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券交易所得有效课税模式的构建

摘要：融券交易是我国近年来发展起来的创新金融业务之一，随之也引发了相关收益的课税问题。从欧洲和美国当前对融券交易的课税制度来看，存在对融券交易的法律形式还是经济实质课税的分歧。就促进以契约形式进行的金融创新而言，应有必要尊重真实目的的融券交易的法律形式，从而以此为基础而构建融券交易所得的有效课税模式。

关键词：证券市场；融券交易；经济实质与法律形式；所得课税

文章编号：1003-4625(2011)02-0067-07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

融券交易是近年来我国推出的证券创新业务之一。自2006年证监会公布《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后，融资融券业务在我国开始有所发展，在2008年4月，国务院《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在其第4章第5节中将融资融券正式列为证券公司的业务之一。2010年3月31日，融资融券业务开始进入实质性试点阶段，截至5月31日，深沪两市融券交易金额已达到2.22亿元。融券业务的发展有利于促使证券价格趋于合理，并增强证券市场的流动性。

随着我国融券交易试点的不断扩大，可以预见的是，融券业务的交易总量将日趋递增，由此必然引发是否对其进行课税以及如何课税的问题。但作为一项新型的证券交易模式，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尚未能形成相对成熟和统一的课税规则。税收成本的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妨碍了融券业务的发展，尤其在国际背景下，由于融券交易所得在各国中被认定为不同类型的应税所得，从而造成双重征税的后果，增加了融券交易的税收负担，不利于跨国融券交易的发展。

对于我国而言，尽快确立明确的课税规则，才能以税收的确定且可预见，明确融券业务的交易成本，从而促进融券业务的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融券交易的主要课税争议

(一)融券交易的基本架构

根据《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48条的规定，所谓融券业务是指在证券交易所或者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证券交易场所进行的证券交易中，证券公司向客户借出证券供其卖出，并由客户交存相应的担保物的经营活动。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融资融券业务交易试点实施细则》、《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的规定，在融券交易中，出借方与借入方达成协议，出借方向借入方转让证券的法律权利，借入方必须出借方支付一定的保证金，并以卖出所融证券所得的价款作为担保物。在到期时，借入方必须支付租借证券的费用并归还所借证券或与所借证券相同的证券。

因此，在一项融券交易中至少包含了两层法律关系，即证券借贷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以及为担保债权而形成的担保关系。对于出借方而言，其来自于融券交易的收益主要是借入方因使用其证券而支付的报酬。

此外，在融券交易期间，如所融证券的发行公司分配股息或支付利息，借入方还应当向出借方支付数额相当的替代性款项(Manufactured／substitutePayment)。

融券交易的基本架构如下：

(二)融券交易的主要涉税争议

根据一般的税法理论，只有在动态的财产变动中发生纳税人消费与投资能力改变时，该项经济事实才发生相应的税收后果。在融券交易中，形成财产变动的交易环节主要包括了标的证券与保证金的交付、支付租借费用和替代性款项的支付。

围绕上述三个交易环节的税务处理问题，当前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于标的证券的交付构成财产的转移而发生资本利得税、租借费用所属应税所得项目和替代性款项是否可以视同证券投资收益予以课税。

在缔结融券协议后，出借方即必须向融券方交付标的证券。由于证券为具有可替代性的物品，因此，随着证券上的法律权利的转移和证券的交付，一般认为证券的所有权也随之转移到借入方手中。证券所有权的转移必然改变出借方和融券方各自可支配的财产的范围，由此可能产生相应的“财产转让所得”而发生所得税或印花税纳税义务。

但对于出借方而言，在交付证券的同时，也取得了要求融券方交付相同数量、相同类型和品质的证券的请求权，从会计的角度而言，出借方的总资产并未因证券的交付而发生变化。加上在融券期间，标的证券所产生的任何经济收益，包括发行公司所分配的股息或支付的利息，出借方均有权要求融券方支付相当的款项。

