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冷战后美国的强制外交

编者按

外交形态研究历来是外交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战以来，外交形态与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外交形态仍然存在，不过，新的外交形态也层出不穷，外交学研究需要在新的条件下给予新旧外交形态研究以更多的重视。

2006年上海外国语大学设立了“外交类型研究”重大课题，延请校内外学者参与该课题，希望藉此推动国内学界对“外交类型”的研究。本期专题的三篇文章以及下一期的四篇文章既是该研究的部分成果，也是与国内同行进行交流研究的一种尝试。 这7篇文章只是该项研究的一个开端，旨在引起学术界对该主题的广泛关注与深入讨论。

摘要 强制外交与威慑一样，主要依靠武力的潜在运用或者说主要通过威胁使用武力，以达成国家的对外政策目标。强制外交是冷战结束后一个引人注目的国际政治现象，该术语也是当前西方国际关系和战略文献中出现频率很高的重要术语之一。本文在剖析西方强制外交理论的基础上，重点研究冷战后美国所实施的两个典型的强制外交案例，着力阐释当代美国强制外交成功或失败的原因，并扼要进行一些评析。

关键词 强制外交 外交 美国 武力 危机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7）03-0012-20

在二战后形成的两极体系中，美国对外主要是实施威慑战略，旨在慑止苏联对其本土及盟国可能发动的攻击。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不再担心其军事行动会遭到前苏联那种全球性强国的反击，也不再担心由此而来的核大战风险。另一方面，曾被东西方对抗所掩盖了的民族矛盾、宗教问题等日益激化，内乱和地区性冲突不断发生。因此，美国凭借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实力，独自或者与其它盟国一道频频运用强制外交（coercive diplomacy），迫使一些国家改变其现有政策行为，以达成一定政治目的。正由于强制外交已成为当前美国一个主要的对外政策工具，因而西方尤其是美国学术界对强制外交的研究日趋活跃。[1] 尽管如此，相对于威慑研究而言，强制外交研究尚不够深入。用彼得•雅各布森（Peter Viggo Jakobsen）的话说，“我们对于强制外交的认识在许多方面仍然是欠缺的。”[2]。而在中国，学者们很少使用强制外交概念，通常都将其笼统地归入威慑的范畴，国内学术界对强制外交的专题研究还十分欠缺。显然，对冷战后美国的强制外交展开研究，将有助于人们深刻认识强制外交的现象和本质，正确把握当前国际政治斗争的特征和走向。

一、强制外交的基本概念以及影响强制外交结果的相关因素

亚历山大•乔治（Alexander L. George）是西方研究强制外交最具权威性的学者。在他看来，与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所创造的“威逼”（compellence）一词相类似，强制外交是指使用威胁和/或有限武力，来说服对手停止和/或扭转已采取的某个行动。[3] 强制外交虽然突出了强制的一面，但毕竟仍是一种外交手段，不同于纯粹的强制或武力。它试图说服对手停止侵犯行为，而不是重击对手，令其止步。与粗鲁地使用武力击退对手不同，强制外交注重使用威胁：若对手不服从要求，就进行惩罚。如果必须在强制外交中使用武力，那么它是以一种惩戒性或象征性地实施有限军事行动的方式，以帮助说服对手放弃现行做法。换言之，也就是使用刚好足够的武力，来表明维护自身利益的决心，以及展示必要时将使用更多武力的可信性。在强制外交中，己方在使用武力之前，或在武力使用升级之前，给对手提供一个止步或退却的机会。为了这个目的，应该密切协调威胁以及起初的有限动武同与对手的沟通。与威慑战略相比，强制外交战略更强调信号传递、讨价还价和谈判等。[4]

强制外交离不开强制。如果一国在外交过程中没有作出威胁和/或惩罚，即并未运用强制手段，就不能称之为强制外交。另一方面，如果敌手并不是至少部分地由于它国的威胁和或惩罚，才服从对其所提的要求，那么强制就未能产生作用，或者强制就未发生过。[5] 因此，很难说这是真正的强制外交获得了成功。还需指出的是，尽管强制外交不可缺少“大棒”，可以不要“胡萝卜”，但是在强制外交实践中，“胡萝卜-大棒”战略常常比单独以强制为基础的战略更有可能获得成功。这是因为通过将诱导与威胁相结合，很可能会加强对敌手的说服力。特别是对于解决未达到战争程度的冲突而言，将最初的坚定立场与随后的妥协意愿相结合的那种讨价还价战略是最为成功的。[6]

