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CVO成长中的草根民主

摘要：伴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和公民民主意识的苏醒，中国的草根民主也缓慢而持续地向前发展，从乡村自治到城市的社区自治，在借鉴国外先进发展模式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符合中国特色的草根民主发展模式。由此，产生了当前城乡社区自治中较为特殊的自治组织――草根CVO，即草根社区志愿者组织(Community volunteerorganization汉译为社区志愿者组织。CVO为其缩略语)。然而在我国。居民参与草根CVO受到很多因素的阻滞，参与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较低，参与意识与参与精神较为孱弱。对南京市的此项实证调研，深入探索了居民参与草根CVO的真实现状，挖掘出了影响和制约草根CV0成长的深层原因及其背后的逻辑。此项调研应能为促进我国草根CVO与草根民主的成长提供数据支持和可资借鉴的模式选择。

关键词：草根CVO；社区志愿者组织(CVO)；草根民主；社区自治；居民志愿精神；多元回归分析

中图分类号：D638；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1)01-0077-07

一、研究主题与研究概况

早年托克维尔曾论述到，结社就是在公民和政权之间人为地仿造出一种中间权力，“只要美国的居民有人提出一个打算向世人推广的思想或意识，他就立即会去寻找同道；而一旦找到了同道，他们就要组织社团。社团成立之后，他们就不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一个远处的人也可以知道和行动将被人们仿效的力量。这个力量能够发表意见，人们会倾听他的意见。”…托克维尔清醒地认识到，随着信仰的衰弱，人们几乎把全部的注意力转向现世的幸福，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已经到来。而在这时，政府当局越是取代社团的地位，私人就越是不想联合，而越依赖政府当局的援助，公民就越有被奴役的危险。“再没有比社会情况民主的国家更需要用结社自由去防止政党专制或大人物专权的了。”这种观点，对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参考意义。

帕特南也格外强调民间横向社团的重要性，认为这些组织具有潜在的政治功能。帕特南在《社会资本的测量与结果》这篇论文中运用大量的调查资料和数据，提出美国社会资本下降的诸多证据：例如20世纪参与自愿性社团的平均会员数目在两个时间段有下降的趋势，一是在1930年至1935年之间，二是在1960年以后的40年来，平均每年参与自愿性社团的成员数在不断地下降。诸如教会、工会、家长一教师协会、妇女投票联盟、红十字会等诸多组织的成员记录表明，2000年美国人参与许多自愿性社团的人数比1960年下降了约25％―50％。虽然与过去相比，今天有更多的人正在打保龄球，但是有组织的保龄球社团却骤然减少。而独自打保龄球缺少了组织里的人际互动，因而使美国社会资本正在不断地消失。

盖伊・彼得斯的参与式政府模式也认为，把原先由政府承担的公共管理职能中的一大部分，转移给草根民间组织来承担，这是公民参与公共管理的最直接的形式。草根社区志愿者组织(下文均表述为草根CVOo Community volunteer organization汉译为社区志愿者组织，CVO为其缩略语)，就是属于自下而上兴起的草根民间组织的一部分。草根CVO正是为实现特定的公共利益而进行公共服务或公益性活动的民间组织。草根CV0的权威基础主要源于社会或其组织成员对其目标所具有的公共价值的认同，并得到政府政策或道义上的支持；其组织形态多为非成员组织，其中部分通过注册而成为社团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或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其活动多集中在社区济贫救弱、社区环保、社区教育、社区工作等领域；由于政府无力完全承担在这些领域的公共事务，营利性企业也不愿介入，社区志愿性活动于是成为协助政府实现济贫救弱、保护环境等公共事务的重要机制。此外，草根CVO以成员自愿为基础，具有组织形式灵活、不固定，活动方式分散、多样。化，活动内容相对单纯、固定等特点。

草根CVO的功能在于使政府的强制最小化、保障政治自由、改善社区居民的生活。草根CVO承担着大量的社会管理职能，它更贴近社区居民，可以与一定范围内的社区居民进行直接沟通与交流，反复磋商，尽可能在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基础上开展自治管理与提供服务，在管理方式上多采用非权力方式，主要是通过说服与教育，依靠内部成员的自觉服从和相应的纪律束缚来实现自治管理的目标。同时，一定范围的社区居民可以借助草根CVO的力量构成对基层政府有效的制约。达尔认为，无论是防止多数人的暴政还是防止少数人的暴政，多元政治理论主张，政治学家应注意的关键因素是社会上的多元制衡，而不是宪法上的分权制衡，尽管后者也是民主得以实现的重要先决条件。达尔明确指出：“如果没有这些社会制衡，官员之间在政府层次上的制约事实上是否会产生阻止暴政的作用，这是令人生疑的；如果有了这些社会制衡，像在美国运作的所有麦迪逊体系中的政府层次中的制约，对于阻止暴政是否都必须，这一点也是令人生疑的。”

