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苟富贵,无相忘”情节管窥

摘 要：司马迁在《史记》中三次描写关于“苟富贵，无相忘”的事例，几乎相同的话语经由不同的人物说出，却体现了历史中人物相同的行为和内心感受，以及司马迁本人对于人生社会的切身体会。司马迁将自己的情感寄托在历史的人物群像上，把自己想要控诉的社会不公、人心不古，富而忘贫、贵而忘友的现象统统抛洒出来，深刻批判社会上的趋利避害与人心险恶。因而，对“苟富贵，无相忘”情节的探究也是对司马迁的创作情感以及其义利观的研究。

关键词：史记；陈涉；苟富贵；范蠡；义利观

中图分类号：I20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183-03

班固赞美司马迁著述《史记》具有“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然而在记叙史实的过程中，司马迁以自己的春秋之笔为文章添墨加彩，其中不乏强烈的故事性和戏剧性。司马迁在《史记》中曾三次写到“苟富贵，勿相忘”，虽两次变换形式，其内容和深层含义却未改变。第一次是《陈涉世家第十八》中陈涉对庸耕者说的“苟富贵，无相忘”，第二次在《外戚世家第十九》中薄太后与管夫人和赵子儿相约的“先贵勿相忘”，同样在这一篇中出现平阳公主对卫子夫说“即贵，无相忘”。司马迁将这三句相似的话排布在相邻的两个传记中，且三句话虽然由不同的人物说出，却有着相同的字眼“贵”和“相忘”。虽然极有可能是出于司马迁的虚构，但这种“富贵无相忘”话语的背后，是否能隐晦地显示出司马迁微妙的心理动因呢？

一、三次“富贵无相忘”的因果梗概

“苟富贵，无相忘”出自《陈涉世家》，“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1]有学者指出，“苟富贵，无相忘”中的“相”字指代第二人称，并非是“彼此、互相”的意思，而整句话发语的主语也是第一人称，即陈涉。因而“苟富贵，无相忘”其中包含的意思不是“咱们共同富贵了，彼此不要忘记”，而是“如果我富贵了，不会忘记你们”[2]。然而当陈涉久经沙场称王坐殿，少时的庸耕者入宫见陈涉，“言陈王故情”，只是因为庸耕者不知所谓的天家威严，便被斩了。庸耕者于殿堂不顾及面前君王的面子而大肆回忆曾经与陈王的共苦经历时，他就已经触碰了陈王的逆鳞。当时说“富贵无相忘”的那个人恰恰是背信弃义、富贵相忘的一方。

在《孔丛子》一书中亦有记载：“陈胜既立为王，其妻之父兄往焉，胜以众宾之礼待之。长揖不拜，无加其礼。其妻之父怒曰：‘怙乱僭号而傲长者，不能久矣。’不辞而去。”①在《陈涉世家》中，司马迁在书中记载“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陈涉“其妻之父”的预言式的话语，乃至他最终的结局果如预言，这样的因果关系在很多史书中都有记载。尤其在《左传》中，类似“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等更是不胜枚举，意在说明福祸相依，有德之人种下福因，而无行之人却常食祸果。陈涉的不施仁义，贵而忘本成为他最终被自己的车夫所杀、狼狈失败的根本原因。

《外戚世家》中在记录薄太后之事时，在传记开头就有薄太后在年少时，与管夫人、赵子儿甚是亲厚，相约“先贵无相忘。”[3]而先被汉王宠幸的管夫人和赵子儿却在富贵之后讥笑薄姬初时之约。人情冷暖，世态凉薄，少时的约定与纯真在现实面前顿时灰飞烟灭。同样是从魏王宫里被掳掠而来，三人在苦难之时，相与为伴，彼此依靠，互相取暖。然而攀上高枝的那一方出于一种高贵的优越感去讥笑当年同甘共苦的伙伴。也同样因为如此，倍受宠幸的管夫人和赵子儿在日后因吕后的妒忌而惨遭厄运，而只被宠幸过一次的薄姬却侥幸因汉王希见之而被安顿在代国，最终汉高祖逝世，在大臣周勃和陈平的帮助下薄姬之子刘恒称帝，而她自己也顺利成为太后。背信弃义的人终究会被历史所遗弃，“富贵无相忘”的盟约被时间与利益所打破，变为“富贵”之后便“相忘”的惨痛结局。