可以说，从经济实质上看，融券交易的证券交付既未改变出借方的资产总额，也未改变其就标的证券取得未来收益的权利，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财产转移，并无纳税义务的发生。法律形式或经济实质，何者应当作为税法判定应税事实存在与否及性质的基础，便成为融券交易中证券交付行为是否产生相应的税收后果的争议之所在。

在融券交易中，出借方的收益主要来源于融券方支付的因使用标的证券而支付的费用。出借方因处分所持有的证券而从交易相对人取得的收益构成应税所得，融券方则因使用他人的财产支付相应的对价而发生可扣除费用，这并无太大的争议。

问题在于，此费用应按何种应税所得类型进行课税。这一争议源于融券合同本身的法律性质的认识差异。如融券合同为消费借贷合同，费用是因使用证券而支付的对价，因此，应当属于利息所得予以课税。若融券合同不构成借贷协议，而是动产的租赁与使用，具有租赁合同的性质，由此支付的费用应为租金所得或是营业所得。由于不同的所得税收待遇有所不同，认定此费用的所得类型便即为重要。

在融券交易中争议最大的，莫过于有关替代性款项的税务处理的问题。如前所述，在融券期间，如标的证券的发行公司分配股息或支付利息，则融券方必须支付相当数额的款项给出借方。出借方取得上述数额的款项固然构成应税所得，但其所属应税所得的类型则有所争议。

由于替代性款项是作为标的证券在融券期间所发生的经济收益的补偿，融券方似乎只是作为出借方的人而取得该收益，则“转付”收益的行为不应当改变该收益的经济属性，因此，此替代性款项似乎应当视为是发行公司直接支付给出借人的股息或利息，从而对其进行课税。

然而，融券方在交易中取得了证券完整的处分权和收益权，因此，证券所发生的收益也应当归属于融券方所有。融券方固然为此支付相应的替代性款项，但这并非单纯的收益转付，尤其在融券方转让标的证券给第三人的情况下，已构成独立的款项支付行为，该款项应不再具有股息或利息的属性。

由于在各国中股息和利息均可以享有不同程度的税收优惠，替代性款项是否保留权益性或债权投资的属性，对于融券交易双方的税收成本是极为重要的。一旦替代性款项被认定为其他类型的所得，必然无法享受类似的优惠待遇。

在此情况下，融券交易的收益也将因税收成本的增加而降低，从事融券交易的积极性也将受到影响。然而，一旦出借方取得的替代性款项视为股息确定税收负担，得以享有股息免税或抵扣的待遇，在融券方转让标的证券的情况下，则难以避免产生“双

重免税”或“双重抵扣”的问题。加上该替代性款项实际由融券方支付，一般而言，企业支付的具有股息性质的款项不得作为税款扣除项目，这必将加重融券方的税收负担。

融券交易的上述涉税争议也是困扰各国进行税收课征的难题所在。各国对上述争议并持不同观点，进而形成了差别巨大的课税模式。因此，有必要考察各国当前对融券交易的课税模式，以作为我国进行立法的借鉴。

二、国外融券交易的主要课税模式比较与评析

融券交易在证券市场发达国家是较为成熟和规范的交易形式，正因为税收待遇是决定该交易是否盈利和具有实质经济意义的重要因素，不少国家在立法和征税实践已对此予以关注。

本文选取欧洲九国和美国对融券交易的课税规则或征税实践予以简要介绍与评析。

(一)融券交易在欧洲与美国的课税立法与实践

在欧洲，尽管融券交易的课税争议在国内和国际层面都引起了高度的关注，但到目前为止也仅有英国、西班牙和爱尔兰专门制定了适用于融券交易的课税规则。其他如德国、瑞士、新西兰、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均未有特殊的规定，只是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定的征税惯例。

英国《所得与公司税法》第231AA条、第727(2)条和第736条，《利得税法》第263条，1996年、1997年和2001年的《财政法案》以及国内收入局制定的融券交易征税细则共同构成了融券交易的课税制度。在《所得与公司税法》第727(2)条和《利得税法》第263条规定了融券交易的“未处分”的拟制，即尽管根据民法的规定，融券交易中的证券交付已发生所有权的转移，但在税法上仍拟制出借人保留标的证券的所有权。

