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看公民媒介素养构建

2009年9月,广州市市容环卫局对外宣布,2006年立项的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将在环评完成后动工开建,番禺市民遂表示强烈反对,通过各种签名行动、宣传单、口罩秀等,联系当地及外地新闻媒体,对相关部门进行了为期近3个月的干涉,最后达成了该项目的选址再议、建设日程延迟的结果。此次事件是一次政府与市民之间顺利对话的成功案例,体现了高度的公民媒介素养,改变着决策部门隔绝公众单方面决策的政治习惯。

公民媒介素养对社会良性健康发展是有不可或缺的正面的效益的,因此,媒介素养的构建也越来越不容忽视。事件冲突方通过新闻媒体的沟通作用取得既竞争又制衡的结果。媒介素养,是大众正确理解、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能力,它的内涵包括认识、参与和使用大众传媒三个部分。从更广的意义上讲,包括受众、传播者以及传受系统之外的社会宏观大系统的媒介能力。

公民媒介素养表现为:了解媒介、应对媒介、不为媒介所左右;积极使用媒介表达对公共事务的关心;积极介入媒介参与社会生活的自主意识;通过分辨、选择、评估媒介及其内容,进而通过理性的思考与对话,影响、促进媒体维护信息透明与公正,促进公共事件的解决。

公民媒介素养的高低,从内因上决定了公民政治的水平,成为社会健康良性发展的重要指标。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体现了番禺市民高度的媒介素养:

维权意识

该项目开建的消息公布后,周边居民敏锐地感觉到这个项目将对他们的健康造成不利影响,有步骤地开展各种维权活动;并非被动等待结论,而是通过各种途径了解项目的进展;质疑专家的独立性;将反对意见付诸行动――签名行动、宣传单、印制T恤、车贴、口罩秀等,通过大量专业的调查分析项目的不可行性;积极揭露有关官员与项目之间的利益关系;继续关注其他地区垃圾焚烧厂项目的情况,以进一步监督番禺垃圾焚烧厂的进展;等等。

知识结构及逆向思维能力

反“烧”市民对新闻媒体信息的接收是有选择性的,例如,对二英污染的判定、对垃圾源头分类缺失的质疑;质疑政府部门与项目之间的利益关系、质疑环评部门的独立性。为了查实垃圾焚烧对环境的污染,亲自调查同类项目――李坑垃圾焚烧厂周围居民的健康状况;运用科学知识――GPS实地检测经纬的方法,计算出项目选址点和小区之间的距离,查阅资料论证二英的危害作用;运用法律知识拟定反对倡议书;搜集国内所有垃圾焚烧的相关报道以及其他地区反建垃圾焚烧厂的案例作为学习材料。

理性思考及议程设置的能力

从网上转帖、口罩秀,到集体“散步”、联系新闻媒体大量报道,反“烧”市民注意争取支援力量――争取30万番禺居民支持、争取当地及外地媒体舆论监督,促使该事件成为全国媒体关注的焦点问题等,即争取一切可以合作的力量;在与有关部门交涉该事件的过程中,有理有节,坚持正确的立场“不是反政府,只是反对垃圾焚烧”;采取用上访这种为政府接受的方式表达民众诉求;拒绝以少数代表人物与有关部门沟通,坚持表达每个人的声音。更难能可贵的是,一些反“烧”市民认识到,维权不能太狭隘,要顾及公共利益才能获得更多支持;把议程设置定为到底要不要建垃圾焚烧厂,而不再是在哪里建设垃圾焚烧厂。

使用大众传媒的能力

番禺市民在运用新闻媒体这一社会公器的时候体现了很高的能力:运用网络手段对相关利益方背景进行调查;辨别有用的新闻媒介言论,通过网络传播的手段迅速传播,形成网络媒介议程设置;借助中央媒体的舆论监督力量;利用新闻媒体来表达最广泛的意见,在2009年11月23日的“散步”行动中,坚持不能“被代表”的立场。

但是从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事件来看,公民媒介素养的构建反映了公民媒介接触行为的缺失。此次事件尽管体现了公民媒介素养中的高度责任感以及独立评判的能力,却暴露了公民媒介接触行为的缺失。据《羊城晚报》2009年11月15日报道,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从2004年确定选址、2006年通过选址审批,5年来没有通报、没有听证、没有征求意见,直至今年9月,一则媒体通报的消息……才‘惊醒’了周边30万居民”,由此看来,公民接触媒介、接触新闻媒介信息比较滞后,并没有在公共事件的初始阶段就介入民意,也从侧面反映了公民对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不足。