同样在《外戚世家》中，平阳公主送卫子夫入宫前，“拊其背曰：‘行矣，强饭，勉之！即贵，无相忘。’”[4]卫子夫在成为汉武帝宠妃之前，只是平阳公主府中的歌女，被汉武帝宠幸之后便被召入宫。平阳公主深知但凡被皇上宠幸的人，都是极有可能凭借自己的能力或家族势力受到无上尊宠，而且从卫子夫之后一生的经历看来，平阳公主的确是很有眼光的。卫子夫与平阳公主都是地位显赫之人，一个贵为皇后，一个身为公主，她们之间的“富贵无相忘”是对彼此地位的巩固，是一种相互扶持，相互利用的关系，因为只有强强联合，地位才能更加稳固。之后卫子夫被尊立为皇后，卫青也被封侯。卫青的四个儿子也因此荣宠备至，皆列将封侯。，一时贵震天下。四子“皆封为列侯”，卫皇后的姐姐卫少儿之子霍去病也因军功被封为冠军侯，卫皇后之子刘据贵为太子，可谓全家尊荣万分。“天下歌之曰：‘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从此看来，卫家可谓是全家显赫，功勋卓著。

正当平阳公主丧夫寡居，左右近臣都认为大将军卫青可为平阳主之夫。然而平阳公主“笑曰：‘此（卫青）出吾家，常使令骑从我出入耳，奈何用为夫乎？’”[5]左右皆言“今大将军姊为皇后，三子为侯，富贵振动天下，主何以易之乎？”平阳公主才欣然同意，“乃诏卫将军尚平阳公主焉”。卫将军尚平阳公主”的“尚”在上古时候与“上”通，是“攀附”的意思，因而再看主谓关系，显然是卫将军攀附平阳公主之意[6]。从这个因果关系来看，平阳公主开始是嫌弃卫青此前的身份的，但想到现在的卫青的确今非昔比，便从容答应。然而，平阳公主此前已经嫁过一次，这次又是在旁人的劝说之下才摒弃了卫青往日的低贱身份的观念，从而嫁为卫青妻。两汉时期妇女再嫁是被社会所允许的，而且也多次出现公主再嫁的现象，这种现象的背后一方面是女性生理上的需求，另一方面则是男性于地位上的攀附。因而从这个层面上说，卫青与平阳公主的婚姻根本就属于政治联姻。一桩婚姻硬生生变为一种裸的利益间的交易，再回顾当初平阳公主送卫子夫离开公主府时“拊其背曰：‘行矣，强饭，勉之！即贵，无相忘。’”是否可以理解为他们双方并没有像陈涉“忘记”庸耕同伴、管夫人与赵子儿“忘记”薄太后那样，而是为了利益，彼此提携？

司马迁在这三次“富贵勿忘”的话语中想要表现的就是多数人可以共苦却不能同甘，人们往往在困难中容易相濡以沫，却在富贵后“相忘于江湖”的深刻的、裸的现实。因而司马迁以春秋笔法表面上写“富贵不相忘”，实则却恰恰相反。那么司马迁为何三次提及“富贵无相忘”一语？

中国古代喜欢用数字总结事物、叙写文章，比如《周易》中将“九”视为阳，将“六”视为阴，而“三”这个数字却被赋予“多”的概念。《论语》中亦有传之后世的“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的习语，且司马迁也多次在《史记》中运用“三”这个数字，如“楚骑追汉王，汉王急，推堕孝惠、鲁元车下，滕公常下收载之，如是者三。”；又有“齐王四与寡人约，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等等。因而司马迁深谙“三”是完善一个故事情节、表现人物性格最好的表现手法，因而在此司马迁再度运用这种方法，以期更好地再现富贵贫贱之于人情的关系。

二、司马迁记述“富贵相忘”的缘由

（一）史官的经历与“为尊者讳”

汉武帝时期实行“外儒内法”的政策，然而儒家温柔敦厚的思想内涵并不能掩盖法家的刑罚严苛。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对法家有如下论述：“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故曰‘严而少恩’。”[7]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而惨遭腐刑，因而发出“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的感慨，司马迁在别人遭难之时为之陈情，却在自身遭遇灾难之时，众人唯恐避之不及，讽刺可谓一针见血。

司马迁不仅直言讽刺了那些由于境况不同造成言行不一的小人，还从侧面进一步加以强调。战国后期吴越之争，范蠡作为越国的智囊军师为越国战胜吴国立下大功，然而范蠡作为一个智者，深知勾践为人，也从勾践的面相上看出其“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因而范蠡得以功成身退，而同样为勾践立下汗马功劳的文种却因执迷不悟惨遭屠戮。作为一代君王，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杀掉一些近乎功高盖主的大臣，也是古今帝王治国之通理。然而这也就是司马迁对君王的不解，以及不能及时退出政局纷扰的官宦之人的惋惜。司马迁以这样的细节描述越国君臣之间微妙的关系，一方面突出了范蠡的智慧，另一方面则彰显了“伴君如伴虎”的真理。这与司马迁切身经历相比较，又是何其相似！司马迁清楚地认识到了统治者的虚伪和残暴，人心的凉薄与趋利。在《高祖本纪》中，对于刘邦富贵而忘有如下描述：