英国的融券交易的课税制度也正以此为前提而构建。由于证券的“拟制保留”，因此，融券交易中的证券交付，包括出借方向融券方证券交付以及到期时融券方向出借人返还证券，都不具有税法意义，均不发生任何纳税义务。

对于租借费用，如果出借方为从事金融业务或一般保险的公司，则此费用计入营业所得，如为其他主体则计入其他所得中。替代性款项是英国税法关注的重点，出借方收到借入方支付的股息或利息的替代性款项，均视为“证券发行公司直接支付的真正的股息和红利”予以课税，因此，可以享受股息的免税甚至抵扣的待遇。除非支付的利息可以享受免税待遇，融券方在支付替代性款项时必须代扣代缴相应的税款。

与英国略有不同的是，尽管爱尔兰允许出借方取得的替代性款项，在其直接取得的真正股息可以免税时，可以参照享受免税待遇，但却明确规定了替代性款项不再属于股息预提税的范畴。对租借费用的处理与英国大体相同，但认为从事非金融业务的出借方所取得的租借费用属于消极所得的范畴，必须课征相应的预提税。

尽管与英国、爱尔兰相同，都认为出借方和借入方为履行融券协议而交付证券并不具有税法后果，并无纳税义务产生，对替代性款项，西班牙、德国、意大利和瑞士则严格以所有权的归属作为确定纳税主体及认定所得属性的根本标准。在融券期间，证券持有人(融券方或融券方转让证券的第三人)就所分配的股息或支付的利息承担纳税义务，并享有相应的税收优惠待遇和税款抵扣。出借方从借入方收取的替代性款项被认为与租借费用均为出借证券所取得的回报，因此两者具有相同的属性，作为营业所得或是动产收益进行课税。

美国也基本采用此种课税模式。根据美国《国内收入法典》第1058条的规定，只要符合该条所规定的条件，融券交易中的证券交付在税法上可不予确认，从而无纳税义务的产生。对于美国境内交易的替代性款项构成因使用财产而支付的费用，与租借费用构成一般应税所得。

具体而言，主要欧洲国家和美国的融券交易的税收负担如下表：

相比而言，新西兰和比利时对融券交易的课税严格以权利在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转移来确定纳税义务的发生。

因此，随着证券的交付而发生的所有权的转移具有税法意义，应当产生相应的纳税义务，在比利时需缴纳资本利得税，在新西兰则按营业所得予以课税。对替代性款项，也被认为基于融券协议而产生的收益，不再属于股息和利息。

(二)各国融券交易课税模式的总体评析

从当前各国的融券交易税法规则和征税实践来看，各国对融券交易仍未形成较为成熟和规范的课税体系。这一方面加大了融券交易的税收负担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更使得融券交易成为避税又一有利途径。在各国对替代性款项和租借费用的应税所得类型的认定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跨国融券交易更可能造成双重征税或双重不征税的结果。

尽管各国对融券交易的具体课税规则各具差异，但却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征税思路，即以法律形式为基础的课税和以经济实质为基础的课税。正是对法律形式的尊重，比利时和新西兰才认为在融券交易中随着证券交付而发生的所有权转移具有税法的后果，应当承担相应的纳税义务。

也正是因为如此，证券投资收益的纳税义务，包括应税所得的属性和相应的税收待遇，也根据由证券的持有而决定的法律权利的归属予以确定。既然出借方在依融券合同交付证券之后已不再享有证券的所有权及证券代表的权利，由融券方支付的相当于股息和利息的款项即不应被视为证券发行公司支付的投资收益。

然而，尽管同样承认融券交易中存在证券所有权的形式转移，英国等国家的立法目的则在于使税务处理反映交易的经济属性，强调尽管出借人转让证券本身，却通过合同安排保留了经济性所有权的收益和负担。融券方在融券期间尽管得以占有或享有证券法律上的所有权，却无法真正享有证券的经济收益，亦即既然出借人可以主张融券方补偿标的证券所产生的收益，则证券的经济收益权实际上仍保留于出借方手中，这一经济实质对于评价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能力才具有真正的意义。

