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误解的抗日英雄张自忠张廉云讲述父亲的沉浮人生

他是一代名将，生于“中华民族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1891年，别于抗战相持阶段之1940年，年49岁；他是中国抗日战争中以上将集团军总司令身份为国捐躯的惟一一人，也是二战期间反法西斯阵营五十多个国家中战死疆场的最高将领。“一战于淝水，再战于临沂，三战于徐州，四战于随枣，终换得马革裹尸还”，是他抗战期间的传神写照；他便是著名抗日将领张自忠。

曾这样说：“张上将是一方面的统帅，他的殉国，影响之大，决非他人可比。”在张自忠殉国后曾这样表达自己的心情：“今强敌未夷，大将先陨，摧我心膂，丧我股肱，岂惟中正一人之私痛，亦我三百万将士同胞之所同声痛哭者也。”

从留守北平到抗日殉国，崇尚忠义的张自忠经历了哪般人生沉浮？近日，张自忠之女张廉云用清晰的思路、平和的语气呈现了那段气壮山河的悲情往事。

张自忠，字荩忱，山东临清县人，1891年出生在一个低级官吏家庭。他早年曾先后就读于天津法政学堂和济南法政专门学校，因目睹国家内忧外患，深感非强兵无以救国，遂投笔从戎。从1914年入伍，历经10余年，到1927年，他已成为冯玉祥部第二十五师师长。他治军严明，练兵有方，所部被誉为西北军里的”模范师”；他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对部下又极为关爱，在军中颇孚声望。1940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时刻。5月6日，第五战区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挥师东渡襄河与日军决战，十天之后的5月16日，张自忠将军身中七弹，壮烈殉国，终年49岁。

投笔从戎

1891年8月11日，张自忠出生在山东临清唐园，家里的八个子女中，他排行老五，唐园人喜欢称他“五叔”。张廉云听长辈们说，祖父在父亲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是祖母挑起了全家的重担。

1907年，张自忠与临清县咨议局议员李化南之女李敏慧结婚。20岁时，他考入天津法政学堂，同年加入同盟会，第二年又转入济南法政专科学校。当时的中国，民主革命正进入高潮。辛亥革命爆发后，张自忠萌生了投笔从戎、投身革命的想法。家人虽然执意反对，却拗不过他的坚持。

1914年，张自忠约上5个同乡，投奔到北洋政府陆军第二十师三十九旅七十八团团长车震麾下。车震虽然答应收留他们，却暗自思量：这几个富家子弟不过是一时冲动，吃点儿苦就会自己走人。果然，刚和全团士兵一起收割了4天麦子，满手大血泡就让5个同乡再也无法坚持，他们纷纷以家里有事为由告假，一去不返，只有张自忠留了下来。

张自忠也曾在家书中感叹军营的苦：“塞外奇寒，值此严冬，每日下操，手足皮肤均已冻僵，操毕回营，须先立户外，稍缓须臾方可入室，否则冷热相激，骨节溶化，手指耳鼻即脱落矣。除下操外，扛米抬炭，掘壕堆土，终日工作，休息时间甚少……”

张自忠的坚毅终于打动了车震。1917年夏，张自忠在车震的引荐下加入第十六混成旅，成为冯玉祥手下的一名中尉差遣（见习官）。此后，凭借坦诚的处事之道和杰出的军事才能，他在部队晋升得很快。

张自忠是个孝顺的人。在部队待了一段时间后，他将母亲接到身边同住。但由于军务繁忙，有时他一边和母亲说话，一边偷偷看表。张廉云说：“这个小小的举动被祖母看在眼里，她便以住不惯为由，要回山东老家。临别时，火车缓缓开动，父亲躲在站台的柱子后边独自落泪。”

1928年2月，张自忠的母亲在山东病逝，家人怕他悲痛过度，瞒着他。几个月后，张自忠从朋友那里得知了这一噩耗，立刻请求回家奔丧，却因战事紧张未被准假。过了几个月，时局稍稍平静，他又再次告假，谁知还是没被批准。张自忠再也忍不住，跑到冯玉祥面前痛哭：“我在军队干了这么多年，没尽一天孝，现在母亲去世了，我若不到坟上去拜一拜，还算什么人？”一片孝心感动了冯玉祥，终于给了他7天假。张廉云清楚地记得，“那天，车刚开到围子（村庄四周的围墙）外，父亲就下了车，直奔祖母墓前，扑通一声跪下，头贴着坟头，嚎啕痛哭。”

