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与甘肃的世界文化遗产

公元1世纪末的欧亚大陆上，西方的罗马帝国正处于全盛时代；在远东是东汉时代的中国；在西域是贵霜王国，它的疆域囊括了阿富汗和印度北方，此时也处于其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在这三国中间是安息，它当仁不让地以一种缓冲国和调解人的身份自居。这四大帝国都执行着一种具有连续性的贸易政策。陆路丝绸之路就是在这一特殊形势下应运而生的。19世纪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首次提出“丝绸之路”概念时，指的是由道路、绿洲和商业城邦组成的一个网络，驮载着珍贵商品的骆驼队由此而过境转口。随着时间的推移，伴随商品同时流通的还有战争、知识以及大量随之而来的宗教和文化领域的成果。沿着丝绸之路，罗马和汉王朝这两个强大的帝国在中亚腹地相会了。无论是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还是张骞“凿空”西域的穿梭外交，他们最初可能都没有想到，丝绸之路逐渐变成了欧亚大陆民族之间互相交流的象征，它不仅将欧亚大陆的两极联系起来，而且决定了欧亚大陆的历史发展。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长期以来丝绸之路被笼罩在神话般的氛围之中，以至于大多数人甚至是学者们都忘记了真实的丝绸之路并非可以全程直达的高速公路，更多时候是在山坡上的崎岖小路、难以辨认的曲径、由地形地貌或含糊的方向形成的道路，行人和商旅只是凭经验而沿着主导方向摸索前进。今天，我们可以想象，伴随着丝绸之路的几度兴废，文化的传播与积淀和文明的延续与传承也是如此这般的艰辛。

时光回溯到西汉时期。汉王朝的西进及与西方世界进行交流必须拥有一个巩固的桥头堡和后方基地。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和两关（玉门关、阳关）的设置，主要是在政治和军事上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与此同时，围绕“保畅通”的战略目标，开始有计划地强化边疆防务。甘肃有史可查的边防设施建设始于秦昭王二十七年（前280），秦国在甘肃东部沿黄河河套修筑长城。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开始大规模修筑长城，“起自临洮，至于碣石” 。仅汉一代，在河西的疏勒河流域修筑了包括烽燧、城障和长城在内的绵延千里的边防线，东接秦长城，西至盐泽。甘肃现存秦汉等早期长城里程全国第二、明代长城里程全国之首，是名副其实的“长城故乡”。

20世纪初期开始，河西地区的汉塞和烽燧遗址陆续出土大批汉简，有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悬泉汉简、武威汉简等。这些简牍主要是屯戍机构和人员来往的公文、档案、书信以及契约和生活方面的记录，为研究当时河西边塞地区的政治、经济、民俗、军事情况和汉代屯戍制度提供了宝贵而鲜活的第一手资料。甘肃不仅是发现汉简最早的地方，同时也是出土汉简最多的省份，占全国出土总数八成以上。拂去覆盖在简牍上的岁月风尘，长河落日与大漠孤烟同辉，金戈铁马印证峥嵘岁月，一个不朽帝国的光荣与梦想流传至今。

甘肃被誉为“石窟艺术之乡”。这一称号和丝绸之路有着密不可分的特殊历史与地理渊源。佛教文化艺术发源于印度，学术界认为早在公元前25年左右，在南亚大陆已经出现了将佛陀人形化的作品。到公元1世纪，来自西方的外国商人已经在塔克拉玛干的绿洲城镇拥有了自己的居住区，商人们毫无疑义成为佛教的传播者。佛教最先由印度传入中亚并在此兴盛和取得支配地位，以后逐步蔓延至东亚成为那里主要的。在中国历史上，“通过（丝绸之路）这条通商大道，一种外国宗教首次传入了中国”。甘肃是中西交通的要道，入玉门关后首先到达河西四郡，即十六国时代的五凉和西秦，这一地区首先接触到佛教及石窟艺术。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迭经战乱，而河西地区在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等政权统治下，社会相对安定，经济亦持续发展。《资治通鉴》载，隋唐时期，“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阎文儒先生在《中国石窟艺术总论》中总结道：“在中原大乱时，黄河以北种族斗争与阶级斗争极其尖锐，而河西却比较平静，因而文化是相当发达的。十六国及北朝时代的统治者利用、推广、传播宗教，因此甘肃便成了佛教的中心，作为宗教艺术的石窟，也就居全国之冠了。”沙漠中的美术馆――敦煌莫高窟，东方雕塑陈列馆――天水麦积山石窟，中国石窟鼻祖――武威天梯山石窟……甘肃石窟寺以其历史悠久、艺术形式多样、文化内涵丰富而系统全面地反映出了中国佛教艺术发展兴衰的全过程。

