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冯小刚和周星驰喜剧电影差别看文化差异

[摘 要] 众所周知,不管是冯小刚的电影,还是周星驰的电影,都共同具有一种解构的喜剧风格。但如果认真比较,我们会发现两者的电影塑造人物、制造喜剧效果的方式上却存在着极大的差别,本文试图从分析冯小刚和周星驰喜剧电影风格差异角度入手,来分析这两种喜剧电影背后不同的文化差异。

[关键词] 冯小刚;周星驰;喜剧风格;文化差异

众所周知,不管是冯小刚的电影,还是周星驰的电影,都共同具有一种解构的喜剧风格,都能使观众在看完影片后有一种释放的轻松,破坏与颠覆的兴奋,从而缓解了现实生活中的压力,这几乎是所有观看冯小刚和周星驰电影的观众共同的“期待视野”。

但是,如果认真比较,我们又会发现两者的电影虽有较强的平民化视角,但在塑造人物,制造喜剧效果的方式上却存在着极大的差别,通过这种差别我们可以看出香港与大陆两种文化的差异。

同中有异,和而不同

在冯小刚的电影中,男女主人公总是为“平常而琐碎的世俗生活与理想――比较好一点的物质生活,比较美满的婚姻配偶――而努力、而奋斗、而痛苦、而欣悦。”①举例而言,刘元并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也从未从事过什么值得夸耀的雄伟业绩。所谓的“炸开喜马拉雅山”的设想也不过是出于喜欢恶作剧的本性与自我调侃而已。韩冬也是生活里的小人物,日复一日地为生存在都市里奔波。梁亚洲以写作谋生,费心劳神,工作也颇为辛苦。女主人公们一样是平凡而普通,李清出国打工,谋求好一点的物质生活;宋晓英是护士,一门心思地相夫教子;其他如李小丹是公司的公关,吴倩莲饰演的角色只是一个普通的香港市民。也就是说,冯小刚影片中的人物是脚踏实地地生活在现实中,像普通观众一样更多地为生活中的各种物质性的东西所累。既然冯小刚的电影世界是逼真于沉重而繁琐的现实生活的,它的喜剧效果也就常常来自于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敏锐感受。比如梁亚洲在婚内婚外两种感情的极度痛苦与挣扎中发出的感叹:“就是一个仙女,你也要忍着,再说这个世界,哪有小仙女呀……”梁亚洲家里,李小丹和宋晓英两位情敌之间暗中较劲时,梁的小女儿端给李小丹的一杯盐水顷刻间扭转了局势,让李小丹落荒而逃。这种种的矛盾斗争,“身临其境,会产生痛苦、无奈;而置身事外,也许就会发出某些荒唐与滑稽。”②冯小刚的巧妙就在于他总能把尴尬与无奈留给电影中的人物,而将滑稽和幽默带给观众。所有冯小刚电影的喜剧效果就常常有“黑色幽默”的味道。是“沉重之中蕴涵着幽默,严肃之内夹杂着讽刺”。③