张自忠对乡亲们也很好。弟弟张自明的孩子结婚时，已官至师长的他回乡见到乡亲们，不管亲疏、远近、贫富，都亲切地打招呼。家里有困难的，还多少都会给点钱接济。“我们碰到一个端着簸箕收粪的大爷，父亲也上去和他握手，给他递烟。”

出访日本

1937年，张廉云才十四岁，还不大懂事，但她从家庭的日常教诲中知道绝不能做亡国奴，知道张自忠是正直勇敢的爱国军人。张廉云说：“父亲当时是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并兼任天津市市长。因率团访日及奉命留平这两件事，当时舆论对父亲产生了很大的误解，上世纪八十年代起海峡两岸陆续公开了大量档案材料，这些材料清楚地表明了我父亲当年留守北平前后的作为，完全对得起国家和民族，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1933年，二十九军在宋哲元军长的率领之下参加了长城抗战，取得了喜峰口和罗文峪两次战斗的胜利。在长城抗战期间，张自忠与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在遵化三屯营合组一个指挥所，共同指挥第一线的作战部队，在长城一线顽强抗击日军的进攻，达两个月之久。

1935年，二十九军入主冀察平津之后，日本就一直以软硬兼施的两种手段对付二十九军，图谋在华北造成一种特殊的局面。日本人一方面不断地在华北地区挑起事端，一方面又邀请冀察当局派员访日。

1937年4月，宋哲元军长派张自忠率团访问日本，团员中有张允荣（河北省保安司令）、何基沣（二十九军三十七师旅长）、黄维纲（二十九军三十八师旅长）、徐廷玑（二十九军一三二师参谋长）、田温其（二十九军一四三师旅长）、郑文轩（冀察外交委员会委员）、边守靖（天津市政府参事）等军政官员。张廉云说：“我和哥哥也随团到了日本。在日本期间，我们先后去过东京、奈良、大阪等城市，然后在5月下旬乘船返回青岛。历史学家李云汉教授对我父亲的日本之行进行过认真研究，他说，在中日双方的材料中均找不出张自忠访日时有任何有失体面或有亏职守的记载。”

北平的最后八日

“我出生在1923年，当时父亲已有两个儿子，我是他唯一的女儿。”张廉云10岁时，张自忠率部在喜峰口大败日军。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时任二十九军三十八师师长兼天津市市长的张自忠，正在位于北平椅子胡同的家中养病。他很快接到命令，在北平、天津与日军进行交涉。谁料，日军竟自关外调动大军，于7月28日大举进攻北平，二十九军作战失利。28日早晨8点多，电令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速撤离北平，到保定指挥”，而张自忠则被任命为北平市长，负责和日本人周旋。

当时，国内抗战气氛高涨，这一任命一下子将张自忠推向了风口浪尖。再加上3个月前，他曾奉命率团赴日，代表团中包括二十九军各师将领和一些官员，一时间，舆论对张自忠甚为不满。

张廉云说：“7月25日，父亲奉宋哲元召，于下午五时乘平榆（北平-榆关，榆关即山海关）四次列车离开天津，当晚七时半抵北平，秦德纯（二十九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和石友三（冀北保安司令）等到车站迎接。下车后，父亲即赶赴西城武衣库（现政协礼堂南面）的宋宅见宋哲元，然后到东城铁狮子胡同的进德社出席冀察要员会议。26日发生了广安门事件，日军向二十九军发出最后通牒。7月27日宋哲元严词拒绝日军的最后通牒，并通电全国，表明了‘自卫守土’的决心。”

7月28日凌晨，日军从北平南北两个方向向二十九军发动了全面进攻。二十九军在南苑作战失利，赵登禹、佟麟阁两将军殉国。下午，宋哲元、秦德纯、冯治安（三十七师师长）、张维藩（二十九军前参谋长）和张自忠五人在进德社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最后做出决定，宋哲元奉电令移驻保定坐镇指挥，二十九军主力撤离北平，北平城内仅留下独立二十七旅和独立三十九旅。