因此，必须以融券交易的经济实质而非法律形式确定其税收负担。经济收益权的保留不仅决定了证券的法律权利的转移不具有税法评价的必要，也决定了在证券取得股息或利息等收益时，可以将融券方视为税收导管，而将此收益直接归属于出借方，认为出借方直接从发行公司取得相应的股息或利息等收益，因此按股息或利息的相关规定课税，并享有相应的税收优惠。

各国对融券交易征税另一分歧则是对于租借费用的性质认定。由于各国商法对融券交易的法律形式的规定各有不同，这使得各国税务机关对其应税事实属性的判断各有不同，进而导致税务处理上的差别。

在西班牙、新西兰和比利时，融券交易被认为构成消费借贷合同，所支付的租借费用是“对使用出借方的资金的补偿和出借方所承担的风险的回报”，因此，应当属于利息的范畴，按照利息进行课税。

在美国、意大利、爱尔兰等国，融券交易被认为是证券使用权的实现形式之一，出借人通过借出证券而收取相应的回报，是因动产的使用而发生的财产增加，因此，应当属于“营业所得”或“动产所得”。

从总体上看，以法律形式还是经济实质为基础对融券交易进行课税，是各国当前征税实践存在分歧的根本原因。但在进行应税属性的判定上，法律形式仍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选择经济实质还是法律形式作为课税基础，对我国构建融券交易的课税制度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有必要予以进一步的讨论。

三、融券交易课税基础的选择：经济实质与法律形式之争

对融券交易以其法律形式还是经济实质为基础课税的问题，是税法学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由于对评价纳税人税收负担能力的经济事实的强调，实质课税原则在税法领域中备受推崇。

在金融领域中，由于金融交易可以通过将不同金融产品的某些权利混合或拆分，创造出新的权利和义务，甚至可能以不同的契约形式而实现相同的经济属性。“如果税法是基于金融交易的法律形式而非经济实质，则课税的非中性即难以避免”，因此，以经济实质课税在金融领域中有绝对化的趋势。融券交易的课税规则正是在此背景下逐渐发展的。

从经济实质上看，融券交易与回购交易是相同的，都实现了财产及相应的法律权利的临时转移但同时保留取得收益的权利，并最终恢复所有权的初始状态。但两者的法律形式却存在巨大的差异。

在融券交易中主要包含了融券合同和担保合同，在此交易中的证券交付是融券协议所规定的法律义务的内容，并无对价的支付，融券方交付的现金仅作为保证金。

而回购交易则包含了两个独立但方向相反的证券转让协议，与融券交易不同的是，在回购交易中，证券的交付构成真正意义上的财产销售，购买方支付的现金为证券价款的支付。如果说以经济实质为判定应税事实的基础，则融券交易与回购交易的税务处理应当是相同的，反之，以法律形式的差异将导致其税收待遇的差别。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法律形式在税法中是否应当予以尊重，法律形式与经济实质何者优先。

融券交易是在现券交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创新信用交易形式，是金融创新的结果。就金融创新而言，尤其是创新金融工具，通常是通过金融契约的重新安排而实现的。当前的金融创新大多是在原有的金融契约的基础上对权利、义务的重新排列组合和新型的交易形式的采纳而实现。在契约的安排上也表现为多种基础金融契约的混合，即以某一基础金融契约的事项和其他基础金融契约的事项组成的复数构成分子为内容而成立的合同或以某一基础金融工具为合同的一部分，同时包含不属于任何基础金融工具的事项。

对金融契约的权利义务内容的重新安排、选择金融交易的形式，甚至创设法律并未规定的全新的金融契约，是私法意思自治在金融领域的体现，也是促成金融创新的根本推动力。就融券交易和回购交易而言，尽管其经济实质相同，但从本质上说，融券交易属于信用交易形式，即使出借方取得融券方交付的担保物，但仍承担一定的信用风险，其交易形式的安排也在于解决融券方对标的证券的需求。

