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蕾之梦》的精神分析

[摘 要] 影片《芭蕾之梦》里,11岁的少年比利•艾略特迷上了芭蕾,却遭到父亲的反对。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人类具有天生的俄狄浦斯情结,这一特殊的现象大约从三岁开始,影响终身。比利之爱芭蕾,是他潜意识的恋母情结的迁移。影片中的芭蕾是个复合的意象,它同时是母亲、性和自由的多重能指,标示着比利的心理由恋母、恋物、自恋到恋人的转向。

[关键词] 芭蕾;精神分析;俄狄浦斯情结

弗洛伊德(古典精神分析理论)研究发现,俄狄浦斯情结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或本能,外现为个体自身、所爱的客体对象与执法者(禁忌的制度)三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其形成大约在3至5岁。以此为基础的人际关系的影响将不同程度的终其一生。[1]梅兰妮•克莱因发展了这一理论,创立了客体关系理论,指出俄狄浦斯情结早在儿童一岁之前既已形成。

恋母情结源自人类乃至动物本能地对危险的恐惧和对安全的需求,并非男孩所独有。当婴儿脱离母体,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时,生理上的不适让他们感到恐惧。安全感的获得来自于母亲的。随着幼儿的成长,这种单纯的对、母亲的依恋渐渐转向恋物(玩具和游戏),这种转移大约从3月龄开始,并一直延续到童年,才逐渐转向自恋、独立。随着儿童对社会伦理道德的认同,大约从少年时期开始,完成由自恋到恋人的转变而完全融入社会。

恋母心理在儿童3至5岁时,随着对性别的意识而发生质变――由单纯的对安全的本能需求开始转向对性别角色的认同。儿童性别的认同取决于他们对父亲或母亲的权力或爱(更多的安全感)的认同。

并不是所有的儿童都能完成从“恋母、恋物、自恋到恋人”这样的蜕变。完成蜕变的顺序和需要的时间又因为个体和环境的差异而不同。《芭蕾之梦》里的少年比利•艾略特,用了11年的时间才最后完成。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即欧里•亚瑟•布莱尔),怀着对人类社会前途的悲观和绝望,在1948年患肺病去世之前,写出了他的所谓“反乌托邦三部曲”之一的《一九八四》,预言一个“人性遭到泯灭,自由遭到剥夺,思想受到钳制,感情受到摧残”的社会,将在1984年来临。

世界并没有那样糟糕,但是,1984年前后撒切尔执政时期失业人数与日俱增的英国和《芭蕾之梦》里的生活现实,确实缺少自由的意志和思想。

1984年,英国爆发了煤矿工人罢工。这是史蒂芬•戴德利的影片《芭蕾之梦》的时代背景。北英格兰岛的一个小镇上,11岁的少年比利•艾略特(杰米•贝尔饰)放弃了拳击,迷上了芭蕾舞蹈,却遭到父亲的激烈反对。比利便背着忙于罢工的父亲,跟着威尔金森夫人(朱莉•沃尔特斯饰)偷偷学习。她惊讶于比利的天赋,鼓动比利去报考皇家芭蕾学校。而固执的父亲也终于被儿子的狂热和天赋打动了,决定送他赴考。比利被录取了,后来成了一名芭蕾演员。

比利对芭蕾的痴迷,是他潜意识里恋母情结的迁移。

比利的家庭是残缺的,他生活在没有母爱的环境里,因为母亲已经去世了。他本能的俄狄浦斯情结无从投放,对于比利,这是一个令人沮丧和不安的世界。当杰奇吃惊地发现儿子放弃了拳击在学习芭蕾时,他警告说:“你可以打拳击,踢足球,学击剑,练摔跤,但就是不能跳芭蕾!因为你是男人!芭蕾会让男人变得娘娘腔!”祖母试图为比利辩护,被父亲粗暴地打断了。比利愤怒地冲着父亲喊道:“我恨你!”为此他挨了一顿揍。

比利经常会遭到父亲的训斥。《芭蕾之梦》里的世界,仍然由男权主宰。决意学习芭蕾之前的犹豫,意味着比利对此已有认知。他知道学习芭蕾是对父亲的背叛,对禁忌制度的忤逆,必然会受到执法者的惩处。

很少有裸地表达占有母亲的人,因为这被社会视为病态。存在于潜意识里的压抑着的恋母情结往往会衍射到其他的事物,曲折地表现出来。比利的恋母情结就是如此。芭蕾是母亲的化身,是比利的恋母情结得以投放的物化了的载体。不能怀疑比利与威尔金森夫人(老师是芭蕾的衍射,芭蕾是母亲的衍射)之间,有某些程度的“母子之恋”。如果留意到比利在一次芭蕾舞课后在汽车里与威尔金森夫人之间暧昧的谈话,就会有所发现了:

比利盯着老师问:“……你是不是有点喜欢我?”

