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外婆

外婆有一双不算太小的小脚，模样端正，个子不高，笑起来很慈祥。在我的印象里，外婆就像一个先哲。我的很多书本之外的俗世经验，都来自外婆对母亲的谆谆教诲。诸如――赖债不能赖人情，赖脱人情做啥人；好吃末油盐，好看末铜钿；穿破十条裤子十条裙，勿晓得丈夫生啥心；吃来吃去鸡肉好，走来走去亲娘好……

从母亲零星的叙述里，我拼凑起了外婆的人生轨迹。

外婆出生于嘉定乡下一个小康人家，18岁时被我的曾外祖父相中，为他15岁的独生儿子下了聘。过门后，曾外祖父委以她当家的重任。听母亲说，曾外祖父学问颇好，能左右开弓，两只手同时写毛笔字，是当地有名的乡绅。那年月，家里时常宾客盈门，酒席不断。抗日战争期间，镇上的店面房子和乡下的老宅全都毁于战火。抗战胜利后，家中生计日益艰难，土地虽多，一年劳作下来，还总是入不敷出。原先的名声依然在外，亲戚朋友还常常来借钱。支应得慢了，就要被说赵家看不起人，连这点钱都不肯借。外公生性胆小懦弱，全靠外婆独力支撑。外婆常常变卖家中的首饰和粮食，或是外出借钱，再把钱借给亲友。后来外公要卖地还债，外婆不允。她也知道卖田未尝不是一个办法，但她要对得起公公的知遇之恩。外婆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念――不能让赵家败在我的手里！

所谓祸福相倚，这个在当时看来颇为正确的决定，为外婆和她的子孙们之后的命运埋下了祸根，因为在后来的阶级斗争中，他们相继被划分为地主。

外婆还有一句名言――“囡五（嘉定方言，指女儿）养到一百岁也是外头人！”在旧时的嘉定，嫁女儿必须有十里红妆。外婆的娘家也算是小康之家，她出嫁时，为凑够十里之数，外婆的父亲愁白了头。多年以后，她还被大小姑子们暗笑：“两个人抬一只春凳，两个人抬一只箱子，也好算十里啊？”

那时，农村里的人不懂得避孕，外婆一共生了12个孩子。除了舅舅们和我母亲，外婆生下的其他婴儿，都被她溺杀在分娩时坐的那只“子孙桶”里，其中还有一个男婴。为此，外婆被曾外祖母大骂一场。后来，外婆生下的男婴都被送到了育婴堂。有个舅舅长大以后还来认了亲，长得跟我外公一模一样。1952年，村里有家女人半夜里生了女婴，坚信女孩是陪钱货的外婆热心地帮着弃婴。想要不被人发现踪迹，就要丢得远。外婆的一双小脚跑不快，等她认为够远的时候，天已经亮了，弃婴的勾当终究还是被群众发现了。

无论日子怎样艰难，外婆仍然是一大家子的主心骨。她尽到了一个上海老式女子的本分――上侍奉公婆，下抚育孩子，还要安排一年四季的农活。虽然穷了一辈子，但人情往来、投桃报李，她从不含糊。在她的操持下，我的姑婆们一一体面地出嫁，三个舅舅也都娶了妻。外婆对自己非常节俭，我只在她75岁那年，见她请裁缝做了一件蓝布的棉袄罩衫。

垂暮之年的外婆并没有变成惹人生厌的老小孩，照旧通情达理、知情识趣。她的第一个重孙女、我大表哥的女儿满月那天，外婆在发髻上别了一朵线钩的小红花。那几年，外婆唯一的消遣，就是和同村的老头老太晒晒太阳、说说闲话。他们聊孙辈的婚事，谁家的女儿许给了谁家的儿子，拿到了哪些聘礼；聊谁家的小辈对长辈如何不孝，叹叹人心不古；聊哪个老太死了，枕头下藏了多少多少钱，子女怎样敬重；或是北宅上前两天死掉的老头某某，他女儿哭得如何伤心，多么有面子。外婆曾经很郑重地问母亲：“我死了你会不会哭？”母亲支吾半天，始终没有给她一个满意的答复。

1995年，离90岁还差一年的外婆无疾而终。母亲并没有像她期望的那样号啕大哭，边哭边唱，唱出她平凡而又艰辛的一生。

不识字的外婆有一个很文气的名字：戴文南。对我来说，外婆永远是中国妇女传统美德的具体象征。每当我看到勤俭持家、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之类高风亮节的字眼，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外婆――想起她半大的小脚，想起她慈祥的笑容，想起她伛偻的脊背，想起她的金玉良言。外婆的形象和精神常常引领着我回归女性的社会角色，成了我心灵意义上的娘家。我想，很多上海女人，也都有一个类似的精神家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