甘肃是中国“彩陶故乡”。东部渭河流域的大地湾文化是甘肃彩陶之肇始，距今8000年前后，先民们在这里生产了我国第一批彩陶，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彩陶之一。中部黄河、湟水流域及河西走廊一带，孕育了著名的马家窑文化，成就了甘肃彩陶的鼎盛阶段，器物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进入青铜时代，在中国其他地区彩陶难觅踪影的情况下，分布于甘肃各地特别是河西走廊的齐家、四坝、辛店、沙井等含有彩陶的文化，为甘肃青铜文化增添了独有魅力。安特生在1925年出版的《甘肃考古记》中写道：“此次甘肃考古，足迹所涉，几及甘省大半。所得结果，颇出意料所及。盖不仅器物丰盈之仰韶纪遗址，为吾人所获，而多数前古未闻之重要葬地，亦竟发现。其中完整之彩色陶瓮多件，类皆精美绝伦，可为欧亚新石器时代末叶陶器之冠。”甘肃彩陶自此闻名世界。今天，彩陶有可能是甘肃民间知名度和普及程度最高的收藏品，在全国亦有相当影响力，成为代表甘肃深厚历史底蕴的文化符号。

甘肃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民族交汇点，汉族和少数民族在此最早接触、杂居，中原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以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此交融、荟萃。先秦时期的戎族，西汉时期的匈奴，东汉和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的氐、羌、鲜卑，隋唐至宋代的吐蕃和回鹘，对甘肃的历史发展都有过重大影响，各民族围绕丝绸之路繁衍生息，多元文明在这里碰撞融合，多种宗教在这里和谐共处，多样性民族文化在这里互动发展，使甘肃成为西北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摇篮和国家统一与边疆稳定的见证地，同时给我们留下了众多独特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着悠久的民族历史与灿烂文化。

甘肃地处青藏高原、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交会地带，自古以来就有拱卫中原、护翼宁青、保疆的战略地位和独特的文化通道区位优势，为中原连系西北乃至中西亚的咽喉和纽带，在政治地理、经济地理、军事地理特别是文化地理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甘肃以璀璨夺目的华夏文明，引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秦汉至唐代前期，甘肃更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风向标。丝绸之路上佛教东传，丝绸和四大发明西去，证明了甘肃是中西文化交流第一站。丝绸之路是人类文明交流与文化融合的杰出范例，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沿着丝绸之路这条东西贯通甘肃全境的文化线路而搏动，丝绸之路沿线的甘肃文化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因而也具备了相当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多元性，包括佛教石窟寺、长城、大遗址在内的若干类有代表性的文化遗产早已具备了成为世界遗产的潜质。1985年，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87年12月11日，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1次会议审议通过，莫高窟和嘉峪关（与长城其他关隘共同以“万里长城”名义入选）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之一，标志着有甘肃特色的丝绸之路文化遗产走出国门，开始向全世界展示自己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而莫高窟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成为了甘肃的代名词。甘肃的文物保护、管理、研究和利用工作亦逐渐与国际全面接轨，并在世界遗产地管理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和行之有效的做法，为时隔27年再度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奠定了基础。

丝绸之路是典型的文化线路遗产。早在1988年，为研讨中西相遇时的复杂文化交流并帮助塑造多元文化特性及丰富欧亚大陆的共同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启动了主题为“对话之路：丝绸之路整体性研究”项目，引起了国际社会对于丝绸之路的浓厚兴趣。1990～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围绕该项目先后组织开展了五次国际性考察。2006年8月，国家文物局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在新疆吐鲁番召开“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国际协商会议”，签署了《丝绸之路跨国申报世界遗产吐鲁番初步行动计划》，标志着丝绸之路跨国（中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联合申遗工作正式启动。