宋哲元命张自忠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和北平市长，张廉云告诉记者，其实父亲本不愿留在北平，因为他十分清楚这样做的后果，但在宋哲元的一再坚持之下，父亲最终同意留在北平，“维持十日”。

“当晚，父亲告诉张克侠（二十九军副参谋长）下午二十九军首脑会议所作决定，并让他通知从南苑撤到城内的部队赶快离开北平去追赶大部队，同时致电李文田（三十八师副师长）表示：‘我等受国大恩，不为不重，现在为我辈报国之日，兄负责保守北平，后事已有遗嘱交舍弟亮忱（我叔叔）主持，天津由弟负责指挥，津郊部队及保安队负责守备，不惜一切牺牲，与敌周旋。’”张廉云说。

29日下午，张自忠先后到冀察政委会和北平市政府就职，并召开会议，研究北平的治安、金融和粮食问题。另外，宋哲元到了保定之后，依然通过电报和电话与张自忠保持着联系。

在留守北平期间，张自忠将平津作战中的负伤者安排治疗，将阵亡者予以安葬，对没来得及撤离的29军官兵眷属则派员予以接济，或分发路费让他们离开北平，返回故乡。

7月31日，驻北苑的独立三十九旅被日军缴械。8月1日，张自忠在得知此消息后，感到情况不好，马上召见北平城内的独立二十七旅旅长石振纲及该旅两团长，要他们迅速突围。当晚二十七旅便撤离北平城，突破日军的包围后，经昌平、阳坊抵延庆。“当日，父亲也试图率手枪队离开北平，刚出德胜门便遭日军截击，只得返回城内。”张廉云说。

8月3日，张自忠以“离职不在北平者太多”为由，将秦德纯等八位冀察政委会委员开缺。8月4日，张自忠任命张允荣等八人为冀察政委会新聘委员。8月5日，张自忠便致函冀察政委会常委，声明“辞去职务”，随即住进了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就这样，张自忠在北平先后一共维持了八日。

最后一面

张廉云回忆说：“当时，我们一家已迁到天津，对北京发生的一切并不知情。有一次，母亲带我去看望同乡赵太太，进门后，赵太太打了个招呼就不见了，等了好久也不露面。这时，我才隐约知道父亲的处境。”那段时间，张自忠痛苦极了。一次，他曾苦涩地对家人说，不想在政界活动了，要归隐山林，到山上当和尚去。张廉云对记者说：“当时我暗想，父亲如果真的归隐山林，我也要跟着去，好服侍他。”

9月3日，张自忠在美国商人福开森及英国使馆的帮助下，辗转抵达天津，躲进了位于英租界的朋友家中。6天后的一个黄昏，他才和弟弟一起回到自己家中。

在张廉云的记忆中，那次见面时，“父亲又瘦又黑，十分憔悴”。变化还不止这些，以往他每次回来都会和孩子们嘻嘻闹闹，这次却沉默了许多。他和妻子说了会儿话，然后在沙发上坐了会儿，提笔给福开森写了封感谢信，又交待孩子们：“以后家里的事都要听叔叔的安排。”就趁着夜色离开了。他走的时候，不要人送，几个孩子伏在二楼的栏杆上，看着他迅速而安静地走出屋子。“虽然觉得这次出了大事，但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和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后来，我听叔叔说，父亲曾向他交待，以后，家里的事同母亲商量着办就是了，不要问他。临别时，父亲又给我们几个堂姐妹每人一点钱，说：这些作为以后你们结婚时的嫁妆，实际上，他这就是在安排后事了。”

一个月后，张自忠辗转抵达南京，向“负荆请罪”，在巨大的民怨和舆论压力下，对他做出了“撤职查办”的处分。

并非以死明志

几个月后，由于战事需要及李宗仁、冯玉祥等人的力荐，张自忠被任命为第五十九军军长。其后，他率五十九军将士在临沂战役、潢川战役、武汉会战等战役中殊死奋战，屡获战功，在抗日战场上打出了赫赫威名，也消解了民众过去对他的误解。