强制外交为强制国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在危机中无需付出多少代价、不流血或者少流血却实现了既定目标。同时，通过强制外交解决危机，相对于战争而言，对未来双边关系的损害也较小。因此，强制外交对决策者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可是，强制外交也有其局限性。正由于它具有“不战而屈人之兵”或者廉价地达到目标的效用，有时也许会诱使军事强国的领导人认为，他们能够不用冒什么风险，就可恫吓弱国服从其所提出的要求。但是，军事弱国可能由于所涉及到的利益至关重要，反强制的动机非常强烈，拒绝服从，那么军事强国就必须决定：要么退却，要么将危机升级为军事对抗。[7]

影响强制外交结果的相关因素是西方学术界研究的重点。由于强制外交是通过影响对手的战略判断、左右其战略决策而奏效，因此强制外交能否成功说到底取决于强制方与被强制方之间的博弈，是双方权力与意志的较量。亚历山大•乔治、彼得•雅各布森、罗伯特•阿特（Robert J. Art）、斯蒂芬•辛巴拉（Stephen J. Cimbala）、加里•肖布（Gary Schaub）等人，都对影响强制外交结果的因素作了探讨。[8] 这些学者的研究各自具有独到的见解，但也存在不足之处。他们常将“强制方威胁使用和实际使用武力的意愿”、“强制方兑现威胁的意志”、“强制方实际使用武力的决心”、“双方决心的对比”、“动机的强度”、“动机的不对称”等作为影响强制外交成败的重要因素。然而，意愿（willingness）、意志（will）、决心（resolve/determination）、动机（motivation）等都是“比较含糊的大概念（umbrella concept）”，如果并非不可能的话，也是很难从经验方面进行衡量。对它们进行评估，往往必须将其分解为若干小的变量或者说若干最基本的要素。此外，他们用以解释强制外交成败的那些因素，或者数量过多，或者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交叉重叠的现象。

在综观西方学者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强制外交的成败确实牵涉到诸多复杂因素。然而，如果主要着眼于强制方进行分析，那么影响冷战后美国强制外交结果的因素则包括四个最基本的方面：冲突利益的大小（国家利益是一国对外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在强制外交中，冲突利益的大小是美国决策者重要的考虑因素）、军事行动成功的前景（由于美国无疑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实力，因此仅仅对双方军事实力进行对比是不够的，至关重要的是，美军在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中能否以较小的代价迅速击败对手或剥夺其目标）、国内外对动武的支持情况（国内外的支持情况，常常影响美国决策者动武意愿的强弱）、是否向对方作出一定的让步（或者说美国是否给予旨在诱使服从的“胡萝卜”，这涉及到能否削弱对手抵制要求的动机）。前三个因素直接关系到武力强制的可信度和力度，而最后一个因素则直接关系到被强制方服从要求的难易度。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多次对它国实施强制外交，地域涵盖中东、东北亚、中美洲、前南联盟等诸多地区。本文将截取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即1994年的海地危机以及1999年的科索沃危机，对冷战后美国强制外交的实践进行细致分析。 [9]

二、强制外交案例研究：海地危机（1994年）

1990年12月，在国际社会的密切监督下，海地举行民主选举，一位年轻的牧师阿里斯蒂德当选为总统。1991年2月，他正式就任总统。可是，同年9月末，塞德拉斯将军发动军事，民选总统被，被迫流亡海外。美国和其它的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很快就对海地实行经济制裁，旨在恢复阿里斯蒂德的权力。但是，经济制裁增加了普通百姓日常生活困难，同时军政府又不断杀害阿里斯蒂德的支持者，因此逃亡者的数量急剧增长。为了不给佛罗尼达州等地方造成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美国在其领海外拦截海地难民。1993年6月，在美国的推动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关于对海地实施经济制裁以迫使军政府将权力交还给民选总统的决议。然而，联合国的经济制裁措施也未能达到预期目的。[10]