托克维尔模型认为，志愿性组织具有重要的内部和外部效应。从内部来看，公民们学到信任、谦虚、中庸、互惠的公民道德和进行民主式争论和组织的技能；从外部来说，多种多样的相互交叠的群体创造出相互连锁的社会联系。然而中国草根CYO与西方草根CVO有着显著的区别。西方草根CVO强调自下而上性，他们的最高价值源泉位于社会中，而不是国家那里，国家也很少借助于它的力量来强化政府的合法性。因而，在西方，自下而上兴起的草根CVO受到人们的欢迎和鼓励。拥有充足的社会基础、具备信仰基础的草根CVO，被认为是能为社会带来一些公共领域中缺乏的东西，即道德与精神的组合。所以西方的自治、自助与公益价值都集中在一起，一同构成公民社会。而在中国，CVO的生成模式基本上属于以政府选择为主导的模式。这种管理模式对自下而上兴起的草根CVO的成长有很大的阻滞作用。我国诸如“社区邻里互助中心”、“社区草根志愿者协会”等之类的草根CVO的成长，都在推动公民社会在中国的建设。但是它们一方面影响力相对较小，另一方面资源的不足和外部环境的节制也使得它们还不能在整体上形成独立的声音。

鉴于我国草根CVO成长与发展孱弱之现状，本文将通过南京市若干城乡社区的实证调查，深入探索居民参与草根CVO以及草根CVO的成长之真实现状，挖掘出影响和制约草根CVO与草根民主成长的深层原因及其背后的逻辑。在2006年5月于南京市所做的“社会资本与公民文化”调查的基础上，2008年5月笔者又在南京市进行了“信任与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行为意向”调查，这两次调查之间具有很强的延续性，均涉及对草根CVO成长状况的调查。本文的数据资料则来源于2008年的“信任与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行为意向”调查。本次调查的抽样方法采用多阶段抽样法：第一阶段，按分层简单随机抽样法抽取区(县)；第二阶段，用简单 随机抽样的方法在所抽取的各区(县)中抽取两个街道(镇)；第三阶段，按系统(等距)抽样法抽取居／村委会；第四阶段，从各居／村委会中按间隔随机抽样的原则抽取家庭户；最后阶段，在从居／村委会中抽取家庭户的样本后，再从所抽中的每户家庭中抽取一个成年人，即抽取每户家庭中生日距8月l号最近的那个人作为调查对象，以构成调查对象最终的样本。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份，最后共回收问卷776份，回收率达77.6％；在对原始问卷进行逻辑检查和幅度检查后，去掉无效的废问卷68份，还有708份，因此最后的有效回收率为70.8％。

二、草根CVO的成长与发展状况解析

诚如福山所言，“充裕的社会资本储备往往产生紧密的公民社会，而公民社会反过来也普遍被看作现代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必要条件”，草根CVO也是凝聚社区社会资本的纽带和社区社会资本发展的表征。市民社会是现代社会的典型形态，它以私人领域、志愿性民间组织、公共领域、社会运动以及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和宽容精神而展现着现代社会生活。而草根CVO不仅是市民社会最活跃的领域，也是社区社会资本最集中的表现形式，因此也就成为社区社会资本重建的根本所在。草根CVO可以发展社区交流和社区自主管理的方法和技能，培养社会成员之间的平等互惠精神，促进社区成员之间的互信和理解。草根CVO致力于加强社区成员的个人自我管理的能力和互助能力，它们在人权、教育、政府参与、信息流动等方面所开展的活动都可促进公民社会发展，使社区社会资本增值。

草根CVO深入社区，广泛开展社区志愿服务，对社区建设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然而我国由于政治、经济体制等多方面原因，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居民参与草根CVO的积极性与草根CVO功能的充分发挥。在本次调查中，对于“参加草根CVO能够更好地为社区尽力，如果有这样的组织，我愿意参加”这种说法，46.2％的居民表示“比较同意”，11.6％的居民表示“非常同意”，19％的居民表示“无所谓”，只有11.8％的公民表示“不太同意”，11.3％的居民表示“很不同意”。而对于“我参与草根CVO越积极，越有益于推动草根民主的发展”、“参与草根CVO可以使我了解并参与社区问题的改良，更好地参与社区的民主治理”等说法，则有超过半数的居民表示“不太同意”、“很不同意”或者“无所谓”。这表明被调查居民中有一部分人参与草根CVO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是比较高的，但也仍有相当一部分居民参与草根CVO的意愿较为消极和被动，参与意识与参与精神较为孱弱。

