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悲剧性浅析

摘 要： 提到西汉，两个人不得不提，一个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项羽，另一则是“生平胯下能受辱，只是羞于哙等肩”的韩信。项羽未能成就其帝业，与其自身性格不无关系，“匹夫之勇”、“妇人之仁”①、“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②，而韩信到底因何而死？谋反？亦或是说，诬以谋反？

关键词： 谋反 诬以谋反 非艺术性考虑 悲剧性

自古天下初定或新帝上位，除了改国号以求天佑外，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横空出世。比如，宋时改用文官、元朝开创行省制度、明洪武年废丞相设三司、清朝雍正设立军机处直接向皇帝负责，标志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顶峰，可真谓“治世不一道”③。在复杂的时代背景下，风云变幻的朝堂中，韩信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呢？

韩信的一生有人概括为“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可以这样说，但也不完全是。知己固然是萧何，宋洪迈《容斋续笔・萧何给韩信》中写道“信之为大将军，实萧何所荐，今其死也，又出其谋”即所谓的“成也萧何败萧何”。关于这个典故，早已是书中写，戏中唱，家喻户晓了。

韩信少年贫困，立志出人头地，受胯下辱而不发。先从项梁，后属项羽，最后归刘邦，经萧何三荐一追，乃得以拜将。于是大刀阔斧，施展才能，“涉西河，虏魏王，擒夏说，引兵下井陉，诛成安君，徇赵、胁燕、定齐，南摧楚人之兵二十万，东杀龙且，西向以报”，④真真是“功无二于天下”。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反观韩信，井陉之战、潍水之战、垓下之战等，战必成名，打破孙子的论断。关于韩信，刘邦说：“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萧何说：“诸将易得耳，至于韩信者，国士无双。”苏轼说：“抱王霸之大略，蓄英雄之壮图，志吞六合，气盖万夫”等等。军功无二，国士无双，对韩信来说，虽刘汉之天下，实由信再造，但不免落得个“兔死狗烹”的下场。

“兔死狗烹”的典故大多历史演义小说中会出现。沈忱《水浒后传》第九回：“大凡古来有见识的英雄功成名就，便拂袖而去，免得后来有‘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之祸。”这也可以从范蠡和文种身上得到证实。春秋末期，吴、越争霸，越国战败，屈服求和。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任用大夫文种、范蠡整顿国政，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使国家转弱为强，最终“存亡越，霸勾践”⑤，击败吴国，洗雪国耻。吴王夫差兵败出逃，多次求和，文种、范蠢坚持不允。夫差无奈，把一封信系在箭上射入范蠡营中，信上写道：“兔子捉光了，捉兔的猎狗没有用处了，就被杀了煮肉吃；敌国灭掉了，为战胜敌人出谋献策的谋臣没有用处了，就被抛弃或铲除。两位大夫为什么不让吴国保存下来，替自己留点余地呢？”文种、范蠡还是拒绝议和，夫差终自刎而死。越王勾践灭了吴国，在吴宫欢宴群臣时，发觉范蠡不知去向，第二天在太湖边找到了范蠡的外衣，大家都以为范蠡投湖自杀了。可是过了不久，有人给文种送来一封信，上面写着：“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共乐之，子和不去？”文种此时方知范蠢并未死去，而是隐居了起来。他虽然不尽相信信中所说的话，但从此常告病不去上朝，日久引起勾践疑忌。一天勾践登门探望文种，临别留下佩剑一把。文种见剑鞘上有“属楼”二字，正是当年吴王夫差逼忠良伍子胥自杀的那把剑。他明白勾践的用意，悔不该不听范蠡的劝告，只得引剑自尽。

遥想汉初三杰，韩信叱咤风云，后被诛三族；萧何兢兢业业，虽免于死亡但贫困终老；唯有张良仙风道骨，避谷远祸，自在逍遥。功臣下场，可见一斑。于是韩信的真正死因也就更明了了。