美国国内一些组织和个人强烈要求政府改变拦截和强行遣返海地难民的政策，但改变政策会导致大批难民的涌入。面对国内存在的这种压力，克林顿总统决定进行武力强制。他于1994年5月3日宣布，不再排除对海地军政府使用军事手段的可能性，应该是出动军队的时候了。此后，克林顿政府“逐渐拧紧螺丝”，力图迫使海地军政府就范。为了向海地军政府显示力量，6月下旬，美国在波多黎各附近海域公开举行大规模海上军事演习，并通过其主要媒体播放了海军陆战队在岛上登陆的突袭场面。[11] 在美国的努力下，7月31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940号决议，授权“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恢复合法的海地民选政府。9月15日，克林顿发出最后通牒[12]：如果到9月18日中午为止海地军政府领导人塞德拉斯及其同僚仍不同意离开海地，那么美国军队将发动进攻。在一切军事部署就绪、入侵迫在眉睫之际，克林顿派遣以前总统卡特为首的代表团去海地首都，说服塞德拉斯放弃权力。经过谈判，在美国已作出一定的让步和即将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塞德拉斯于最后时刻决定同意美国的要求。[13] 当时担任美国国防部长的威廉•佩里（William J. Perry）称这次行动为“强制外交的一个范例”。[14]

在海地危机中，美国的冲突利益主要包括：保护人权和阻止危及成千上万海地人生命的暴行；保护美国边境免遭新的难民潮冲击；在西半球维持稳定和促进民主；维护美国作为世界领袖所作承诺的可信性等。[15] 其中，阻止越来越多的海地难民入境，是美国最现实的眼前利益；保护人权、促进民主等，则属于抽象的长远利益。美国的这些利益相对较小，而海地军政府被要求交出政权，涉及其核心利益。

美国五角大楼认为，对海地的入侵是“切实可行的”，军事行动成功的前景很好。首先，不存在任何敌对的第三方进行军事干预的风险。其次，海地7500人的军队并不可怕。海地军队训练水平差，装备也极其落后。[16] 由于缺少大众的支持，海地军方所威胁的游击战不太可能成为现实。再者，安理会940号决议，批准建立一支6900人的联合国驻海地特派团（UNMIH），一旦在海地有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就接替美国的入侵部队。这样，美军可以避免长期驻守而造成的伤亡。

美国国内最初对军事干预的支持率较低，但是后来逐步上升。1994年6月，《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45%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及其盟友应采取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一切必要行动来恢复海地的民主政府，而上个月持这种观点的人只有36%。在克林顿总统就出兵海地问题发表讲话后的第二天，即9月16日，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盖洛普公司（Gallup）等联合进行的民意测验显示，已有56%的美国人支持动武。[17] 在国际方面，美国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授权“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的决议，这对于美国政府赢得国内对动武的支持至关重要，从而增强了武力威胁的可信性。此外，美国设法拉了28个国家参与该行动的后续阶段。在22,645人组成的入侵部队中，有2,645人是由这些国家派出的。[18]

为降低海地军政府交出权力的难度，在谈判过程中，美国代表团许诺：作为塞得拉斯等人放弃权力的回报，他们可以得到一笔现金，悄悄离开海地，不会因所谓的人权暴行而受到惩罚。同时，美国同意签署军事协定，帮助重建海地军队，使其实现现代化。此外，海地军政府下台，换来的好处还包括，海地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正常化以及经济禁运的结束等。[19]

总而言之，在海地危机中，美国的核心利益并未濒临危险，最初阶段国内对即将出兵海地的支持率较低，而海地军政府的核心利益受到了威胁，这些都对成功地实施强制外交造成一定困难。然而，美国军事行动成功的前景很好，国内对于出兵海地的支持率逐步上升，而且安理会关于授权动武决议的通过和多国部队的组成，使得强制外交行动带有了合法性和道义性色彩。同时，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美军重蹈一年前在索马里维和行动中发生的悲剧，美国向海地军政府作出一定的妥协和补偿，从而削弱其抵抗的动机。此外，在卡特一行谈判尚未完全结束时，美军先头部队已经启程，进一步增强了武力威胁的可信度。因此，海地军政府最终同意将权力交还给民选总统。