进一步问到“您参与过加下列哪种组织形式的活动?”时，如表1所示，24.1％的居民表示参加过单位组织的活动，26.8％的居民表示参加过家庭组织的活动，25.7％的居民表示参加过朋友组织的活动，13.5％的居民则表示参与过居(村)委会组织的活动，而只有9.8％的居民表示参加过社区红十字会、社区环保协会等草根CVO的活动。这进一步表明很大一部分居民对自发性的草根CVO的参与意识比较低。

对于参与过草根CVO的居民，进一步问到他们“您目前参加下列哪类草根CVO?"时，如表2所示，在居民参加的草根CVO中，比例最大的是帮困助残类志愿者组织，占总数的23.5％；第二位是文化娱乐类志愿者组织，占21.1％；第三位是美化环境类志愿者组织，占20.1％；第四位是社区安全类志愿者组织，占17.8％；第五位才是专业知识类志愿者组织，只占15.2％。覃根CVO的功能结构同社会的总体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在西方国家的草根CVO中，专业知识类草根CVO在社区志愿者组织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因此，以上的分析从某种程度上表明我国居民参与草根CVO在功能和结构方面存在很多的局限性。的积极性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例如基本上对于“参加草根CVO能够更好地为社区尽力；如果有这样的组织，我愿意参加”这种说法，一半以上的居民都是表示赞同或愿意参与的，这表明部分居民参与草根CVO的积极性与热情度还是比较高的。但是仍有一部分居民存在被动性和依赖性的意识，对参与草根CVO的热情度不高。而从居民实际参与草根CVO的情况来看，在被调查的居民中，实际参与草根CVO的居民比例比较低。此外，居民参与草根CVO在功能和结构方面还存在很多韵局限性。这反映出被调查居民对草根CVO仍缺乏充分的信任感，这已成为草根CVO成长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官办或半官办的社区志愿者组织，居民往往将其作为第二政府或政府附属部门对待；而对于实力弱小影响不大的草根CVO，居民又往往对其持怀疑态度，或是忽视它们的存在，或是对它们的评价趋向过于保守。在一个集权程度依然较高的社会，居民往往不容易深切体会到草根CVO的存在和发展能对和将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何种影响。因而这就不难理解，在现阶段草根CVO为何不易得到社区居民深层次的认同和信任。

三、草根CVO与草根民主成长之影响因素探析

帕特南对意大利不同行政区的研究表明，公民精神较高、社会资本较发达的地方，人们推崇团结、公民参与和社会整合，他们彼此信任对方办事公正，并遵守法律；而在“没有公民精神的”(uncivic)或“无公民心”(incivisme)的地方，公共事务则被看成是“老板”或“政治家”的事，而不是自己的事。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法律注定要被破坏，但是由于担心他人的无法无天，他们又要求严刑酷律。在这种恶性循环中，每个人几乎都感到无能为力，有被剥夺感和不幸福感草根CVO的成长是草根民主成长与发展的动力和源泉，这不仅体现在草根CVO的成长本身是草根民主发展的重要表征，还体现在草根CVO的成长对于居民的民主和法治意识的成长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而社区居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则是居民民主意识的重要体现。因而从草根CVO的成长对于居民政治参与意识的推动作用中，可以看出草根CVO的成长对于居民的民主和法治意识的成长之影响。下文即对居民参与草根CVO的意愿与居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均值进行多元回归分析。这里将居民参与草根CVO的意愿转化为虚拟变量，比如对于居民对“参加草根CVO能够更好地为社区尽力，如果有这样的组织，我愿意参加”这种说法的看法，居民回答“很不同意”或“不太同意”编码为O，回答“无所谓”或“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则编码为1，因变量为居民政治参与意识的均值。回归分析结果如下(表3)：

由回归模型可知，该模型可以解释因变量居民政治参与意识的62％，这也表明居民参与草根CVO的意愿对因变量居民政治参与的意识有很大的影响。F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因此模型的整体检验在0.001水平下统计显著。

