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都是“个案”

最近“个案”特别多：铁道部声称，“案只是个案”（3月6日《新华网》）；农业部声明，“河南这次发生的‘瘦肉精’案件……属于个案。”（3月29日《中新网》）上海相关部门表示，“染色馒头”只是“个案”。（4月15日《新闻晨报》）

地球人都知道，“个案”是当事方应付舆论的最新声口。很多年前，“正常年景”演化成“自然灾害”；天怒人怨，祸及全国，“十年浩劫”嬗变为“一个指头”。到后来，“失业”改成了“下岗”，“损失”变成了“学费”。加之事件处理中耳熟能详的“少数人员”、“个别单位”，“个案”云云，只是此类风格的最新发展。

在传统社会中，权力的运行往往保持着传统的机制和惯性，官员的升迁与黜陟，由上司所决定，普通民众是无缘置喙的。为确保仕途腾达，就必须将所有可能影响政绩的因素，消弥于无形。毕竟是网络时代了，面对日渐形成的公民社会，为应付网络上的悠悠众口，只好在瞒和骗上下功夫。“个案”之说，也就应运而生。只是一些算术问题实在搞不懂，多少领导干部贪污受贿才不算“个案”，多少头猪灌服“瘦肉精”才不算“个案”，多少馒头“回炉”染色才不算“个案”？给人的感觉是，实事求是地看待问题与弊端，似乎成了“个案”。

“个案”的涵义本来是确定的。当事者当然希望人们把其治下的负面事件都当成“个别”、“偶发”、“孤立”与“单一”，以消除上司与公众对其“大量”、“经常”、“反复”、“频繁”发生的问责与反弹，于是，轻描淡写，大事化小，遂成为事件处理的常态。然而，“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普遍寓于特殊之中”，“必然寓于偶然之中”，偏又是辩证哲学“灌输”的道理。某一恶性事件曝出，随即定性为“个案”，可视为一种计量方法，比如，腐败案件之于一个叫的铁道部长，确是“个案”，但在腐败高官的庞大群体中，实在只是“小巫见大巫”；比如，“瘦肉精”之于一个叫“双汇”的公司，也是“个案”，面对无地无之、防不胜防的有毒有害食品，早成“家常便饭”。

同类事件的反复经验，一条“规律”生焉――官员定性的“个案”，往往成为民众的“冤案”。一些恶劣事件，一旦定为“个案”，往往意味着无数罪恶、黑暗、血泪、灾难的被掩盖。将一些负面事件定为“个案”，其立足点和切入点，都是从官员立场设定的，它只着眼于当政者的得失与进退，缺乏的却是对人民疾苦起码的责任与关怀。三聚氰胺事件，对于三鹿集团也是“个案”，然而，全国数十万“结石宝宝”，对于每个家庭却成了无处立案的无妄之灾，而这正是官员“个案”与民众“冤案”形成的鲜明对照。着眼于民众的生老病死，着眼于民众的喜怒哀乐，是政府官员起码的“以人为本”。然而，在我们这个“官本位”社会中，“以人为本”成了“稀缺资源”，“以官为本”倒是司空见惯。负面事件一旦曝光，立刻计较得失，权衡利弊，把民众的健康与生命，公民的权利与利益置之脑后，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维护“形象”，如何保住“政绩”，如何将事件变成无须惊官动府，无需大惊小怪的“个案”，而这正是政府机构与干部队伍的普遍弊端。

且不说那些被异化为“个案”的“窝案”、“串案”乃至“班子覆灭”与“机关沦陷”这样的大案要案，“个案”作为一种量化概念，在既定时空中的“多发”与“频发”，积少成多、聚沙成丘、集腋成裘，高密度、高频率的“个案”之总和，不也印证了“量变到质变”的基本规律么？几年前，我曾撰文说，普遍出现的问题，应从制度上找原因；经常出现的问题，要从规律上找根源。对比现实，往往别有洞天，在一些官员手里，反复出现的丑恶现象，要从“偶发”上去思考；普遍出现的恶性事件，要从“个案”上去定性，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仕途通达、权位稳固。然而，文过饰非，讳疾忌医，往往潜伏着极大的危机与风险。

【选自《凤凰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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