与冯小刚的“苦中作乐”不同,周星驰电影的喜剧效果常被一致称为“无厘头”。

“‘无厘头’原是广东佛山等地的一句俗话,意思是一个人做事、说话都令人难以理解,其语言和行为实质上有着深刻的社会内涵,透过嬉戏、调侃、玩世不恭的表象,直接触及事物的本质。”④“以《赌圣》系列影片开始,周星驰风格凸显,并得到相当认可,创造了一个与现代道德观念冲突、在普通人眼里是个有文化的小混混的‘周星驰式青年’的形象”。⑤如果说冯小刚笔下的小人物总是生活在平淡而具体的现实中,终日为生存而奔波劳累的话,那么周星驰以自己特有的“无厘头” 风格塑造的“周星驰式青年”则就很不同了。虽然说这些小人物也大部分处于生活的底层,但生活却充满了离奇、荒诞,富有喜剧效果。从《整蛊专家》中靠整人、搞恶作剧赚钱的古晶,到《逃学威龙》中实为飞虎队队员却卧底学校的周星星,再到《审死官》中仅靠两张嘴皮就可以颠倒黑白、扭转乾坤的状师宋世杰、《鹿鼎记》中稀里糊涂混进宫的假太监韦小宝。虽然这些“周星驰式青年”只不过是一些小人物――小县令(候补)、小警察、小状师,即使是身为鹿鼎公“不及阁”大学士的韦小宝,同皇上比起来,其实也不过是个小人物。他们与普通人一样,平凡却不安于现状,好色贪财却又胆小怕事,⑥生活之中可能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小人物,刘元、韩冬、姚远等可能都是那样的。但不同的是,编导们给“周星驰式青年”安排的生存环境却不像刘元、韩冬那样逼似现实生活本身,而是曲折离奇、险象环生,又能处处化险为夷,他们的生存环境带有更多的虚拟性、假定性。玉树临风整蛊专家古晶、飞虎队队员周星星、鹿鼎公“不及阁”大学士的韦小宝等,他们并不像冯小刚影片的人物终日为生存奔波,为生活所累,在生活的矛盾、无奈、尴尬之隙开一两个带“黑色幽默”色彩的玩笑。相反,“周星驰青年”几乎是把生活当做游戏。整蛊专家的职业就是整人、搞笑;周星驰卧底到学校,课堂上与老师展开扔黑板擦大战,仿佛一场精彩的武打场面。更具代表意义的是《百变金刚》和《破坏之王》,剧中使用的道具和出现的人物如“阳婆婆”“西人牙膏”“人头马桶”“加菲猫”,这些可以说是成年人的童话了。生活对于“周星驰式青年”来说更像是游戏和漫画,充满了想象和乐趣。

正是在这种虚拟的游戏化的生存环境中,周星驰电影才能更轻松地搞笑,制造喜剧效果,带给观众轻松、愉快的感觉。

对比可见,冯小刚影片趋于实,而周星驰的影片则趋于虚。

差异的背后:文化土壤的迥异

冯小刚电影和周星驰电影的这种实与虚的差别,其实也正是大陆文化与香港文化差别的一个体现。大陆文化有着几千年的现实主义传统,要求作家反映生活,干预生活。从《诗经》到《乐府》,再到白居易的“歌诗合为事而作,文章合为时而著”,千年来,这几乎成为大陆知识分子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大陆知识分子大都有着强烈的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所以,尽管冯小刚的电影也带浓厚的后现代文化色彩,但在骨子里,冯小刚其实还是站在主流意识这个圈内的。“刘元的追求爱情与终成眷属,虽然有小小的骗术和潜藏的心机,但其目的是纯洁的,行为也不曾触犯法律和道德规范。而其本性的善良和乐于助人的风范”,⑦则更体现出主流意识形象的要求。“梁亚洲虽然犹犹豫豫地跨出了不该跨出的那一步,在几年之久的感情激流之中上下沉浮,终于还是选择了回归妻女身边。前半段是‘孰能无过’,而后半段是‘过而能改,善莫大焉’。”⑧冯小刚是善于以讽刺和幽默的手法把他“笔下”的人物放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使观众发出笑声。他这种讽刺和幽默越发展,人文主义的传统就愈见鲜明,电影《手机》同以往的贺岁片一样,保持了葛优这面大旗不倒,片中笑料仍不少,但细心的观众会发现,《手机》的笑声不再轻松。冯小刚在把他的主人公放置于尴尬境地的同时,也把许多用手机撒谎的丈夫拉到了尴尬的边缘;《手机》对现代社会中人与人尤其是夫妻之间的关系作了比较锐利的窥视。这次,冯小刚就不仅仅是搔老百姓的痒痒肉了,而是有点揭起大众遮羞面纱的倾向了。这种深刻而犀利的人文批判精神是迥异于周星驰电影所代表的香港无厘头文化的。

深厚的人文主义传统,不仅是大陆文化的优点和宝贵资源,同样也是我们电影文化的优点和宝贵资源,从冯小刚的电影中便可以看出,这种人文主义传统保证了我们的喜剧电影在制作笑料的同时不至于滑落到低级庸俗的地步。

