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报圣手张友鸾

友鸾先生生于1904年11月10日，卒于1990年7月23日，享年86岁，是20世纪中国新闻史上著名的新闻工作者，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代大学新闻系毕业生，是他那一代的老报人当中，为数不多的几个曾经受过正规新闻教育的人。他从1921年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文章，到1985年因老病被迫搁笔止，除了建国后的一段时期改行从事古典文学的编辑校刊和研究工作外，几乎和报纸打了一辈子交道。其中，披坚执锐，战斗在办报第一线的时间，近30年，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一段时期。

友鸾先生在旧中国的新闻界中，出道很早。他十五六岁开始向报刊投稿，17岁做报纸地方通讯员，21岁参加报纸工作，22岁就当上了报纸总编辑。初任总编辑的时候，他还是平民大学新闻系高年级的在校学生，是同时期报纸总编辑中最年轻的一个。此后，他先后在14家报纸工作。担任过北京《国民晚报》、南京《南京早报》的社长，北京《世界日报》、南京《民生报》、《新民报》、《南京人报》、和上海《立报》的总编辑，和重庆《新民报》、南京《南京人报》的经理、总经理。他才情敏捷，淹博多识，天生一付做新闻工作者的材料，甫登报坛，便脱颖而出，在侪辈中享有盛誉。蜚声二十年代新闻界的“平大三鸟”，蜚声三十年代新闻界的“南京人报三张”，蜚声三四十年代新闻界的“新民报三张一赵”，他都被包括在内。在旧中国新闻界，他与和他齐名的几位老先生们一道，共领数十年，被后生辈尊为“大先生”，在当时的新闻界，真个是“天下无人不识君。”

友鸾先生受过的洗礼，从青年时代起就追求进步，追求真理。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他就在安庆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1926年又再度申请加入CY（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整个大革命期间，他和、恽代英等党的领导同志都有过一定的联系和交往，和当时已经是地下党员同时是他的老师的邵飘萍，联系往来，更为密切。此后，虽因指定的联系人遇难，和组织的关系中断，但仍在自已的岗位上，默默地“遵从先驱者的将令”，和北洋军阀，反动派及社会上的封建帮会势力，进行长时期的斗争。为争取言论自由和民主革命事业的胜利，贡献自已的力量。正因为这样，他的办报活动，曾多次受到反动当局的限禁和迫害。他主持工作的报纸，先后有4家被查封，有两家受到过威胁和恫吓，他自已也曾经遭到过被地方当局驱逐出“境”和寓所被搜查的厄难。稿件被扣，报纸被迫“开天窗”，和受到警告的事，更是司空见惯。但他对横逆之来，始终处之泰然。在他从事办报活动的近三十年中，他始终是一个站在爱国立场，坚持真理和正义的新闻工作者，并且在解放战争前后的那一段时期内，最终完成了从一个民主主义的报人，到人民新闻战士的转变。

在新闻业务活动上，友鸾先生和他的老师邵飘萍一样，都是出了名的多面手，是办报的全才。从当“伙计”给“老板”打工，到自已集资办报；从当编辑、记者、到当总编辑、总经理；他都优为之。当记者，他有高度的新闻敏感，善于捕捉战机，曾经采访到过不少在当时备受关注的重大新闻。当编辑，他既编要闻也编副刊，从版面安排，到评论、小说、诗词，无所不能，样样出色当行。他所拟的一些标题，文情并茂，构思新颖。他所写的一些言论，精神笔力，两面俱到。他所写的一些长篇连载，情节生动，曲折有致，于细微处透视人生，剖析世情，皮里阳秋，隐寓褒贬，吸引了一大批固定的读者。他所主编的社会新闻版，丰富多采，贴近生活，尤为读者所喜爱。在他的主持下，不少报纸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很好。其中如《南京人报》，创刊不久就发行达1.5万份；上海《立报》，创刊不久就发行达7万份；重庆版《新民报》，创刊不久就发行达4万份。这在当时都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在他和其他合作者的共同努力下，这几份报纸，连同他工作过的北京《世界日报》和另外几个版的《新民报》，都成为当时在全国范围内有很大影响的报纸。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就是友鸾先生一度主持过的重庆《新民报》的读者。抗战胜利回到南京，又一直看他主办的《南京人报》。对这位新闻界的前辈，可谓心仪已久。但第一次远距离的瞻仰他的风采，还是在一次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时间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前夕。这次会，就是后来被形容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那个会。他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题为《是蜜蜂不是苍蝇》的讲话，慷慨陈词，为新闻工作者辨诬，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次讲话，也给他带来了厄运，付出的代价，是当了二十多年的“”和“摘帽”。第二次瞻仰他的风采，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的1987年。地点在北京团结湖他的女儿张钰家。这是一次近距离的面对面的会见。当时他刚刚发作了一次脑血栓，但看去仍然银拂胸，精神矍铄，眉宇秀朗，翩翩如少年。夫人崔希孟也在座，虽然同属八十开外的人，仍然和易温粹，使人如沐春风。知道他们之间的佳话，不免多觑了一眼，给我的印象是“依旧张郎，依旧崔娘”。可惜这时的友鸾先生，受脑血栓后遗症的影响，处于失语的状态，已经不能深谈了。这是最后一次和他见面。此后不久，他就南下定居。再过两年，就接到他的噩耗。没有在他生前，向他从容请教，这是我深感遗憾的一件事。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