三、强制外交案例研究：科索沃危机（1999年）

在前南地区，塞尔维亚族与阿尔巴尼亚族之间的民族纠纷由来已久，双方都对科索沃有着特殊的情结。从1997年底发动的暴力袭击开始，科索沃分离势力成立的“科索沃”真正走上了以武力手段争取独立的道路。南联盟政府则试图平息分离主义运动，双方不断交火。在美国等西方大国的压力下，1998年10月，南联盟决定执行联合国第1199号决议，从科索沃撤出武装力量，并接受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向科索沃派遣的国际观察员。然而，科索沃乘南联盟军队撤出之机，不断挑起事端，扩大地盘。[20]

到了1999年1月，科索沃同南联盟政府军之间的暴力冲突再度升级。在这种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加大干预力度。1月29日，前南问题国际联络小组在伦敦发表声明，要求南联盟政府和科索沃阿族双方停止一切进攻性行动，并派出代表于2月6日前，到巴黎市郊的朗布依埃开始谈判，必须就科索沃问题在21天内达成和平协议。次日，北大西洋理事会威胁说，如果某一方不遵守国际社会的要求，包括不遵守国际联络小组的要求，就将遭到北约的空中打击。[21] 面对此种情形，南联盟政府和科索沃阿族都不得不派出代表团前往朗布依埃。在2月6日至23日的第一轮谈判中，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经过美国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的游说，阿族代表从3月15日第二轮谈判开始不久，就表示愿意接受和平协议，并于18日签了字。阿族代表这么做，不仅是因为他们从该协议中能够看到争取独立的希望，而且是因为他们想把谈判破裂的责任推给南联盟一方。此后，美国向南联盟施加更大的强制性压力。南联盟虽然作了很大让步，同意给予科索沃实质性自治权，但是坚决不同意北约部队进驻科索沃。在朗布依埃两轮谈判破裂后，3月20日，克林顿总统举行记者招待会，营造战争气氛，并力图说服美国公众支持其对南动武。[22] 22日，美国总统特使霍尔布鲁克再次飞往贝尔格莱德，抱着在最后时刻压服南联盟的一线希望，与南联盟进行了两次会谈。同日，北大西洋理事会发表声明，授权北约秘书长，根据进一步的磋商情况决定必要时将进行大规模空中打击。[23] 然而，米洛舍维奇总统仍拒绝签署朗布依埃协议。在强制外交未能奏效的情况下，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从3月24日开始对南联盟进行了将近80天的狂轰滥炸。

奥尔布赖特认为，美国在科索沃危机中的冲突利益，主要是维护南欧的和平与稳定，具体来说，就是要强化维和机制，维持波斯尼亚的和平进程以及加强该地区的民主原则和实践；阻止难民潮的形成和国际恐怖主义者、走私分子及其它犯罪分子滋生地的建立；阻止暴力冲突向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的蔓延以及希腊和土耳其的卷入；维护北约作为欧洲和平与稳定保证者（guarantor）的可信度。[24] 可以说，美国的这些冲突利益基本上都不属于核心利益。然而，对于南联盟来说，国家的和领土完整濒临危险，涉及其核心利益。

美国及其北约盟国所要采取的军事行动前景并不乐观，连五角大楼一些官员都对军事行动能否达到预期目的表示怀疑。虽然南联盟军事实力远不及北约，但是它拥有配置完整、装备精良的防空系统。3月18日，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美国空军参谋长瑞安承认，南联盟的防空力量将给美军飞行员带来极大的危险，甚至可能造成伤亡。[25] 同时，南联盟地区气候多变，常常出现降水、低云、多雾天气；地形也极为复杂，山多洞多丛林多，有利于南军的隐蔽和机动作战而不利于北约的进攻。由于地面战争所预期的代价极大，因此克林顿总统早在空中打击之前就公开宣布，不打算派遣地面部队进入科索沃。[26]

