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注赵翼诗论的审慎之作

摘 要：江守义、李成玉历时四年多成书《瓯北诗话校注》。《校注》底本精良、校注审慎、注语平实，既是《瓯北诗话》研究的工具书，也是评注赵翼诗论的审慎之作。

关键词：《瓯北诗话》；《瓯北诗话校注》；校注；底本

中图分类号：I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1-0098-02

作为清代“乾嘉三大家”之一，“堪称性灵派之功臣”[1]的赵翼（1727-1814）所著的《瓯北诗话》被认为是我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的一部佳作，但一直没有校注本。江守义、李成玉历时四年多对赵翼的《瓯北诗话》进行了校注，并于2013年出版，使《瓯北诗话》终于有了完整的校注本，为《瓯北诗话》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工具书，也为我们提供了评注赵翼诗论的审慎之作。该书对《瓯北诗话》的底本做了全面校勘，对诗话十二卷的内容做了详细注释，并做了五个附录：《〈瓯北集〉中的诗论粹编》《〈陔余丛考〉中的诗论粹编》《赵翼简谱》《清史稿・赵翼传》（赵尔巽）《瓯北论诗瓯北诗》（钱锺书），以上工作，用力甚勤，也让《瓯北诗话校注》达到了较高的学术水准。大致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底本精良

对于古籍校注而言，首要的是精选底本，若底本择取不当，往往事倍功半，影响校本的出版价值。《瓯北诗话校注》在底本择取方面，十分谨慎，校注者在其书的《整理凡例》中亦有所提及：此书“底本据《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嘉庆湛贻堂刻本《瓯北诗话》为底本”，而此嘉庆湛贻堂所刻的《瓯北诗话》刻工较精，是极佳之选。另外，校注者还参照其他版本，逐字参校、研究，尽力复原古本原文，校出了《瓯北诗话》较为可靠的善本。《校注》是在十余万字的《瓯北诗话》底本的基础上，校注了近四十万字，最终完成五十万字的校注本，用功之足，让人不免惊叹。当然，这也与二位校注者严密的校注工作分不开，自2007年全国高校古委会对《瓯北诗话校注》作资助立项后，他们便开始了艰辛的工作，查阅了国内外现存的《瓯北诗话》的各种版本、注本，为校注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做好了前期的校注准备工作。之后，在进行《瓯北诗话》正文的校注阶段，他们又从研究赵翼及其作品入手，开展了不少研究性工作。①作为《瓯北诗话》的校注者，他们并不是“为校注而校注”，而是在研究赵翼本人及其诸多作品的基础上，来开展《瓯北诗话》的校注工作的。他们通过各种途径获得并参阅了国内外关于赵翼及其作品的研究成果，也积极与国内同行切磋，请教了曹光甫等赵翼研究专家。校注者边校注、边研究，用力甚勤，这也为确保《瓯北诗话校注》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二、校注审慎

明代陈继儒在其《岩幽栖事》中言，“余得古书，校过付钞，钞后复校，校过付刻，刻后复校，校过付印。印后复校，然鲁鱼帝虎，百有二三。”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校”之繁难，然《瓯北诗话》足有十余万字，“校”之苦，唯有当事者体会最深。《瓯北诗话校注》的校注者知难不退，审慎校勘，他们在《瓯北诗话校注》的《整理凡例》部分就提到该书校勘的四条说明，提及校注底本、校注的诸种参考本，“尽量保持底本的原貌”，但也对明显讹误进行校勘、写校记，等等；所言中肯，在该书的具体操作之中也是按照此说明开展的。如《瓯北诗话・卷五・四》中的“坡公尤妙于剪裁”中的“剪裁”，原在《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嘉庆湛贻堂刻本《瓯北诗话》中为“剪栽”，而从前后语境判断可知“剪栽”不妥，故校注者在此处出“校记”曰，“剪裁，原作‘剪栽’，从校点本改。”此句之中，校注者“择善而从”，依从了校点本对原本进行的改正。又如《瓯北诗话・卷九・十六》中的“岂必一一指切时事”中的“指切”，十家诗话本作“悉指”，校注者只是在“校记”中提及此点，并没有按照十家诗话本作“悉指”，而是依然维持《瓯北诗话》之原本中的“指切”。可见，两位校注者对《瓯北诗话》一些文字上的讹误，进行了审慎、细致地校勘，也“尽量保持底本的原貌”，为《瓯北诗话》参阅者提供了迄今为止较为权威的底本，此校勘之功，不容小觑。

校注者除了对《瓯北诗话》进行审慎校勘之外，还在《瓯北诗话校注》的写作中“以史参酌”来进行“注释”的编写工作，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校注者知道，要校注好《瓯北诗话》，非从赵翼本人及其作品入手不可。就赵翼个人而言，他是史学大家，有《二十二史札记》《陔余丛考》《檐曝杂记》《皇朝武功纪盛》等作品传世。赵翼对诗亦有十足之兴趣，他所撰的《瓯北诗话》，或可称为其“读诗札记”，其中难免渗透赵翼的“史学思维”，可以说，“史学品格是《瓯北诗话》最鲜明的特色”[2]。而校注者在该书的校注之中，也十分关注赵翼《瓯北诗话》中的这一“特殊现象”，他们审慎校注，在行文之中多引史之内容入“注释”，如《瓯北诗话・卷一・一九》中关于李白的相关注释，校注者给出了《新唐书》所记载的具体内容。《瓯北诗话・卷五・十五》中关于苏轼的相关注释，校注者给出了《宋史》卷三百三十八《苏轼传》中载的具体内容；《瓯北诗话・卷七・乾道元年》注一五中，校注者在“注释”中引了《宋史》卷三九五《陆游列传》中所载的相关内容，等等；校注者根据校注具体内容之需要，以史书记载入“注释”，使《瓯北诗话》之内容能与相关史书记载相互对照，让《瓯北诗话校注》的“注释”内容更加客观。审慎之校勘，在“注释”的之中注重“以史参酌”来编写，这些细致的工作，让《瓯北诗话》注释建立在较为可靠的基础之上，确保了校注的准确与稳妥。

