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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服完兵役，我只身来到台湾东部，参加偏远地区教师甄试，多年后，才离开了学校。这些年里，我亲身经历台湾教育改革的如火如荼，也亲眼看见教改的灾祸绵延。那灾祸，至今毫无止遏，依然发酵扩散中。现今的台湾教改，不折不扣，就是祸延子孙。我常对学生说，你们是人在祸中不知祸。我又常说，眼前虽然凶多吉少，但只要心头明白、有了准备、脸上又没苦相，那么，依然可能度灾解厄，依然可以吉人天相。
2000年年底，长女以婕出生；一年四个月后，接着次女允和；又三年，则是小儿薛朴。常有朋友问道，三个小孩怎么养得起？我笑着说，一只熊猫固然难养，三只放山鸡倒不费事。我自己从小不补习，大二之后，凭自己挣钱，也没向家里伸手要过钱。我很清楚，养放山鸡，不需花费太多。前阵子，《联合报》登载了《小子，何莫学乎诗！》，几天后，作家张晓风女士请助理致上“衷心羡慕”之意；那篇文章所谈，无非是我省下了幼儿园学费，让薛朴在“无何有之乡”用极简净的方式学习；但说白了，那其实也就是像只放山鸡学会自己觅食罢了！
1982年，我初三，不知因何缘故，对诸多理所当然之事，忽地都起了反逆之心。又两年，台南一中高二，整个人开始心焦神灼、惶惶难安；从此，遂长期困顿，久久不知如何安身立命。因这大惑难解，后来，我进了台大历史系；待了四年，所得有限；盖现今之大学，本非解惑之地，这怨不得人。台大四年，我像那走远了的放山鸡，兀自啄啄觅觅，独个儿找着切切于心的解惑之道；因此，我念着儒释道三家的生命之学，试着找回自己熟悉的文化记忆。那时，既不打算出国留学，也没真正介入最火热的政治社会运动，萦绕心头的，其实是我自己的民间出身，与后头的中华文化根源；这和当年“野百合”盛开，和满校园的“新马”、“解构”与“后现代”，和台大最根柢的“自由主义”，显然，都格格不入。
那一波波的浪潮，虽说热闹喧腾，却搔不着我的困惑之处。于是，我这不合时宜之人，遂远走他乡，来到了台东池上；这回，可真走远了；池上到台北五小时，去高雄四个钟头；每次有朋友来，都说，真是远呀！在这迢遥之地，平常我独自一人，一边教书，一边念书。念书，不必理会所谓学术，也不用管什么时潮。总之，念书就只是念书，正如生活就只是生活，那是与生命素面相见，那是孔子所说的“为己之学”。我开始将习染多年的浮辞浪语，慢慢一一扫落；也将长期牵挂的诳思绮想，渐渐开始涤尽。从此，在学校宿舍静静读着古书，看着传统戏曲，听着中国音乐；除此之外，喝茶、写字、盘腿坐榻榻米上。从此，在学校里，看着那些乡下孩子；到了街上，与市井之人闲话聊天。那路上，有大片稻田，稻田尽头，两座青山苍郁绵长，上头则有湛湛蓝天。稻浪天光，掩映在云影之间；我多年的浮躁不安，于是稍歇。
几年后，我安身于这块纵谷平原，也和自己的文化基因更加榫卯相合。越榫卯相合，越对我那未曾上过学、也不识字的父母亲衷心感激。他们让我在台湾民间天生地养，他们安稳信实的无言之教，都使得我日后虽有困顿，却只需回头转身，便有汲取不尽的源头活水。因这活水，我看着自己，看着旁人，再看着这个时代，渐渐都有种新鲜与活气。我终于明白，所谓教育，只不过是走在前头的那人一派气定神闲，于是，后头之人一个个也跟着神清气爽，如此而已！
在学校的后面几年，我看着学生一届届素质低落，并不同情，也不焦急；我只是不疾不徐，啜口茶，坐在椅子上，开开心心地与学生觌面相见。后来，学生写毕业心得，有人说我“很有元气”；有人言不雅驯，直接写“看你很爽”。我静静看着，无甚回应；若真要说，可能也仍是那老话：
“眼前虽然凶多吉少，但只要心头明白、有了准备、脸上又没苦相，那么，依然可能度灾解厄，依然可以吉人天相。”
作者系台湾知名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