在美国国内，许多民众不赞成动用武力，不少议员也纷纷表示反对军事冒险政策。参议员尼克尔斯认为，美国对南联盟动武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克林顿政府缺乏长期考虑，没有想好结局。[27] 在国际上，关于对南联盟动武问题，并未取得广泛共识，联合国安理会也从来没有明确授权动武。由于传统友谊和地缘战略关系，俄罗斯坚决反对美国及其盟国对南联盟进行军事打击。中国则一再强调，科索沃问题属于南联盟内政，外部不得进行军事干预。[28]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在危机中一味地使用“大棒”手段，未作出让步，导致南联盟政府找不到摆脱危机的出路。南联盟不相信，科索沃将会遵守朗布依埃协议中关于解除武装的条款。米洛舍维奇等领导人担心，如果完全接受朗布依埃协议，就会导致外国军队占领科索沃以及科索沃接管政权的可怕后果。而科索沃一旦独立，就会引起连锁反应，南联盟将很可能面临彻底解体的危险。[29]

综上所述，在科索沃危机中，美国军事行动成功的前景并不乐观，预计很难以较小的代价迅速取得胜利。美国国内反对对南联盟进行军事打击的呼声较高，联合国安理会也未通过授权动武的决议。所有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武力威胁的可信度和力度，使得美国很难取得强制外交的成功。与此同时，美国在危机中的冲突利益与南联盟相比原本就很不对称，并且由于美国没有作出任何让步，因而进一步增强了南联盟抵制朗布依埃协议的动机。

四、结语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笔者在综观西方有关理论的基础上，主要着眼于强制方，推断出影响冷战后美国强制外交成败的4个主要因素：美国冲突利益的大小、美国军事行动成功的前景、美国国内外对于动武的支持情况、美国是否向对方作出一定的让步。在本文的第二、第三部分，笔者分别在简要阐述美国强制外交行动的背景和过程之后，围绕前文所推断的4个主要因素，对美国强制外交在海地危机中取得成功和在科索沃危机中遭到失败的原因进行了剖析。[30] 下面，结合后冷战时期的整体情况，对影响两次强制外交行动结果的4个主要因素进行对比和总结（参见下表）：

美国冲突利益的大小。在后冷战时期，美国运用强制外交，主要是“对付那些弱小国家，以保护美国的非核心利益”[31] 。在海地危机、科索沃危机等案例中，美国的冲突利益基本上都属于所谓人道主义、维持稳定等方面的利益。由于强制外交所涉及的冲突利益常常并非至关重要，美国国内对动用武力的支持程度和对伤亡的承受程度不高，因此对方可能感知到的武力威胁的可信度和力度往往不够强，从而降低了强制外交成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美国的强制外交却常常涉及到被强制方的核心利益，比如在海地危机中涉及到海地军政府政权的改变、在科索沃危机中涉及到南联盟的和领土完整等，因而对方宁愿挨打却拒绝服从的动机往往较强。基于此，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前副国务卿阿诺德• 坎特（Arnold Kanter）建议，美国决策者在把强制外交用作政策工具之前必须确定：它是否符合美国的核心利益，而值得为之付出重大代价；有无明确评估标准和决策机制以保证有选择地而非盲目地运用强制外交。[32]

美国军事行动成功的前景。相对于代价高昂的长期消耗战而言，如果美国军事行动成功的前景很好，即具有迅速和轻易地击败对手或剥夺对手战略目标的能力，就会大大提高强制的可信度和力度。一些西方学者在研究了1991年的海湾危机和1999年的科索沃危机两个案例后认为，美国及其盟国之所以无法通过武力威胁，成功地强制对手就范，是因为无法令萨达姆和米洛舍维奇相信，西方具有迅速和轻易打垮他们的能力和意志。[33] 相比之下，在海地危机中，美国军事行动成功的前景很好。塞得拉斯本人深知其部队面对强大的美军将不堪一击，这是他同意放弃权力的重要原因之一。为了提高武力强制的能力，冷战后美国加快利用高新技术改进武器装备的步伐，主要实施空中精确打击，尽量避免投入地面部队。然而有趣的是，美国越是依靠空中精确打击，国内对于人员伤亡情况越是敏感，并对美军提出了更高的甚至不切实际的期待，如所谓“零伤亡”战略。结果，限制军事行动的国内政治门槛进一步提高，而对手则认为美国容忍美军伤亡的程度越来越低，因此更加怀疑美国实施武力强制的可信度。[34]