威尔金森:“我才不喜欢你,还不快滚回家去!”

比利笑道:“你才滚回家去!不要给我的脸上吐唾沫!”威尔金森夫人笑了。比利推开车门,跳了出去。威尔金森对着比利离开的背影喊道:“明天来找我!”

比利因为父亲和哥哥的冲突影响了他的学习。威尔金森夫人批评他在练习时没有用心,并严厉地要他重做。比利吼道:“不”!说完就跑到休息间去了。威尔金森夫人走过去试图说服他。情绪激动的比利冲着老师大吼:“你什么都不知道!……”威尔金森夫人打了他一个耳光,但立即就后悔了。比利哭了,无力地偎依在她的肩头。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儿子对母亲的抱怨:“你什么都不知道!”而潜台词是“你根本就不关心我!”比利甚至毫不掩饰他的嫉妒:“你和你的酒鬼丈夫住在漂亮的房子里,怎么可能知道!”比利感到,是威尔金森夫人的丈夫剥夺了本该属于自己的爱。这里,比利的俄狄浦斯情结在他的潜意识里发生了混乱的迁移。他把老师错误地当成了母亲,因而自然地把她的丈夫当成了阻止和破坏他对母亲的占有权的执法者。

课后,威尔金森夫人带他去了天鹅湖,还给他讲起天鹅湖的传说。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爱情故事,但结尾却是有情人成了眷属,而不是她讲的“王子没有娶她,她死了”。比利回到家里,从冰箱里拿出一瓶牛奶,就着瓶口喝了起来。

“我不是说过,不能就着瓶子喝吗?”

比利转过身,说话的是他的妈妈。“对不起,妈妈。”比利把牛奶倒在杯子里。

“把瓶子放回冰箱里去。”

比利照做了,他转过身,却不见了妈妈。或许这是一段往事的回忆,也或许只是比利的幻想。可是,这段比利的意识或潜意识的镜头紧接着出现在威尔金森夫人的爱情故事之后,会有什么含义呢?母亲会不会是比利的感情世界里那位故事中被巫师(执法者)囚禁了的天鹅公主?抑或是比利潜意识里对老师的依恋就是对母亲的确认?

比利还没有完全完成对性别(男性)的认同,是因为他无法从自己的父亲那里得到足够多的安全感――或许很难说比利需要多少父爱,才能顺利地完成他的人生蜕变,但至少应该超过他从母亲身上所能够得到的。

父亲一直处于同化儿子的焦虑与挫败之中。拳击是他所能想到的拯救儿子的最好的游戏。然而,当拳击台上的比利手舞足蹈地逼近他的对手时,却被狠狠地击倒了。被击倒的不只是蜷缩在地上喘息的比利,导演还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绝望的父亲抱住了头的镜头,使得我们得以窥知,一个执法者的权力在行使时受阻的挫败与颓丧。――他还没有找到从自己的妻子那里赢得儿子的办法。

妻子已经去世了,但她的灵魂无时、无处不在。她在给比利的遗书中写到:“虽然我不能看着你长大,不能陪你哭,陪你笑,……但我永远都在你的身边,与你一起,直到终生……”

家里那架老旧的钢琴是比利俄狄浦斯情结的另一个衍射。

因为罢工而心烦意乱的父亲命令比利,不要再弹钢琴了。比利不肯:“如果是妈妈,就会让我弹下去。”父亲走过去粗暴的盖上钢琴,离开了。

钢琴是母亲的遗物。它不仅仅在暗示比利的兴趣,还在为他的恋母情结做指证。钢琴是比利寄托他的思念的惟一途径。而父亲耳中枯燥的音乐,或许正是比利与母亲灵魂的絮语?