从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来看,公民媒介素养的构建基于如下因素的改进:

增加政府决策的透明度,提供公民与政府双方观点直接博弈的条件

正如白岩松所分析的,解决番禺垃圾焚烧厂项目的问题关键不在于“是多数人支持,或者多数人反对,而是公众对政府决策信任度的问题”,政府的信任度不牢固,则透明的机制、民意的获取、第三方客观的评价都无从谈起。信任来自透明的机制。也即是说,政府决策的透明度与公民媒介素养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增加政策程序透明度,改变过去隔绝公众单方面决策的政治习惯,公民的维权意识才能有发展的空间,他们的知识才有用武之地,同时也促进公民与政府之间进行良性对话,达到有效的沟通;另外,公共事务的讨论让公民间接接受了科普教育,公民的思维能力及知识结构都会得到改善,例如番禺市民从垃圾焚烧厂事件充分认识到垃圾分类的迫切性,开始萌生垃圾分类的观念和习惯,这相比日常的社会教育有很大的优势。

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能力

公民媒介素养的发挥及提升离不开新闻媒体的作用,舆论监督能力强的新闻媒体对公民维权及参与政治的行动起到鼓舞的作用,并且能在实际行动中给予民众支持。同级新闻媒体不能批评同级党委,这是由我国新闻业纪律规定的,但通过新闻媒体的策略仍然可以实现较好的舆论监督。公共事件当地的新闻媒体,可以通过连续报道实现舆论监督。例如2009年10月29日晚,广州碧桂园和丽江花园反对建设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的4名业主,被警方以“涉嫌组织煽动非法集会”为由连夜传唤。次日,《南方都市报》详细报道了业主被传唤的始末。其次,同城新闻媒体对公共事件同样的价值判断,集中、连续的报道能使一件敏感的公共事件突破种种限制,结合社会舆论形成新闻热点,而公民掌握识别信息的能力将随着新闻媒体的报道不断提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理性思考、议程设置的能力都会得到锻炼。新闻媒体在民生事件的报道中绝对不能缺位,应积极介入公众关注的热点事件中,在新闻价值判断上要有精准的眼光,及时地反映公众的声音,让公民接触媒体成为一种常态行为。

决策程序的民主性

公民媒介素养的高低受制于决策程序的民主性,一个不接纳民意的社会,不能产生高素质的媒介公民。决策程序首先需要理性。市民将处于独立地位的专家搁置,亲自调查的行为暴露了公共决策成本过高的弊端。不过,尽管在尊重民意的问题上有少数人利益与多数人利益的矛盾,且民意并非最理性,决策程序民主性的作用仍然不可忽视。公民如何在参与政治时保持清醒的头脑,理智地表达自己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看法和建议,甚至对公共事务的发展施行影响?公民媒介素养尚待提升。公民媒介素养的构建离不开博弈条件――决策程序的民主性。一个封闭的社会氛围不可能诞生高素质的公民,更不可能形成市民社会。

在番禺垃圾焚烧厂事件中,决策程序并没有达到民主性。例如,2009年10月30日相关部门召开项目情况通报会,公示环评单位电话供市民提意见,但通报会只开放给媒体,不开放给市民。甚至有网友发帖揭露,近年来由该项目环评部门所进行的省内关于垃圾焚烧项目的环评几乎全部通过,环评部门的独立性备受怀疑。

具有民主性的决策制定的过程应该为民众所知悉,民意能够对决策的进程提出反对声音,通过公民与政府的公开博弈,使得决策更理性、有利于政策的贯彻执行,达到效益最大化。政府决策部门应该主动提高决策程序的民主性,将“全民公决”从概念转换为现实。正如2009年11月24日,番禺区政府表示要对垃圾焚烧厂选址建立科学民主的政府决策机制,“不排除进行全区群众投票”。

具备程序民主性的前提,反“烧”市民充当专家角色,就垃圾焚烧厂对周围环境造成的影响做调查,验证垃圾焚烧政策的科学性,甚至补充化学知识、医学知识和法律条文,与专家就技术问题展开辩论,与政府平等对话,想方设法运用新闻媒体进行舆论监督。所有这些举措,都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公民提高个人知识修养,锻炼思维能力,增加公民与新闻媒体互动的契合度,提升公民媒介素养。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