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顾颜《歌咏界众生相》一文的解读

【摘 要】本文以顾颜的《歌咏界众生相》作为研究资料，通过对“歌咏界”构成的主要因素和成分、关于“捧”字的意义探讨和价值评判、“歌星”身份的构成，以及有关“听客”的分类等进行分析，目的在于更好地把握《歌星画报》中所报道的歌咏界的组成结构，以及近代中国歌星的存在状况与成长环境。

【关键词】歌星；歌咏界；画报；架构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6-0067-02

1935年出版的《歌星画报》①中刊载了一篇署名为顾颜的文章――《歌咏界众生相》，讲述了当时由歌星群体构成的“歌咏界”的存在状态以及“歌咏界”组成的主要元素，为了解民国时期的歌星群体和相关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文字资料。本文着重探讨了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歌咏界”构成的主要因素

“歌咏界众生相，也和影国舞国一样的复杂，内容也有领导、乐师、侦探、吃豆腐者、歌星……领导和乐师，只要是有本领，会耍乐器，不论男女都可做得，倒也平等。侦探又分公私，公家侦探系各杂志团体特派；私家侦探除嗜爱此道，不时义务‘捧’之外，余均为‘醉翁之意不在酒’之吃豆腐者，亦略带有私家侦探之嫌疑。”

这段话主要说明了以歌星为关注焦点的“歌咏界”主要由领导、乐师、侦探、吃豆腐者、歌星五部分构成。对于乐师的要求是会“耍”乐器就行，没有在相关技术和能力方面做硬性的规定，可以看出，当时“歌咏界”对于乐师的专业要求不是很高，但是“男女都可做得”也说明了传统男女性别差异已在逐渐淡化。

当时的“侦探”（公家侦探、私家侦探、吃豆腐者）具有现今“星探”“追星族”或“狗仔队”的性质，他们关注“歌星”“明星”的生活起居、私人活动等，以都市多元化的市场以及市民的审美趣味为商业动力。有的纯属个人喜好，围绕“歌星”搜集相关的消息和报道，满足个人的好奇心。

二、关于“捧”字的意义探讨和价值评判

关于“捧”字的探讨，该了这样的描述：“尚有一种少爷兼‘捧’臣者，每日必死跑电台，此辈服饰入时，口头圆滑，脚路广大，手腕强硬，眼睛锐利，形虽在歌，实则心怀别念；常抓住女人的弱点进攻，掷金无吝啬，终思达到‘目的’，歌星又何得不是此辈之‘眼内型’呢！可是，@种‘听客’常常得陇望蜀，弃旧迎新，借‘听歌’为终南大道，其乐无穷。”

《歌星画报》1935年第4期刊登了署名为断头僧的一篇《见闻随笔》，其中也谈到了“捧家”对于歌星歌唱事业发展的影响，内容如下：

“有人说‘捧’的后面，必潜伏着一种强烈的欲望。此话确对十分，不过在被‘捧’者的结果，什九竟是给‘捧’者战胜的。经来二先生见之曰：我当代表全体歌星三呼；今后不要‘捧’，不要‘捧’。”

《歌星画报》1935年第3期“漫画”部分，也曾刊登了顾颜写的题为《歌星铭》的小文章，内容也有提及“捧”的意义，“（仿陋室铭）女不在美，有捧则名，歌不在精，有×则灵；播音台畔，唯吾独尊……”

“捧”在我国传统音乐尤其是戏曲当中较为常见，如：捧角、捧场、捧哏等。一般是通过“购票”的方式为自己喜爱的演员或某个剧团增添人气、营造氛围，以提高某位演员或剧团的地位和名声为目的。这里的“捧”既是“捧家”也有戏曲中“捧角”的含义，一方面表达了对歌星的喜爱和崇拜之情；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提高歌星的关注度。不同的是，歌星的发展有时会受制于商业大亨，从某种程度上说，犹如今天的明星签约公司，公司为自己的签约明星做宣传、打广告、进行形象设计，明星要在相关利益、规章制度等方面与公司签署法律合同，达到二者的相互平衡。

相对来说，“公司制”是现今“捧”的一种方式，具有法律效应，不可随意破坏相关规则。而民国时期对于歌星和其他明星的“捧”则存在较多的主观意识，商业大亨对自己喜爱的歌星或演员不惜金钱，以提高被“捧”歌星的身价地位为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捧家”和“被捧者”是相互作用的一种关系，但“捧家”对歌星的演唱事业占主导地位，决定了其演唱事业的发展。

三、“歌星”的身份构成

“歌星中除学生及引为职业、出风头之外，大抵还可分为两种：其一，年届及笄，而瓜未破之妙龄少女，反正有的是左辅右弼，故她们只图朝朝花月夜。虽其中也有为家庭与经济压迫者，然都歌与方酣，有名有利，努力前程，或升作舞星，影星之望；其乐舞涯，所以不至自悲红粉漂零，更不懂欢息桃花之易于消减也。其二，浪漫成性，青春派司，有来自影国、舞国、学国者，生活变换剧烈，既经历‘花好无常’之苦境，复遍嗜‘人情冷暖’之世态，于是虽高歌漫耳，日伴所爱相偎公园，逛影艺场，遛舞厅，夜夜似锦，实则阿侬身世，大有难于语人之苦衷也……歌星之最大的目的，不管有情无情，对于所抱的‘生意眼’及‘捧’的主义，是绝对不肯放松的。所以有情无情也没得一定，全凭个人所遇罢了。”