三、注语平实

赵翼在其《瓯北诗话》之中，多直接引用了诸诗人作品的原文，这也直接导致《瓯北诗话》篇幅较大。校注者“不畏其烦”，对其中相关诗作进行了穷根溯源式的挖掘，找出“根据地”，这方便了以后的研究者对《瓯北诗话》的把握，可以说，《瓯北诗话校注》为该诗话的研究者提供了一部厚实的研究工具书。校注者在给读者提供丰富注释资料的同时，也不时融汇诸种论点，较为客观地评《瓯北诗话》中的相关内容，读者在该校注之书的“按语”部分可以看得明确，校注者对赵翼在其《瓯北诗话》中发表的观点，往往以“按语”的形式来集中概括，这样既简明又平实。如校注者在《瓯北诗话・卷九》之“按语”就提到赵翼推举吴梅村为大家，也得到诸如陈衍以及日本的安积信等人的认同；《瓯北诗话・卷十》之“按语”中讲到关于查慎行的七律，也在汪佑南的《山泾草堂诗话》中有言说，等等。可见，《瓯北诗话校注》中的此类“按语”多融汇了诸家之论，校注者基本不作个人主观之评判，这一做法保证了相关结论的客观性。与此同时，《瓯北诗话校注》中的“按语”融汇诸论，为阅读者提供了大量此类形式的扩展性资料，亦与校注者“多提供一些可资参照的资料”的校注初衷是一致的。

此外，《瓯北诗话校注》的“按语”之外的“注释”之中，校注者对于一些“是非”问题，没有妄加定夺，多在进行注释时引用一些研究资料，以供读者研判，如《瓯北诗话・卷一・一六》注三中，校注者认为李白的生年有疑问，且学界说法不一，注者引了清代王琦编《李太白年谱》中的观点：《旧谱》（薛仲邕编的《翰林李太白年谱》）“疏略，又不无抵牾”；《瓯北诗话・卷七・淳熙元年》注五四中，关于“其冬”七句，校注者引了钱仲联、于北山诸人的观点，等等。以上可见校注者在校注《瓯北诗话》之时，虽融汇诸论，但尽量不发明自己之言论，规避了不必要的“过度阐释”，这也一定程度上确保了《瓯北诗话校注》的注释内容的客观性。

当然，校注者对其所校注的《瓯北诗话》也并不是没有看法，他们在《瓯北诗话校注》的写作中，也以较为适当的方式阐明了自己对赵翼及其《瓯北诗话》的看法。如校注者在《瓯北诗话校注》的《前言》部分的第四块明晰地提出了赵翼及其《瓯北诗话》的不足。如“赵翼从自己的‘独抒性灵’的主张出发，选择的诗人有时候出于自己的喜好”，而且也听不进他人之言；“赵翼虽号称史学大家，但《瓯北诗话》在考据、引用文献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校注者指出《瓯北诗话》的“卷七考察陆游生平时就有错误”，“《瓯北诗话》还存在一些表述上含糊不清的地方”，与此同时，也指出了赵翼引用诗句上的随意性，校注者指出了“赵翼博览群书，这导致他在《瓯北诗话》中引用时比较随意，常常只写所引用内容的大致情况，时或出现错误”，凡此诸多精辟结论的获得，都与校注者对赵翼及其《瓯北诗话》的深度把握分不开，校注者用证据说话，很有说服力。

可见，《瓯北诗话》校注者以研究者的姿态来校注该书，可谓“高屋建瓴”，又“细察入微”，校注者不阈限在赵翼的《瓯北诗话》中不能自拔，既能发明《瓯北诗话》之长，又能明确其短，以中立者的立场来进行《瓯北诗话》的校对，“研究先行，深度校注”的校注理路，保证了《瓯北诗话校注》之中相关校注内容的客观性，提升了《瓯北诗话校注》作为《瓯北诗话》相关阅读者的资料库、工具书的可靠性。

“书无完书”，《瓯北诗话校注》也非完美之作。如该校注中对赵翼论诗内容的训释方面，着力不足；也有些文字、标点校对方面的瑕疵等。另，本书校注中涉及的诗较多，或可以考虑设置“综合索引”部分，方便读者检索；但可能该校注本的篇幅会更大，或要出上、下本了。

总而言之，校注者在《瓯北诗话校注》中精择底本，审慎校注，平实注解，为读者提供了一本《瓯北诗话》研究的工具书，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了一部评注赵翼诗论的审慎之作。校注者为《瓯北诗话》之研究所做的基础性的文献校注之功，将会让赵翼诗论的爱好者和研究者获益。

参考文献：

[1]王英志.性灵派副将赵翼论略[J].文学评论，1996（1）：144.

[2]蒋寅.出入于诗学与史学之间――才学识兼备的诗歌评论家赵翼[J].文学评论，2014（5）：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