这架钢琴在圣诞夜被父亲毁了。比利忧郁地坐在一旁看着它被一点一点地砸掉,问到:“她会生气吗?”

父亲:“她已经死了!”

杰奇毁坏妻子的遗物,不要错误地认为,这只是他需要取暖的木材。杰奇特别强调妻子的死,以此刺痛比利,是为了破坏比利心中对母亲的幻象,让儿子意识到那个他依恋的人已经不存在了。杰奇试图把妻子连同她的一切从比利的世界里抹掉。

从恋母到恋物(玩具、游戏)是个体成长的第一次重要转向。玩具和游戏往往暗示性别的取向。男孩倾向于象征权力、侵略意味的玩具和游戏,喜欢刀枪、战争,崇拜英雄、雄狮;女孩更倾心于象征柔弱、友善的玩具和游戏,喜欢芭比、歌舞,迷恋公主、小兔。不同的恋物趣向会影响儿童的性别认同和性的趋向。

芭蕾就是一个同时掺杂着朦胧的性意识的复杂能指。

黛比告诉比利,她的父亲所以不开心,是因为与母亲(威尔金森夫人)分居,这样,他们就不会有性关系了。

比利:“你妈妈呢?她也没有性吗?”

黛比:“没有,她教跳舞,就是因为欲求不满。”

比利:“她宁可要舞蹈,也不要性?”

芭蕾是威尔金森夫人的投射与满足。比利之于芭蕾,也不无这样的欲求。

《芭蕾之梦》里,本该属于女孩的芭蕾是比利痴迷的游戏。他有一个要好的却没有姓名的伙伴,比利有一次惊讶地发现他的这位好友竟然在偷穿女孩子的衣服。女性的衣饰就是好友的玩具。他依恋比利,喜欢比利的抚触。玩具与游戏的趣向表明他是一个有同性恋倾向的男孩。

比利没有成为同性恋,是因为芭蕾使他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自由体验。他对芭蕾的认同由恋母和恋物转向了独立(自恋)。

影片在许多地方暗示过芭蕾的自由的含义。比利带着对他“特别”的东西去上第一节课。那是一次即兴的自由之舞,无需规范,无需主题,有的只是尽情地宣泄自己,酣畅淋漓,毫无顾忌。其间插入了几段奶奶、父亲和哥哥日常生活的镜头。我们才蓦然顿悟,原来这些习以为常的举手投足,就是你能够最自然地表达你自己的舞蹈!

考试结束后,一位主考问:“你在跳舞时有什么感受?”

比利:“……好像不存在了,一切都消失了,只剩下我在那里,像小鸟一样在飞翔,……”

比利在芭蕾里发现了自己,他有了自己独立的追求,开始迅猛地伸张他的意志。他开始关心自己,并执著地为之努力。他找到了足以代替母亲的东西――舞蹈,他感到从未有过的快乐和自信。曾经迷恋的芭蕾,昔日母亲的化身,如今成了比利表达自我情感、展示自由意志的道具。

比利独立了,他完成了从恋物到自恋的转向,并向着恋人(对执法者――禁忌制度的认同)转变了。这是他融入社会的前提。转变的契机是杰奇对儿子意志的妥协(父爱的获得与认同)。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里,父亲是禁忌制度(司法者)的象征。比利对父亲的认同,就是对禁忌制度的认同――恋母是这个社会不能允许的。比利在潜意识里回归到男人的世界里去了。比利被录取了。父子告别的地点选在公墓,不远处就是母亲长眠的地方。告别的地点被导演安排在母亲的墓地,是有深意的――它宣示着父亲的胜利。

比利:“我很害怕。”

杰奇:“儿子,没关系,我们都会害怕。”……

比利把父亲从长椅上掀了下去,趴在他的胸口,父子俩相拥在地上,开怀大笑。

比利对他即将融入的社会感到恐惧,父亲的安慰使他获得了久违的安全感。他认同了父亲(执法者),也认同了父亲所代表的禁忌制度(社会伦理道德)。多年以后,比利成了一名出色的芭蕾演员。他已经完全融入社会了。

[参考文献]

[1]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作者简介] 李小军(1977― ),男,甘肃陇西人,兰州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硕士,中山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影视文学;刘卫(1979― ),女,山东临沂人,兰州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硕士,中山职业技术学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