“老父曰：‘……君相贵不可言。’高祖乃谢曰：‘诚如父言，不敢忘德。’《史记》又记载，等待高祖刘邦贵为天子，“遂不知老父处。”[8]

司马迁用一句简短的话，揭露了作为最具仁义、具有高大形象的代表汉高祖刘邦的那种贵而忘义的人性阴暗面。司马迁作为史官，沿袭了孔子著述《春秋》的笔法，以一字暗喻褒贬，虽不明言，刘邦的丑恶本性却赫然呈现。当初所说的“诚如父言，不敢忘德”，在自己发迹之后，却仿佛从未想过要去寻找这位自己当初许诺不忘其德的看相“老父”。史官在进行创作时，虽秉持“实录”精神，却必须“为尊者讳”。尤其司马迁生在大汉朝，史书中写当朝天子的行迹也只能委婉而言。

（二）司马迁的义利观

“富贵无相忘”这一细节在另一个角度则表现了司马迁的义利观，即他在《货殖列传》中所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而在司马迁看来，往往遵守道义的人得不到善果。但是秉守道义、抛却势利却是司马迁内心真实的欲求。与描写汉高祖的行为相反，司马迁对于韩信的描写却是富贵并不相忘。韩信为布衣时，经常食不果腹，司马迁记述如下：

“信钓于城下，诸母漂，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9]

直到韩信立下大功，被封为齐王后，他想起当年赐食的漂母。“信至国，召所从食漂母，赐千金。”[10]这和汉高祖刘邦的登天子位而忘老父的事件全然相反。当初蒯通劝韩信三分天下，鼎足而居，认为汉王刘邦“生于多欲而人心难测”，但韩信执迷不悟，抱守“汉王遇我甚厚，……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11]的义利观念，却在“项羽已破”之时，“高祖袭夺齐王军”，看清现实的韩信也终于发出“果如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亨。’”最终也逃不了被屠戮的命运。不忘旧恩的韩信在协助高祖登位之后被诛杀，富贵相忘的高祖却成了仁义的典范，拥有高位，世代享国。这种人生经历的巨大反差，不得不让司马迁反思。

在《史记》中司马迁曾多次表露自己对义与利的看法。廉颇失势，“故客尽去。及复用为将，客又复至。”司马迁借客之口言明“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12]同样在《张耳陈馀列传》中“太史公曰：……然张耳、陈馀始居约时，相然信以死，岂顾问哉。及据国争权，卒相灭亡，何l者相慕用之诚，后相倍之戾也！非以势利交哉？”因而，司马迁所谓的势利之交，便是有势有利则客从如云，势利尽去则树倒猢狲散。在张耳、陈馀的事例上，大致又和“富贵相忘”的命题不谋而合。

综上所述，司马迁因自身不幸遭遇，而感慨见利忘义者可得长久，而秉守道义者却不得善终的荒诞现象。他虽然处处表现出自己认定的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价值观念，然而在其内心深处却隐隐可见他持守正义、摒弃势利之交的赤子之心。

三、结语

“苟富贵，无相忘”这一类似于盟誓的话语，在司马迁的笔下用正面论述和侧面烘托的方法，深含司马迁自身苦痛的人生经历和纠结的内心情感，他深感人世艰辛，人生百态。在司马迁看来，社会到处都渗透着利益的熏染与人心的丑恶，他无法在需要秉笔直书的历史中直接写下自己主观的想法，只能借苏秦之口说出：“此一人之身，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况众人乎！”[13]

而后世作家文豪，也都在自己的文章中引出“苟富贵，无相忘”或与之类似的文句，也都是受到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的影响。东汉赵烨《吴越春秋》记载伍子胥遇渔丈人，对伍子胥说“富贵莫相忘也”；鲍照《伐边居行》中有“不忆贫贱时，富贵辄相忘”；李白的诗句“富贵翻相忘，令人忽自哂”，等等，不一而足。可见他们对“富贵相忘”的感受也如同司马迁一样，才会在自己的作品中有所表现，不能不说这些作品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司马迁思想的影响。

虽说记录史书是需要以客观事实为支撑的，并且司马迁也的确做到了秉笔直书、真实记录，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历史进行自我主观情感的生发，对文本加以文学性的描写。他所熟知的历史故事，只因他略加修饰而溢彩万分，也不由得让读者们钦佩史官司马迁的叙事功底。

注 释：

①孔鲋《孔沧印肪砹.

参考文献：

〔1〕〔3〕〔4〕〔5〕〔7〕〔8〕〔9〕〔10〕〔11〕〔12〕〔1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59.

〔2〕张文国.“苟富贵，无相忘”正解[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4）.

〔6〕宦荣卿.公主下嫁不可言“尚”[J].东北师大学报，19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