但是,一件事物的优点也许同时也是它的缺点。大陆文化人文传统深厚,但过于强调反映现实,批判现实,强调美学作用,会使这种文化负担过重,显得过于成熟而沉重,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对比冯小刚和周星驰的喜剧电影,我们可以发现,冯小刚的喜剧电影全部是反映当代现实生活题材的,表现手法也是现实主义的,老老实实地反映生活、批判生活,在此前提下制造喜剧效果。而周星驰的喜剧电影就不同了,创造力极为旺盛,既有时装片,又有古装片;既可以是当代社会的小警察、小店员,甚至是比较荒诞的整蛊专家,又可以是古代的大内密探零零发、江南第一才子唐伯虎。故事或者借鉴国外电影《变相怪杰》《本能》,或者是借鉴民间传说“唐伯虎点秋香”,或者是改编金庸畅销小说《鹿鼎记》,也可以是凭空虚构出来的“大内密探”。香港文化的自由也给了电影创作者极大的自由,能够最大程度地调动创作者的想象力、创造力。与冯小刚电影多以京味幽默语言调侃制造笑料不同,周星驰电影制作笑料的手段也十分丰富,比如灵活的镜头切换,代表性的例子可举《唐伯虎点秋香》开头的“烤鸡翅我爱吃歌”,第一个镜头是唐伯虎手持大毛笔一脸严肃地醮墨运笔,观众都以为他是要写字或作画了,才子嘛,做的自然是文人雅事,接下来镜头一晃,原来唐伯虎是在给烤的鸡翅刷酱油。天下第一才子在烤鸡翅吃。一个巧妙的镜头切换,荒诞、滑稽一下子就出来了。在周星驰电影中,这种挑战观众定势思维,与观众展开思维赛跑的“指东打西”的镜头,可谓屡见不鲜。但在冯小刚电影中,如此富有想象力的镜头却很少见。漫画式的思维方式在周星驰电影中也是常见的一种搞笑方式。比如《大话西游》中芝麻开门一段,不论至尊宝跳到那个角度叫“芝麻开门”,盘丝洞洞口的那块大石板都会砸到他,而且被砸倒后居然一点事也没有,这就是直接把漫画思维手法运用在电影中,这种思维方法在冯小刚的电影中是很少见的。夸张手法也是周星驰电影中常见的一种搞笑方法,比如《九品芝麻官之白面包青天》中包龙星练骂人本领时,可以练到一张嘴就引起海水咆哮,巨浪冲天,如同投下了许多枚重型炸弹,可谓夸张之极。冯小刚笔下的韩冬、刘元等却从未如此搞笑的。

对比可见,香港文化是轻松、自由、年轻而富有创造性的,这种文化背景给港产喜剧电影一个极大的创作空间,香港电影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在这个空间中得到了自由的发挥。周星驰喜剧电影的成功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但是,这种文化也有它自身的弱点,轻松和自由走到极致便容易滑向低级庸俗。周星驰风格的喜剧搞笑电影获得成功之后,为追求商业利润,便有大堆的模仿者出现,质量当然参差不齐。像《东成西就》这样集全港最著名的十大明星,内容却空无一物,纯粹搞笑的电影,可以说走到了反面。大陆文化氛围中,深厚的人文传统和人文精神使香港文化的这种现象不易在大陆出现。

在相似的后现代语境中,冯小刚和周星驰的喜剧电影走到了相似的娱乐化道路,以平民化的视角塑造了一系列可笑、可怜、可爱的小人物,在对传统的解构中给大众带来了轻松、愉快。但香港和大陆两种不同的文化体制,使它们或是内涵深厚但手法过于拘谨,或是花样翻新轻松愉快但有流于低俗的危险。

如果香港文化与大陆文化,具体到电影事业的范围内,能够得到很好的交流与合作,也许能够互相取长补短,增强各自的生命力、创造力。

注释:

①②③④⑦ 吴涤非:《世俗之梦:“反英雄、中庸哲学”与“平民风格”――关于冯小刚的电影创作》,人大复印资料,2001年第4期。

⑤⑥ 何建平:《试论九十年代中国电影的后现代特征》,人大复印资料,2001年第4期。

⑧ 引自《大话西游宝典》,现代出版社,2000年版,第255页。

[作者简介] 杨瑞杰(1971― ),男,河南延津人,河南师范大学教育硕士,河南工程技术学校高级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电影电视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