美国国内外对动武的支持情况。在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总统作出对外用兵的决策，常常都尽可能寻求国内公众、议员们的支持，旨在赢得国内对其留任的支持或顺利地实现其对外政策目标。由于越南战争的惨痛经历，美国公众对军队可能出现的伤亡相当敏感，因而他们通常反对冒遭受伤亡的风险。在科索沃危机、“倒萨”危机等案例中，美国国内对采取军事行动的支持率不高，影响了武力威胁的可信度，从而对成功地实施强制外交造成了困难。至于国际社会对于动武的支持，不仅可以提高武力强制的实力，而且似乎可以藉此披上一件道义的“外衣”。如果联合国安理会像在海地危机中那样能够授权动武，就使得强制外交具有了合法性色彩，也就增大了强制外交成功的可能性。可是，冷战后美国从自己的全球战略出发，实施强制外交行动，常常得不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只好绕开联合国，一意孤行。这么做，也就必然削弱其强制外交的威力和效果。

美国是否向对方作出一定的让步。由于强制外交常常要求对方明确地采取行动以及从先前的政策立场上后退，必须放弃其也许冒着极大危险或付出极大代价才得到手的既得利益，因而强制方有必要尽可能地给予对方某种形式的让步，使对方受损的利益有所弥补或者使对方在一定程度上挽回脸面。在取得成功的海地危机案例中，美国使用了积极诱导物；而在遭受失败的科索沃危机案例中，未作出任何让步。冷战后的强制外交实践表明，美国决策者自恃强大的军事实力，往往倾向于单纯的威胁或施压，而不是同时为对方提供改变行为的动力，从而大大降低了实现强制外交目标的可能性。

在海地危机中，3个主要因素总体上都有利于强制外交的成功。同时，尽管美国的冲突利益相对较小，而海地军政府的冲突利益很大，但是美国所作出的重要让步缩小了双方冲突利益的不对称，削弱了海地军政府进行拼死抵抗的动机。相比之下，在科索沃危机中，4个主要因素总体上都不利于强制外交的成功。可见，若要对于冷战后美国强制外交成败进行更具说服力的理论阐释，虽然可能需要对双方的决策行为作更为全面的探讨，也有待于对更多案例进行深入研究，但是运用这4个主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冷战后美国强制外交成败的原因。当然，除了这4个主要因素外，还存在着若干其它因素，特别是强制方和被强制方的心理感知、文化传统、官僚决策机制等方面的因素，可能或多或少地会对冷战后美国强制外交的成败产生影响。需要指出的是，任何单一的有利因素甚至是多个有利因素，不能绝对保证强制外交取得成功；然而，任何单一的不利因素都有可能导致强制外交的失败。因此，尽管冷战后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但是其强制外交的成功率相对较低。[35]

展望未来，可以预计，在美国领导人看来有必要实施强制外交的那种环境不会很快就发生变化。今后几十年里，美国仍将是一个全球性军事强国，会继续在海外保持其军事存在，而一些国家和地区仍将会爆发危机或冲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等也仍将会频频出现。这意味着美国未来可能会更多地运用强制外交，力争以较低的代价实现其对外政策目标。众所周知，根据《联合国》，安理会是唯一可以决定是否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的权力机关，“采取任何强制行动均须由联合国安理会批准，并在其监督下执行。”[36] 正由于冷战后美国往往绕开联合国安理会，执意对它国实施武力强制，因而批评家们认为，强制外交在美国已成为一种危险的、甚至带有“黩武”倾向的外交政策工具。为此，前美国国防部分析家保罗•布坎南（Paul Buchanan）在一篇题为“单方面强制外交的危险”的文章中指出，“美国必须全面检讨其对外行为，认识到单方面推行强制外交的危险性，否则很可能自食苦果。”[37] 。