这段话有两点需要关注，第一，当时歌星的“身份”主要有几种类别？第二，怎样理解当时“歌咏界”存在的“捧”的意义？从文章内容来看，作者将当时歌星的身份划分为四类，即学生、社会中出风头者、及笈少女和青春派。关于成为“歌星”的原因，作者给出了个人的观点，一是贪图享乐；二是由于经济的压力；三是由于家庭方面的因素。

《见闻随笔》中对“歌星”的身份问题以及当歌星的原因做了论述，作者指出：“歌星中除少数真实歌舞同志外，多数均为女学生所改业。诸一般女学生，以所为简易，有名有利，何乐不为？故亦认此为‘高尚’出路，岂此道真为女学生唯一之‘高尚’出路耶？”

《歌星画报》中其他版块也有对“歌星身份”的报道内容。如1935年第1期的“歌坛情报”栏目刊登的“罗莺小姐她下半天在学校里念书，晚上在自己领导的‘莺敏歌咏社’担任歌唱。”第3期的“歌星作品集”栏目刊登的“白燕《歌唱旅途》：最初，我是开始着播音与元昌电台。因为感到播音的兴趣，所以情愿抛弃学校里的课程，同了几位同学，每天偷偷地跑到电台里去。”“集剪抄”栏目刊登的“‘社’乃素以交际著名之余雪丽小姐所主办。专以发扬声乐、提倡国货并服务社会为先起。余小姐乃苏州某著名女校高材生，曾服务于‘艺风声乐团’‘美玲团’及‘玲音团’等诸团体，性情和蔼可亲，擅长交际，且对于国学一道尤有心得。”第4期的“集剪抄”栏目刊登的“露茜，去年在敬业小学四年级肄业，学名为王月鸣；曼社钢琴师王耐雪，前求学于慕而堂，今在某补习学校补习英文及簿记；露萌肄业于务本女中，因为她住宅左旁是一豆腐店，固有‘豆腐西施’之雅号（此雅号，却与吃豆腐的朋友针锋相对）。”

从以上分析来看，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歌星群体的构成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年轻人中，黎锦晖创办的歌舞学校和培养的歌舞人才也大多为十几岁或二十几岁的学生和青年。如当时社会受关注度和欢迎度较高的歌星有黎明晖、王人美、黎莉莉、周璇、张帆、薛玲仙、严斐等。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我国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歌星大多由黎锦晖创办的歌舞学校和社团培养，且多为女性，有些歌星甚至同时兼具双重或多重头衔，如王人美、黎明晖、周璇等即是歌影双栖的明星。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市民审美趣味的世俗化以及传播媒介的快速发展，使“歌星”逐渐成为当时市民消费的一个新奇对象。

关于歌星的“双重”“多重”头衔、角色等问题，断头僧的《见闻随笔》中有所谈及：“唱歌，跳舞，电影，近亦成为姐妹艺术，故由唱歌改行伴舞或入影界，不足为奇；舞娘再回复唱歌界或入影界也不足为奇；影人下海伴舞或变为歌者，更不足为奇；所奇者，此辈之手腕智慧何其过人也。入影界称影星，入舞界称舞星，入歌界称歌星。”

《歌星画报》1935年第3期的“图照”部分，报道了歌星徐健进入影界的消息，“徐健是上海的红歌星，现经影星黎莉莉小姐的介绍，正式加入了联华影片公司，在大导演先生的新片里将担任一个歌星的角色，以歌星而演出歌星的角色。”

综上所述，当时歌界、舞界、影界对于相关人员的专业考核没有硬性的规定，而且三者之间关系紧密。因此，出现“双重”“多重”头衔的现象就较容易理解了。

四、有关“听客”的分类

“歌星演唱甜歌，就有无数听客收听，因此间接的也得说到‘听客’身上。‘听客’也分男女，老年少数，中年青年各据其半；老年者偶尔高兴，才会听听；中年却不然，男虽已娶妻，仍犹吃饭之不梢掇，常听不厌；女虽嫁夫，亦以此为唯一之消遣；未婚者其嗜听似又胜过前者。青年血气方刚，更了不得，勿论商、学、工；每听就状如昏迷，男大有遍识歌星，就什么都行之概！女亦以能上播音台，身立麦克风畔，即不啻登临天台圣境为荣！”

这段文字中作者主要就“听客”问题作了论述，将“听客”分为了三类，即老年人、中年人和青年人，指出在收听歌星演唱次数和迷恋程度方面，青年人甚于中年人，中年人甚于老年人。以此也可以得知，当时流行歌曲的欣赏人群大多为中青年。

五、结语

综上，顾颜的《歌咏界众生相》一文主要叙述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由歌星构成的“歌咏界”的存在状况与现象。不仅关注了作为歌咏界“主体”的“歌星”，而且对“听众”“捧家”也做了分类与阐述。对了解二十世o二三十年代“中国歌星”“歌咏界”的存在形态、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事实和史实依据，具有很高的研究与参考价值。

通讯作者：冯雷

注释：

①宋友梅主编.歌星画报[N].1935.6―1935.9.

参考文献：

[1]周利成.民国风尚志[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15.

[2]尤静波.中国流行音乐通论[M].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11.

[3]（日）\本泰子.乐人之都――上海：西洋音乐在近代中国的发轫[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

[4]尤静波.欧美流行音乐简史[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15.

[5]钱乃荣.海派文化的十大经典流变[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

马 泓（1991-），西南大学音乐学院2014级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