而回购交易下标的证券的真实销售和价款的支付使得双方当事人已不再承担信用风险，而是承担类似“远期合同”的违约风险，其交易的目的在于舒缓证券持有人资金短缺的问题，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管理工具。

因此，尽管融券交易和回购协议的经济实质相同，具有与股票质押类似的经济功能，但通过不同的法律形式的选择，实现了交易主体对风险承担和经济功能的不同需求，具有合法性和正当性。

税法是在评价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能力改变的基础上进行的调整，而市场主体从事的交易活动必须首先适用私法，获得私法的法律评价，以确定其权利的归属。只有权利归属确定，纳税人的经济能力才确定地发生改变。

因此，私法对交易活动的法律形式的判定及由此所确定的权利归属应当成为税法进行应税事实判定的基础。既然“真正的法治就其根本意义来说，并不是依法对个人行为加以限制，而是对国家权力加以严格的限制，从而使个人免遭强制的威胁”，基于不同的交易目的而创设的全新的金融交易形式，如私法确认其合法性和正当性，只要是交易主体真实意思表示的法律形式，在税法中也应当予以尊重和肯定。因此，交易主体不仅可以以法律形式确定其私法上的权利义务，更可以根据该私法上的后果而预见其行为所应当承担的税收负担。因此，税法不应随意无视具有真实目的和商业意图的法律形式，一味强调经济实质对税收负担能力的绝对影响，而应当根据有效的法律形式所确定的财产利益的归属来确定纳税义务的成立，唯有如此，创新金融契约才不至于因税法对其法律形式的否认而丧失其本应具有的经济功能，交易主体的自由权利才能够在税法上得到保护。

所以，法律形式，而非经济实质，是判定应税事实属性的原则性标准。尽管融券交易和回购交易的经济实质相同，但其法律形式的差异决定了其权利义务归属的不同，以此为基础，其税收负担也有所不同。

但不容否认的是，融券交易的形式极容易被用于避税，尤其是随着跨国融券交易的发展，利用融券交易的替代性款项而套取股息的减免或抵扣的税收待遇以及国际税收协定中的税收优惠，已经成为国际上普遍关注的问题。

反避税也是催生当前以融券交易的经济实质作为课税基础的主要因素之一。如果将以法律形式为基础的课税绝对化，确实无法解决以融券交易进行避税的问题。但这绝不意味着由此可以经济实质取代法律形式作为课税的基础。合法有效、具有真实交易意图的法律形式依然应当得以尊重。

只有当融券交易的实施意图不具有商业目的，而是以税收利益的取得作为主导或唯一的目的，且如不存在该税收利益，便不会发生融券交易或不会采用融券交易的形式的情况下，才能完全否认甚至忽视融券交易的法律形式，而改进为以其经济实质作为课税的基础，进而确定其纳税义务。

因此，以法律形式确定融券交易的税收负担应当是税收立法的原则性基础，对具有避税意图的融券交易以经济实质确定纳税义务为例外，以此为基础构建融券交易的有效课税模式。

四、融券交易的有效课税模式的确立

既然融券交易的法律形式应当成为决定其税收负担的基础，那么，只有在确定融券交易的法律关系的基础上，才能构建融券交易的有效课税模式。

(一)融券交易法律关系的再探析

当前对融券交易的性质存在诸多的争议，有学者认为融券交易是借贷债权债务关系，也有学者认为属于质权交易。为确定融券交易相关收益和费用的税收属性，应有必要首先厘清其具体的法律性质。

就交付证券并供融券方使用，收益并归还证券而言，融券交易似乎应当属于使用借贷行为或租赁行为。但一方面在使用借贷或租赁行为中的标的资产为特定物，到期时借入方必须归还该特定物，而非具有相同属性的种类物。而在融券交易中，借入方并无需归还出借方所交付的证券，而只需交还具有可替代性的相同价值的证券。

另一方面，在使用借贷或租赁中，仅发生使用权和收益权在出借方和借入方之间的转移，而在融券

交易中，融券方则获得“赚取经济利益并负担所有权的责任以及取得在市场上自由转让证券的权利”，这一无限制的权利的取得已经构成证券所有权在出借方与融券方之间的转移。因此，融券交易不属于使用借贷行为或租赁行为。