“存亡两妇人”。存之妇人固然是漂母，在寄食乡长家而遭嫌后，得漂母一饭之恩，“漂母怜之，饭信，一漂竟数十日”。⑥韩信封王后，便找到漂母，赏漂母千金。前有季步一诺千金，后有漂母一饭千金，为人称道。清包彬《淮阴侯庙》赞曰：“鸟尽良弓势必藏，千秋青史费评章。区区一饭犹图报，争肯为臣负汉王？”有人为韩信造反一事鸣冤，这就牵扯到亡之妇人――吕雉。有人评价吕雉，不是帝王，却胜似帝王。究其一生，出身高贵，下嫁刘邦，老夫少妻，恪守妇道，内外操持，还曾因刘邦的关系被狱吏调戏。后刘邦与项羽楚汉对峙，被抓为人质，项羽以刘父为要挟，而刘邦“幸分我一杯羹”。亲父尚且如此，何况妻乎？身在项营，项虞二人，琴瑟和御，而她形单影只，刘邦也未曾关心；更不用说刘邦在途中为求自保多次将儿女推下马车；以及后来专宠戚姬，甚至要求废太子等等。华贵宫殿，长乐飘飘，长明灯下，古铜镜内，妙容不再，她知道什么对她最重要。与戚姬的得宠而言，她需要的是权力。于是有人说韩信是吕雉专权的绊脚石，杀韩信是吕雉立威的政治需要。但是处死韩信这样的重臣，而且是诛族这样的决定，是皇后可以决定的吗？柏杨先生说：“仅凭舍人一面之词，没有洞察，不容分辩，便急吼吼下毒手，而所使用的又是灭口手段，表面上由吕后主持，从‘伪游云梦’那件事判断，毒计恐怕酝酿已久，否则屠杀韩信这样的重臣，吕雉岂敢巨作决定。”刘邦对于韩信始终是顾忌的，怎么可能让他继续身居高位，仅仅削王为候怎么够？敌国破，谋臣亡。由是借吕后之手，萧何引之，灭口诛族，以绝后患。所以，吕雉也不过是政治工具，她只是猜中了刘邦的心事，联合萧何，帮他“清理门户”，戳死韩信、诱杀彭越……宫闱幕后，独掌朝纲十六年。但她终究只是刘邦的执行者，顺其意，行其事，而刘邦的本意是最清楚不过的了，为了刘汉天下千秋万世，韩信这样兼谋兼勇的大臣，“汉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⑦，始终是一颗不定时炸弹。司马光《资治通鉴》总结道，“高祖用诈谋禽信于陈，言负则有之；虽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汉与楚相距荥阳，信灭齐，不还报而自王；其后汉追楚至固陵，与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当是之时，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顾力不能耳。及天下已定，信复何恃哉”！韩信下场，可见一斑。

据黄仁宇先生考证，根据当时的观念，造反不一定有存心叛变的证据，只要有叛变的能力也可以算数。功臣良将之所以为功臣良将，正是因为他们谋略大强的能力，而功成时，这些反成了罪过。上者杯弓蛇影，刘邦“杀白马与诸侯为盟”，“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翻译一下，日月可暗，星宿可落，我刘氏天下，至于万世，传之无穷。这时他可能忘了他刘氏天下是怎么来的，而秦朝又是怎样灭亡的。为了集中权力，一个个地向异姓诸侯王、开国功臣下手，繁华过后终成一梦！“一时忠臣良将，诛除略尽”。讽刺的是，这是人们对坏事做尽的奸臣秦桧的评价。刘邦曾高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功臣良将杀尽时反叹无良将安国。的确，想当初前方打仗有韩信，后方支援有萧何，出谋有张良，献计有陈平，还看今？

《胡文忠公遗集》记载胡林翼的一句话“疆吏争援，廷臣羽檄，均可不校，士女怨望，发为歌谣，稗史游谈，诬为方册，吾为此惧”。于是纵观《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史料性文献，很多人特别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并立下过大功的人死因都是一样的，谋反，或者确切地说是诬以谋反。韩信首当其冲，有人开玩笑说，韩信创造了两项吉尼斯纪录，汉朝第一功臣以及汉朝第一被杀的功臣。周勃、彭越、周亚夫、檀道济等，不一而足。其中，韩信与周勃的经历尤为相似。二人同时少平庸，起于战乱，拜将封侯。不同的是，周勃上头有人（薄太后），同时上头的人（刘恒）也不是一心置他于死地，而韩信也不是上头没人，可正是这上头的人（刘邦）想害他，而且是一心一意地害他，同时韩信“羞于哙等肩”，人际关系可见一斑。据《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记载岁余时，周勃害怕被诛杀，于是“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所以有人上告周勃欲反，周勃恐慌，“勃以千金与狱吏，狱吏乃书牍背示之，曰‘以公主为证’”。这位公主就是文帝刘恒的女儿，同时也是周勃的儿媳妇。周勃同时请出了薄昭，文帝的舅舅，“为言薄太后”。只能说太后就是太后，“以冒絮提文帝”但这不是关键，关键是太后的话“绛侯绾皇帝玺，将兵於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邪！”⑧这的确是关键。应劭曰：“勃诛诸吕，废少帝，手贯玺时尚不反，况今更有异乎？”文帝既见绛侯狱辞，乃谢曰：‘吏事方验而出之。”这应该也是韩信的写照或是内心独白吧！能反的时候，而天下初定是再造反，谋略如韩信，是不可能出此策的。武涉、蒯通献计时，是造反的最佳时机“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而韩信说“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⑨。《资治通鉴・汉纪・韩信之死》记载道，有人有上书告韩信造反而韩信不知。刘邦问群臣，群臣愤慨欲平韩信。刘邦默然问陈平，陈平有二问“陛下精兵孰与楚？”“陛下诸将，用兵有能过韩信者乎？”。刘邦答案是“不过”、“莫及”。由是陈平提出了“伪游云梦，会诸侯于陈”。韩信因此被骗、削权。此处就有两点说不通处，其一，韩信想谋反就不可能无备而去。其二，如果韩信真的造反，凭韩信的精兵诸将，陈平不是让刘邦送死吗？同样，刘邦会就这样去吗？可见他料定韩信不会反，不然不会自寻死路。信之不肯付汉王，而汉王却先夺其兵，削其爵，要其命，最后诛三族。只能说韩信是军事家，不懂封建权力的运衡。