回归模型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以后，对“参加草根CVO能够更好地为社区尽力，如果有这样的组 织，我愿意参加”这种说法表示“无所谓”或“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的居民，其政治参与的意识均值比“很不同意”或“不太同意”这种说法的居民分别高0.345分和0.557分。对“我参与草根CVO越积极，越有益于推动草根民主的发展”这种说法表示“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的居民，其政治参与的意识均值比“很不同意”或“不太同意”这种说法的居民分别高0.385分。最后，对“参与草根CVO可以使我了解并参与社区问题的改良，更好地参与社区的民主治理”这种说法表示“无所谓”或“比较同意”或“非常同意”的居民，其政治参与的意识均值比“很不同意”或“不太同意”这种说法的居民分别高0.473分和0.905分。这进一步说明居民参与草根CVO的意愿越高，则居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也越高，居民的民主意识与公共精神也越强。

而居民参与草根CVO与草根民主的成长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呢?在2006年的“社会资本与公民文化”调查中，可以发现对公民参与草根NGO的意愿影响比较大的是性别、年龄、收入、职业、文化程度与居住时间这些背景变量。本文根据2008年5月这次调查的数据资料对影响居民参与草根CVO的意愿的因素进行综合回归分析，即以居民背景变量为自变量，以居民参与草根CVO的意愿的平均得分(均值)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回归分析之前首先计算居民参与草根CVO的意愿的平均得分，即计算“参加草根CVO能够更好地为社区尽力，如果有这样的组织，我愿意参加”、“我参与草根CVO越积极，越有益于推动草根民主的发展”、“参与草根CVO可以使我了解并参与社区问题的改良，更好地参与社区的民主治理”等问题的平均得分，分别给这些选择题的选项计分，例如“很不同意”、“不太同意”、“无所谓”、“比较同意”、“非常同意”分别计1～5分，然后计算这几题的平均得分。在此基础上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分析后得到以下分析结果(表4)：

由表4可知，回归模型的解释力即调整后的确定系数R2为40.7％，说明该模型可以解释因变量居民参与社区志愿者组织的意愿40.7％。这表明背景变量对居民参与社区志愿者组织的意愿的影响较大。F值为67.333，对应的概率P值等于0.000，说明模型的整体检验在0.001水平下统计显著。从容忍度(Tolerance)和方差膨胀因子(VIF)来看，回归模型中的各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从具体变量的影响来看，在控制其他变量以后，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居民参与草根CVO的意愿的均值不断提高。随着年龄的提高，居民参与草根CVO的意愿的均值反而不断下降。在职业方面，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以党政机关科级及以上干部为参照变量，离退休人员参与草根CVO的意愿的均值比党政机关科级及以上干部高0.555分，农林牧渔劳动者、下岗失业人员参与草根CVO的意愿的均值比党政机关科级及以上干部分别低0.508分和0.421分，其他人员参与草根CVO的意愿的均值比党政机关科级及以上干部低0.388分。可见离退休人员参与草根CVO的积极性也比较高，而农林牧渔劳动者、下岗失业人员参与草根CVO的意愿则比较消极。郊县地区居民参与草根CVO的意愿的均值反而比城区居民高0.177分，这个调查结果似乎有些反常，其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思考。而在所有影响居民参与草根CVO的意愿的因素中，年龄、文化程度、职业与居住地区对居民参与草根CVO的意愿的影响更为显著。

从前文对于草根CVO的成长对于居民政治参与意识的推动作用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草根CVO的。成长对于居民的民主和法治意识的成长之影响。可见草根CVO的成长对于草根民主的成长之意义非常重大。而前文的分析也表明，被调查居民参与草根CVO的现状对草根民主的成长形成了很大制约，这不仅使得草根民主的普遍建立受到阻滞，而且还在不同层面和领域中妨碍了社区居民的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治参与和政治沟通的有效实现，进一步降低了社会和社区的资源整合能力和整合程度。因此，草根民主的成长还必须通过大力促进居民参与草根CVO与居民志愿精神的成长来实现。

四、研究结论，讨论与思考

信任和善治之间的社会一公民联系主要是建立和维持一个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一个强有力的公民社会在公民和政府之间起到了很好的调节作用。因此，它构成了利益代表集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竞技场。随着南京市民主政治改革的不断深入，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与参与草根CVO的积极性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例如基本上对于“参加草根CVO能够更好地为社区尽力，如果有这样的组织，我愿意参加”这种说法，一半以上的居民都是表示赞同或愿意参与的，而对于“我参与草根CVO越积极，越有益于推动草根民主的发展”等说法，则有超过半数的居民表示“不太同意”、“很不同意”或者“无所谓”。这表明被调查居民中有一部分人参与草根CVO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是比较高的，但也仍有相当一部分居民参与草根CVO的意愿较为消极和被动，参与意识与参与精神较为孱弱。而从居民实际参与草根CVO的情况来看，在被调查的居民中，实际参与草根CVO的居民比例比较低。此外，居民参与草根CVO在功能和结构方面还存在很多的局限性。这反映出被调查居民对草根CVO仍缺乏充分的信任感，这已成为草根CVO成长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