1939年8月，召张自忠赴重庆述职。在重庆停留的二十余天里，他多次和冯玉祥对坐畅谈，离开重庆前，还特地前去辞行。冯玉祥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张自忠走出没多远，停住脚步，转身回到屋内，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眼含热泪，重重地给他磕了个头：“我这一生是先生培植了我，我活着要一心一意地为国尽忠，像个人，像个军人，不辜负你培植我这一生；我死了也要像个鬼，像个忠魂，不会辱没先生练兵带兵的英名！”

过去有人说过，张自忠的牺牲是因曾被误解，受到耻辱，而以死来表清白，一定要牺牲在战场，现在还有类似的说法，张廉云认为这是不准确的。张廉云说：“父亲当年在平津时期，没有做过对不起国家民族的事情，访问日本和留守北平都是奉命而为。父亲出生在孔孟之乡的山东，自幼受传统道德的教育。1939年8月，父亲到重庆述职，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表示，“我每次作战，都以‘必死’自誓，同时亦以此告诫部下，以往诸战役，如临沂之攻击、潢川之防御、京钟路之会战以及敌人所谓‘五月攻势’等大小数十战，莫不赖此而转危为安。” 我军在各方面都远逊于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军，在这种情况下，“置之死地而后生”是父亲指挥部队作战的一种方式。”

张廉云讲：“每当战况紧急，父亲便抱着必死的决心指挥部队。父亲每次出去作战都会留下遗书。父亲有一个副官叫朱增源，父亲牺牲以后，一位朱副官就在重庆北碚守墓守了十年。朱副官讲，只要是一打仗出去，父亲就留下遗书，等着回来就一撕一烧就完了。”

1940年5月1日，日军集结重兵分六路进攻湖北枣阳、宜城，枣宜会战开始。率部防守襄河以西的张自忠毅然决定，东渡襄河抗击敌人。渡河前，他以亲笔书信动员全军：“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它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

5月7日凌晨，张自忠不顾部下劝阻，亲自率军渡河作战，重创日军。随后，却被日军以重兵合围。到5月16日，他和剩余兵力1500人被日军5600人团团包围。张自忠力战不退，最后身中7弹，不幸牺牲。弥留之际，他对重伤的副官马孝堂说：“我这样死得好，死得光荣，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很平安。”

得知张自忠去世后，题写挽词：尽忠报国。冯玉祥则亲自为其墓碑题字：张上将自忠将军之墓。几天后，张廉云从上海《申报》上看到父亲战死的消息。“当时我一点都不相信！一定是日军吃了败仗，又在造谣！可几天后，叔叔和哥嫂来到我房间，摸了摸我的头，问我：‘叔叔对廉云好不好？’我听了，心怦怦直跳。叔叔接着说，‘你爸爸没了……’一句话，如晴天霹雳，将我打进万丈深渊。”

张廉云整理了一下情绪，接着回忆：“当时，母亲子宫癌已到晚期，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我们不敢告诉她实情，就只在家戴孝，痛哭流涕，去医院时再换上平常的衣服，克制悲伤的情绪。可她的病情持续恶化。弥留之际，叔叔领着我们来到病床前，将父亲牺牲的消息告诉她，但陷入昏迷状态的她已经听不到了，只念叨着，‘师长回来了，师长回来了。’外面有说法说母亲是得知父亲去世后绝食而死，这是不对的。”

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父母相继离去！张廉云精神上经受了很大的打击。那之后，她在叔叔的照顾下，继续在上海生活。解放后，她先后在学校和医院从事管理工作，1993年至1998年担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如今，张廉云的两个儿子车晴和车临都50多了，分别在中国传媒大学和中央电视台工作。车晴就住在张廉云的楼上，经常下来陪她拉拉家常。“父亲一生有3个孩子。我的大哥张廉珍又生有7个男孩，现分别在美国、上海、天津、成都等地工作，他们都事业有成。二哥张廉静不到17岁就因伤寒早逝。”

如今，张廉云的生活平静而有规律：散步、练书法、和老朋友通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