有秩序的，中介语出现的错误也有规律可循，体现在大部分学生在规则或不规则动词第三人称单数变化上出现了系统性错误，并因水平不同而呈现不同特征。可渗透性是指随着输入在“量”和“质”上增加和提升，学习者不断地修正原有规则，增添新规则，或是重建整个系统；动态性则指全过程是随认知能力提高而不断向前发展的。三组学生在习得上更灵活地运用新规则修正并更新头脑中的旧规则，使其不断接近目标语规则体系；但对比后发现大学生虽然在知识掌握上不如高中生，但从总体上认知过程仍然在发展。

中国学生在主谓一致习得上仍保持了中介语发展的普遍特征，但也存在滞后现象，这是内外因综合作用的结果。认知因素和心理机制是内因，而外因的母语因素通过认知因素和心理机制产生干扰。认知因素主要是头脑的知识系统，头脑中存在隐性和显性知识系统，隐性知识是学习者在无意识习得中构建的体系，显性知识是学习者在有意识学习中构建的体系，显性知识可以部分、有条件地转化为隐性知识。只有当学生处于能够吸收的发展准备阶段时，显性知识才可能经现存知识系统过滤后融入中介语转化为隐性知识。这一过程也易引起过度泛化，高阶学习者常通过扩大目标语规则使用范围建构起对中介语的认知模型。其本质是相似类比，利用使用对象相似处，依照目标语规则展开混合形成新结构，学习者可能构建出部分甚至全体相似性的错误认知结构，将导致经历“平台期”，伴随通过心理机制产生暂时性梗阻的“稳定化”现象。它在大本二年级容易产生，也被称作“二年级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语言能力出现全面退步，局部停滞不能否认整体进步。

“稳定化”如果不能被克服就会导致僵化，原因在于语言习得机制和普遍语法中参数设定。语言习得机制可以将输入规则通过普遍语法内化为语言能力，进入关键期后所构建的中介语在未达到目标语设定前发生僵化，但成年人的“潜在语言结构”可被激活并使普遍语法转化为目标语语法结构。但激活也可能无法完成，这是因为参量设定中规则标记性的作用。学习者较容易认知非标记性语言材料，如果在习得时呈现出有标记性特征，学生错误就会出现，此外母语干扰不容忽视。因为汉语的“话题突出”结构中的话题和谓语很少存在一致关系，话语决定着句子成分间语法联系，不需动词与主语在性数上配合。英语是主语优先式语言，要求动词与主语在性数上保持一致。虽然汉语“话题”和英语“主语”常位于句首，但汉语“话题”相当于英语“简单话题主位”，更强调客观信息。中国学生使用英语有限且缺乏语境，大脑就会使用母语配套知识帮助形成目标语结构信息，迁移就发生了，对习得产生了干扰，其集中体现在对输入信息处理上。汉语注重“意合”，由于缺乏标志一致形态句法提示，学生会忽略与其相关提示的低突显性信息，这种经验很容易迁移至英语中。而外显信息程序化在工作记忆中进行，学生一次只能聚焦结构里不同提示（如主谓一致）中高突显性提示作为解读信息，低突显性提示（如单数第三人称）被忽视，这样导致显性记忆模块中陈述性知识未被“程序化”，外显记忆中陈述性信息就不能转换成程序性信息存于内隐记忆，学生难察觉到单数第三人称信息，失误就出现了。

[参考文献]

[1]Anderson， J. R. Cognitive Psychology and Its Implications[M].Freeman： W. H. Freeman and Company，1990.

[2]Biber et al. Longman Grammar of Spoken and Written English[M].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

[3]Bock， K. & C. A. Miller Broken Agreement[J].Cognitive Psychology，1991（23）.

[4]Bock， K. Producing Aagreement[J].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1995（02）.

[5]Celce-Murcia， M. Grammar Pedagogy in Second and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J].TESOL Quarterly，199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