既然融券交易中所有权已经在出借方与融券方发生转移，从形式上似乎已经构成证券的买卖行为。但在融券交易中，出借方是以其证券的交付为前提以取得在未来一定时间要求融券方支付相同证券的请求权，也正因为如此，融券方并无需为此而支付任何对价。因此，融券交易也不构成真正意义上的买卖行为。

我国当前主流的观点将融券交易视为借贷关系，认为就权利内容和交易形式上看，融券交易与我国《合同法》第12章中所规定的借款合同最为接近，均是“一方让渡资金并于到期后收回本金和利息，另一方则取得资金并到期偿还本金和利息”。两者的差别仅在于标的物的不同。从大陆法系的民法制度来看，借款合同被认为属于消费借贷合同(a loan forconsumption)的一种形式，即“使用人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而后返还同种、同等、同量的他物”的交易形式。

融券交易具备两个基本的特征，即出借方向融券方交付证券并同时转移证券的相关权利以及融券方到期归还与所融证券具有相同类别、相同属性和相同数量的证券。只要所归还的证券与标的证券“具有相同的权利”，即可视为融券方履行了融券协议上的义务。因此，就权利和义务内容而言，融券交易与借款合同都是“以财产的暂时让渡而获取相应的报酬并同时承担信用风险”，而“到期后恢复其所有权人的法律地位”，应当同属于消费借贷合同的类型之一。

在我国《合同法》中尚未对此予以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可以类推适用《合同法》关于借款合同的相关规定。

(二)融券交易中的应税事实判断与具体课税规则的构建

1.　融券交易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证券交付行为的税务处理

融券交易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证券交付，包括出借方向融券方的初始交付和融券方归还标的证券，形成了所有权在出借方和融券方之间的两次转移。

这种“不受限制的权利的转移”固然构成税法意义上的所有权转移，但如对其进行征税，必然加重融券交易的整体税负，影响双方当事人的盈利水平。这也是当前多数国家强调必须以“经济实质”课税而避免对证券交付进行课税的根本原因。

固然从经济实质上看，双方证券交付行为并未导致其资产总额的减少而无需承担纳税义务。但单从法律形式上判断，该行为同样并不构成税法上的“应税事实”。

一方面，出借方向融券方交付标的证券，目的在于保证后者取得该证券的处分权和收益权，是为保证融券方利的实现而设定的附随义务，是融券合同履行的前提要件。而融券方向出借方交付证券，目的在于恢复出借方初始的所有权状态，因此，均不构成独立的法律行为，无需获得税法的单独评价，而构成应税事实。

另一方面，构成税法上的应税事实，尤其是在所得税法中，必须满足两个要件，即经过市场交易和实现价值增值。前者强调的是双方等价有偿，后者则强调此交易行为产生财产的新增价值。在融券交易中，出借方交付证券显然为单方行为，融券方并不因取得证券而支付相应的价款，出借方并未实现任何的新增价值。

但有学者认为，在交付证券时，如证券市场价格高于其账面价值，则可认为证券交付发生新增价值。但由于融券方并非依照市场价格支付价款，此种所谓新增价值仅具有账面意义，不能认为属于已实现的价值。因此，出借方的证券交付行为并不构成应税事实，并无纳税义务的问题。

2.　租借费用的税收待遇

既然融券交易既非租赁合同也非买卖合同，则出借方取得的由融券方支付的报酬显然不属于租金或财产转让所得。与融券交易同属消费借贷的借款合同为取得利息的法定债权形式，那么，融券交易是否也为发生利息的债权，则有必要予以探究。

融券交易乃是融券方因占用出借方的证券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不仅在法律形式上与借款合同同属于消费借贷合同，其法律后果和经济后果均使债务人得以自由处分标的财产并得以实现一定的收益。出借人则同样因交付自有财产供他人使用而有权要求他人在交易期间内就财产的使用支付相应的对价。因此，从性质上说，融券交易中融券方向出借方支付的租借费用性质上应当归属于利息的范畴，应适用利息的税收处理规则，包括按照实现制以合同约定的支付时点确认收益，并作为可扣除的费用由融券方在计算应税所得时予以扣除。