草根CVO的成长是草根民主成长与发展的动力和源泉，这不仅体现在草根CVO的成长本身是草根民主发展的重要表征，还体现在草根CVO的成长对于居民的民主和法治意识的成长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而社区居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则是居民民主意识的重要体现。因而从草根CVO的成长对于居民政治参与意识的推动作用中，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推断出草根CVO的成长对于居民的民主意识和法治意识的成长之影响。对居民参与草根CVO的意愿与居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均值进行的多元回归分析表明，居民参与草根CVO的意愿越高，则居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也越高，居民的民主意识与公共精神也越强。对影响居民参与草根CVO的意愿的因素进行的综合回归分析表明，在所有影响居民参与草根CVO的意愿的因素中，年龄、文化程度、职业与居住地区对居民参与草根CVO的意愿的影响更为显著。

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发现，被调查居民实际参与草根CVO的比例比较低，而居民参与草根CVO在功能和结构方面还存在很多的局限性，其中专业知识类志愿者组织在草根CVO中占比例较低。因而在对草根CVO的培育过程中，要通过社区教育尤其是对农村社区居民的专业知识和社区意识给予正确的、适时的、适度的引导，教育社区居民形成开放的、进步的、文明的、现代的、面向未来的专业技术知识和现代公民意识。而草根CVO也应与社区保持紧密联系，在开展服务过程中能够结合社区实际需要开拓新的专业技术项目，拓宽专业知识服务领域， 使其所进行的志愿服务活动更贴近社区实际。此外，还应通过培育和发展各类社区志愿者协会和非营利性社区服务机构，如建立业余专业知识培训学校等，举办各种关注居民的知识讲座如法律、健康、家庭生活、青少年教育等，促进专业知识类草根CVO的成长。

正如社群主义者丹尼尔・贝尔所言：“美国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属于许多不同的社群，如家庭、邻里；这些社团表现为无数社会的、工作地点的、行业协会的，以及政治的等各种形式。我们都属于各种相互依存的重叠社群。如果置身这些社群之外，人类就不能长久生存，个人自由也不能长久维护。不论哪个社群，假如它的成员不关注并将精力和资源贡献给共同的事业，它亦不能长久生存下去。”可见草根CVO的兴起与成长和居民的志愿精神是分不开的。前文的分析已表明，被调查居民的志愿精神正在逐步地成长，但也存在程度不同的志愿精神较低和被动参与志愿服务的问题。社会现代化需要居民志愿精神与自治精神的支持，而草根CVO的成长，不仅需要志愿者的参与，更需要广大社区居民的理解、支持和参与。因此，政府如果要致力于提高居民参与草根CVO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就必须特别关注影响居民参与草根CVO的各种重要的公民背景因素，诸如针对不同年龄、文化程度、职业与居住地区的公民，采取不同的提升居民参与草根CVO积极性的政策。例如对于不同职业的居民而言，特别需要提高农林牧渔劳动者、下岗失业人员这两类人群参与草根CVO的积极性。另外，应对注册登记的草根CVO的志愿者进行培训，提高志愿服务素质，提升志愿活动水平。

诚然，对于草根CVO的发展而言，政府还应健全促进和扶助草根CVO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同时，还应打破政府独揽公共服务供给的制度安排，引进竞争性的供给方式，争取草根CVO的支持。随着政府对社会控制的减弱，草根CVO自身要有足够的能力来帮助社会实行自我治理。草根CVO要深入城市社区和农村基层组织，为公民提供互助的组织方式、提供参与社会生活的渠道并培养公民民主的生活方式。要做到这一点，草根CVO自身要保持民主的作风，要善于综合、表达和捍卫各种特殊群体的利益，支持社会的多元格局，满足社会对多元化的需求。概而言之，当前草根CVO与草根民主正在城市和乡村社区中孕育，并且日益成长和壮大，最终将成为中国草根民主发展的真实图景。也期望本研究可以为当代中国城乡社区草根民主的学术研究和我国民主成长的实践发展尽其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