注释：

[1] 冷战后西方研究强制外交的著作主要有：Alexander L. George, Forceful Persuasion: Coercive Diplomacy as an Alternative to War,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1; Alexander L. George and William E. Simons, eds., The Limits of Coercive Diplomacy, 2nd ed.,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4; Lawrence Freedman, ed., Strategic Coercion: Concepts and Cas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eter Viggo Jakobsen, Western Use of Coercive Diplomacy after the Cold War: A Challenge for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Kenneth A. Schultz, Democracy and Coercive Diploma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Daniel Byman and Matthew Waxman, The Dynamic Coerci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Limits of Military Mi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Robert J. Art and Patrick M. Cronin, e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oercive Diplomacy,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2003。此外，还有不少专题论文，其中包括一些学术质量较高的博士论文。

[2] Peter Viggo Jakobsen, Western Use of Coercive Diplomacy after the Cold War, pp.2-3.

[3] Alexander L. George and William E. Simons, eds., The Limits of Coercive Diplomacy, pp.7-10. 关于西方学者对于强制外交概念的界定，以及强制外交与威慑之间的区别，可参见拙文“美国与强制外交理论”，载《美国研究》2006年第3期；“国际政治中武力的潜在运用：威逼与威慑”，载《欧洲研究》2005年第4期。

[4] Gordon A. Craig and Alexander L. George, Force and Statecraft: Diplomatic Problems of Our Time, 3rd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196; Alexander L. George and William E. Simons, eds., The Limits of Coercive Diplomacy, p.10.

[5] 虽然威胁和惩罚的实际目的是一致的，但两者存在差别。威胁仅意味未来事件发展的潜在可能性，而惩罚则是兑现威胁，要么是既成事实，要么是正在诉诸的事实。

[6] Thomas Schelling, The Strategy of Conflic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p.40; Troy Stephen Goodfellow, “Period, Power and Purpose: Understanding Compellent Threat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2000, p.29.

[7] Alexander L. George and William E. Simons, eds., The Limits of Coercive Diplomacy, p.9.

[8]关于这些学者对影响强制外交结果的因素的研究，参见Alexander L. George and William E. Simons,eds., The Limits of Coercive Diplomacy, pp.16, 270-290; Peter Viggo Jakobsen, Western Use of Coercive Diplomacy After the Cold War, pp.33-35; Robert J. Art and Patrick M. Cronin, e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oercive Diplomacy Washington, pp.359-410; Stephen J. Cimbala, Military Persuasion: Deterrence and Provocation in Crisis and War, University Park, Penn.: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234-236; Gary Schaub, “Compellence: Resuscitating the Concept,” in Lawrence Freedman, ed., Strategic Coercion, pp.58-59。

[9]作者将借鉴西方国际政治研究常用的一种方法，即“结构性重点比较法”（a structured, focused comparison）：在所选取的每个案例中都要回答同样一组问题或者验证同样一组理论假设，然后再集中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一些结论。这样的案例研究，既具有历史学性质，又具有政治学性质。参见Alexander L. George and Richard Smoke, Deterren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p.105。括号里标注的年份是美国在该危机中实施强制外交的主要阶段，并非整个危机的时间跨度。

[10] Roland I. Perusse, Haitian Democracy Restored, 1991-1995, Marylan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5, pp.1-96; Elizabeth D. Gibbons, Sanctions in Haiti: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under Assault, Westport: Praeger, 1999, pp.1-78.

[11] Georges A. Fauriol, ed., Haitian Frustrations: Dilemmas of U.S. Policy, Washington, D.C.: Th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5, p.112.