甘肃省申遗工作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八年。2006年下半年，丝绸之路跨国申遗工作正式启动后，甘肃省文物局迅速组织开展相关调研和申遗备选点的推荐、遴选工作。2007年，成立申遗领导小组并向国家文物局上报了13处申遗备选点的基础资料；经过专家考察，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水帘洞石窟群、榆林窟、马蹄寺石窟群、锁阳城遗址、骆驼城遗址、悬泉置遗址、玉门关遗址、果园―新城墓群、张掖大佛寺11处被列入申遗预备名单。2008～2011年，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下，各申遗备选点的文物本体保护维修、周边环境治理、陈列展示、遗产监测、保护性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工作全面展开，相关地方政府陆续公布实施了申遗备选点的保护管理办法或保护规划。2011年12月，丝绸之路跨国系列申遗协商会确定由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以“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名称先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2012年2月，国家文物局初步确定甘肃省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锁阳城遗址、悬泉置遗址、玉门关遗址、张掖大佛寺六处入选丝绸之路申遗首批名单。2013年1月，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我国22处首批丝绸之路申遗名单，甘肃省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锁阳城遗址、悬泉置遗址、玉门关遗址入选；同年10月，五处申遗点顺利通过国际专家的现场考察评估。2014年1月，“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申报文本正式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8届大会上，世界遗产委员会建议该申报项目命名为“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并一致同意将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甘肃省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锁阳城遗址、悬泉置遗址和玉门关遗址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大家庭的新成员。至此，甘肃省世界文化遗产地总数增至七处，跃居全国世界文化遗产大省前列。

甘肃省七处世界文化遗产地宛如七颗璀璨的宝石镶嵌于长达1600多公里的丝绸之路咽喉段，它们的历史文化价值与丝绸之路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丝绸之路各个时期的交通、文化线路基本涵盖了甘肃省大部分市州，至今保存有大量的文化遗存，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由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6世纪整个丝绸之路的起始路段与分布于天山山脉地区的交通路网组成，它从中国古代的长安/洛阳往西，经甘肃河西走廊进入天山山脉地区，路网跨距近5000公里、总长达8700多公里，主要包括分布于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境内的不同历史时期的诸多帝国或汗国的都城或宫城、中心城镇、商贸聚落、佛教石窟寺、古道、驿站、关隘、烽燧、长城、城堡、水利管理系统、墓葬等考古遗址和多种宗教建筑与代表性遗存。它连接了多种文明地带，见证了东西方之间持续而广泛的商贸、宗教、科技、文化等交流活动，体现了亚欧大陆突出的多元文化特征，促进了洲际间多种文明的协调和共同繁荣，是亚洲大陆上建立长距离东西方交通、开展广泛的人类文明与文化交流的杰出范例。

目前，以敦煌莫高窟和万里长城―嘉峪关为代表，甘肃省在世界文化遗产地保护管理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成功经验和行之有效的做法。随着五处新增世界文化遗产地加入世界文化遗产大家庭，今后，甘肃省文物行政部门、相关市州政府及世界文化遗产地管理单位将严格遵守国际公约，依法履行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责任；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开展国际学术交流，面向社会开展宣传教育，进一步培育自觉保护世界遗产的责任感；在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的前提下，深入挖掘甘肃省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品牌价值，积极做好展示和利用工作。

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的提出和付诸实施，丝绸之路沿线世界文化遗产所蕴藏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无可估量。此次丝绸之路申遗成功恰逢其时，显著增加了甘肃作为名副其实的中华民族重要文化资源宝库的含金量。在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和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通道建设进程中，努力培育全民的世界遗产精神，营造全社会关注世界遗产、保护世界遗产、宣传世界遗产、研究世界遗产的良好氛围，充分发挥甘肃省丝绸之路沿线世界文化遗产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方面的不可替代作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我们为之而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