《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8条第7款规定，利息为“个人拥有债权而取得的所得”，融券交易中出借方因证券交付而享有对融券方返还证券和相应报酬的请求权，属于债权并无疑义。但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18条的规定，产生利息的债权仅包括“企业将资金提供他人使用但不构成权益性投资，或者因他人占用本企业资金而形成的存款、贷款、债券和欠款”，即仅限于以货币为标的物的债权。在OECD税收协定范本中对产生利息的债权类型并无规定，仅在范本注释中列举了产生利息的“各类债权”包括现金存款，货币形态的有价证券以及政府公债、债券和信用债。根据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在当前利息的外延仍不能涵盖融券交易的租借费用的情况下，不应以类推适用或扩大解释而适用利息的相关规定。而应当由立法机关对利息的内涵和外延予以修订，或径行规定可参照适用“利息”的相关税收待遇。

3.　替代性款项的所得属性

由于在出借方向融券方交付标的证券后，证券所有权转移给融券方，证券所代表的股权或债权也随之转移给出借方。如出借方未向第三方转移证券，而是自行持有证券，则证券所产生的收益，包括股息和利息，均应当归融券方享有，并享有免税或抵免的待遇。但在融券方向第三方转让标的证券的情况下，第三方因持有证券而得以取得股息和利息，相应的免税或抵免的待遇只能由该第三方享有。

替代性款项是在融券期间因标的证券所发生的收益而由融券方支付给出借方的经济补偿。因此，在性质上已不再属于发行证券公司所分配的股息或支付的利息，当然无法享有股息或利息的税收抵免待遇。出借方从融券交易中可以要求融券方支付的报酬的高低取决于标的证券本身的经济价值。而标的证券的经济价值又取决于其取得收益的可能性，包括因证券市场价格的波动而发生的资本利得和因证券所代表的权利而发生的所得。在融券期间，随着证券处分权的转移，因证券市场价格波动而取得收益的机会转由融券方享有，租借费用即是为此而支付的对价，可以由双方根据市场风险而协商确定。后者相对而言是可预期的，但其价值却完全取决于发行公司的股息分配，无法由双方协商确定，而只能在股息分配或利息支付确定的情况下，才能要求融券方就此收益而支付相应的报酬，此即替代性款项。因此，替代性款项可以视为附条件发生的“租借费用”，其是否发生及具体数额均取决于发行公司所分配的股息或利息，在性质上应当与“租借费用”相同，为融券方向出借方支付的融券对价，性质上属于利息。在出借方作为应税所得，按照利息所得进行课税，而在融券方，则为融券成本的组成部分，可以进行税前扣除。

4.　融券方转让标的证券的税务处理

融券方作为所有权人转让标的证券，所发生的收益属于应税所得，并无疑义。但由于融券方到期时有义务购入同一证券以返还出借人，因此，此时融券方就该交易所发生的成本尚未确定。为能够从整体上对融券方在融券交易中的整体收益和成本进行评估，以确定其纳税义务，融券方转让标的证券而发生的纳税义务应当推迟到融券交易到期时，其应税所得根据转让标的证券取得的收益扣除购买返还出借方的同类证券的成本、支付给出借方的租借费用和替代性款项等成本后予以确定。

五、结语

融券交易是我国证券市场的新型业务之一，由于其对投资需求的满足、证券价格的形成以及市场流动性的提升等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可以预见的是，融券交易将成为我国证券市场的重要交易形式之一。税收作为重要的交易成本，在尚无法律对此予以明确规定的情况下，税收负担的不确定性将成为融券交易发展的重要障碍。为此，在融券交易在我国的发展初期，应有必要尽快制定相应的立法，以税收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促进融资融券交易市场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英]哈耶克，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56.

[2]李自根，融券交易下股息剥离的税法规制[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

[3]张保红，论融资融券交易制度『J]，河北法学，2009，(7).

[4]史尚宽，债法各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