[12]最后通牒、“逐渐拧紧螺丝”都是常见的强制外交运用形式。根据威胁的紧迫程度由强到弱的顺序，亚大山大•乔治将强制外交战略划分为以下几种变体（variant）：一、典型的最后通牒（classic ultimatum），二、默示的最后通牒（tacit ultimatum），三、“逐渐拧紧螺丝”方式（‘gradual turning of the screw’ approach），四、“走一步看一步”方式（‘try and see’ approach）。参见Alexander L. George and William E. Simons, eds., The Limits of Coercive Diplomacy, p.18。

[13] [美]沃伦•克里斯托弗著，苏广辉等译：《美国新外交：经济、防务、民主》，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61-63页。

[14] Lawrence Freedman, ed., Strategic Coercion, p.2.

[15] “Interview of the President by Wire Reporters, the Oval Office”,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14 September 1994;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Television Address to the Nation”,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15 July 1994.

[16] James Harding, “FT Guide to the Haiti Crisis”, Financial Times, September 5, 1994, p.11.

[17] Roland I. Perusse, Haitian Democracy Restored, pp.93, 101.

[18] Marcos Mendiburu & Sarah Meek, Managing Arms in Peace Processes: Haiti, New York and Geneva: United Nations, UNIDIR/96/48, 1996, p.13,

[19] Bruce W.Nelan, “Road to Haiti”, Time, Vol. 144, No.14, 3 October 1994, pp.18-23; Sarah Bermeo, “Clinton and Coercive Diplomacy: A Study of Haiti,” WWS Case Study 2/01, January 18, 2001, www.wws.princeton.edu/~cases/papers/coercivedipl.html

[20] The 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Kosovo, The Kosovo Report: Conflict, International Response, Lessons Learn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3, 131-150.

[21] Heike Krieger, ed., The Kosovo Conflict and International Law: An Analytical Documentation, 1974-9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255-256.

[22] The 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Kosovo, The Kosovo Report, pp.81-83, 131-158.

[23] Heike Krieger, ed., The Kosovo Conflict and International Law, p.303.

[24] Secretary of State Madeleine Albright, “Remarks at the U.S. Institute of Peace,” Washington, D.C., February 4, 1999, released by the Office of the Spokesma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25]石凤军、柴永忠：《新世纪的阴云：科索沃危机透视》，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26] Kenneth A. Schultz, Democracy and Coercive Diplomacy, Preface.

[27] 石凤军、柴永忠：《新世纪的阴云》，第16页。

[28] The 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Kosovo, The Kosovo Report, pp.142, 145.

[29] Robert J. Art and Patrick M. Cronin, e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oercive Diplomacy, pp.91-92.

[30] 判断强制外交的成败，并非易事。不过，多数西方学者在判定某个强制外交行动的成败时，不是根据长远的目标或者隐含的目标，而是从短期的角度看强制国是否达成其直接目标，即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对方是否服从强制国所提出的要求。笔者也是采用这种做法，判定本文中两个强制外交案例的成败。

[31] Lawrence Freedman, ed., Strategic Coercion, p.3.

[32] “The United States and Coercive Diplomac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 Current Issues Briefing held at the U.S. Institute of Peace on June 17, 2003,

[33] Daniel Byman and Matthew Waxman, “Defeating US Coercion,” Survival, Vol.41, No.2, Summer 1999, pp.107-120.

[34] 陈东晓：“对后冷战时期美国胁迫外交的一种理论分析”，载沈丁立、任晓主编：《现实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91-192、200-202页。

[35]罗伯特•阿特等人在《美国与强制外交》一书中分析了冷战后美国所实施的8个大的强制外交案例，其中只有2个成功的案例，成功率仅为25%。此外，在阿特把8个大的强制外交案例进一步细分为16次具体的强制外交行动后，有5次行动是成功的，成功率为31%。参见Robert J. Art and Patrick M. Cronin, ed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oercive Diplomacy, pp.377-378, 385-386。

[36]“中俄联合声明”，新华社2004年10月14日北京电。

[37] Paul Buchanan, “The Perils of Unilateral Coercive Diplomacy,” www.arts.aukland.ac.nz/pol/staff/pbarticles; 转引自石斌：“从强制外交到多边协调：析美国对朝核问题的政策”，载《国际观察》2004年第2期，第41页。

（作者简介：海军指挥学院副教授，博士，南京，210016）

收稿日期：200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