如果说统治者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那么纂史者尤其是纪传表志体以写实、写史传世的《史记》这样记载呢？这就是处于非艺术性考虑，一般情况下，政治立场、家族利益及个人安危都被考虑在其中。就拿皇帝的出生而言，一登大统身世就离奇了。黄帝有天枢，刘邦有蛟龙。塞万提斯《唐・吉可德》中不无讽刺到“只要你能混出一点名堂，就会有人发现你有皇家血统”。“大凡皇帝出世，后来的史书上都会有一些类似的怪象记载。比如刮风啊，下暴雨啊，冒香气啊，天上星星闪啊，到处放红光啊，反正就是要告诉你，这个人和别人出生不一样。”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这样开篇。这些纂史者明知不可能而记之，就是出于非艺术性考虑了。众所周知，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而触怒汉武帝，为承父遗志而家又无余财，只能选择就是现在人也难以接受的宫刑，经过这一打击，司马迁的心理一定是有变化的，他不可能像以前一样实写实录，最起码不能明显地实写实录，不然就只有死路一条了。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道《太史公书》是“继《春秋》而作”，而《春秋》我们知道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微言大义”即所谓的“春秋笔法”。如《郑伯克段于鄢》的一个“克”字足见郑庄公的阴险、毒辣与虚伪。而史继G先生在《论韩信之死》中认为司马迁在写韩信的卓越战功以及拒绝和蒯通的教他背叛刘邦独立的对话时，无不斩钉截铁的态度和明确犀利的语言，给人以极其鲜明的印象。而在写韩信谋反叛逆的文章时，两两对比，就迥然不同了。每每在字里行间。，流露出一些破绽和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给人以模糊的印象，这正表明司马迁当时下笔的难处。也正是在这些地方留下疑窦。可见太史公寓褒贬与字里行间。所以《史记・淮阴侯列传》，“太史公曰：‘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哀叹可惜之意，溢于言表。

或许有人会问，就没有例外吗？其实，例外是有的，但严格意义上，也不算例外。历史上真正能做到“功高盖主而主不疑，权倾朝野而朝不忌”⑩的是郭子仪，以及后来的曾国藩，即“前有郭汾阳，后有曾国藩”。相比于韩信、周勃的不能善终，这里不无郭子仪开府以明志，文忠公逆来顺受{11}的自身修养有关，还有当权者需要他们以牵制各方势力，如和|之于乾隆，王镇之于刘裕，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存在没有触及到封建专制统治，权力虽大，但有顾忌。而刘邦对韩信一直是顾忌的，刘邦与韩信谈领兵之能，刘邦“不过十万之众”而韩信“多多益善耳”，虽然在后面用“领兵”和“领将”搪塞过去，但韩信之被杀就不足为奇了。谈到李世民与魏征，人多多魏征之敢谏，而少多太宗之善纳谏。倘使魏征碰到的不是李世民，不一定有“谏臣”美名传世，而太宗能唯才用人，即使没有魏征，其他人上谏规劝，他照样可以任用听取，成“贞观之治”之大业。

历史终究是历史，如天道运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历史是按照自身的客观逻辑发展，它不顾及人们的感情{12}。黄仁宇先生提出应最大限度地将道德排除历史讨论的范畴，看待历史应当考虑当事人能怎么做而不是应该做。前人的教训给我们留下了一部部史书，我们能做的是尊重历史、熟悉历史。意大利学者克罗狄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与太史公的“通古今之变”有异曲同工之妙，以古鉴今，以古成今。

注释：

①《史记・淮阴侯列传》信再拜贺曰：“惟信亦为大王不如也。然臣尝事之，请言项王之为人也。项王喑恶叱箢，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

②《史记・项羽本纪》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似鹇つ吨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及羽背关怀楚，放逐义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难矣。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

③商君书・更法.

④史记・淮阴侯列传.

⑤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⑥史记・淮阴侯列传.

⑦马光《资治通鉴.

⑧史记・绛侯周勃世家.

⑨史记・淮阴侯列传.

⑩旧唐书・郭子仪传.

{11}曾国藩家书：“有端拂逆时，只有逆来顺受之法。”.

{12}陈生玺.张居正与万历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