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欧洲对华“人权”外交

欧洲人权观念的发展

欧洲人对的关注是伴随着自身人权观念发展而来的。二战后，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加深，欧洲国家开始在内部和对外方面凸显人权大旗，以解决国家弱化带来的人权保障问题，树立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

从1986年2月签署的《单一欧洲法令》到2003年6月欧盟公布的《欧盟宪法条约草案》，欧盟逐步将人权问题引入宪法的方式。在对外政策上，欧洲国家也开始将人权问题提上日程，但是，出于对各国的顾虑，在外交上，欧洲的人权政策并不凸显。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苏联国力的下降和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动，欧洲的人权外交迅速彰显起来。1986年欧洲12国了《人权宣言》，宣言称：“12国寻求普遍地遵守人权。保护人权是国际社会和每个国家合法的持久的义务。对侵犯人权表达关切不能视为是对一国内政的干涉。”《人权宣言》出台后，针对他国人权状况的各种渠道纷纷建立，如通过大使馆监督他国的人权状况，并向欧盟委员会进行汇报。欧共体还于1987年建立了致力于人权问题的工作组，负责制订欧共体人权政策和确保各国在政治合作的各个层面上关注人权，同时进一步将对外经济援助和被援助国的人权状况捆绑起来，人权外交成为欧洲外交中的一个重要内容。1993年生效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则在提出欧盟的发展合作目标的同时,明确将欧盟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目标之一确定为“致力于发展和巩固民主与法治,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总的说来，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在外交领域打人权牌已经成为欧洲国家的一个显著特点。

冷战后欧洲对华“人权”政策

随着人权问题在欧洲对外政策中的凸显，中欧之间关于人权问题的冲突不时出现。在1989年以前，由于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存在，应当说中欧在人权问题上的矛盾并不突出。但随着80年代后期中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动荡，西方国家以为看到了颠覆整个社会主义世界的曙光，而1989年中国的为他们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提供了借口。1989年“6.波”发生后，欧共体各成员国首脑在6月27日举行的马德里峰会上通过了旨在对华制裁的《对华声明》，决定冻结对华关系，并对中国采取包括暂停双边部长级及高层接触、中断共同体成员国与中国的军事合作、实行对华武器禁售等六项制裁措施。法国冻结了中法所有层次和所有形式的关系，带头对中国实施经济和政治制裁。1991年，法国政府决定向台湾出售六艘“拉法叶”护卫舰。1992年，法国又向台湾出售“幻影2000”战斗机，法国驻广州领事馆关闭，中法关系降到最低谷。同时，英国在香港问题上横生枝节，应当说围绕着“”，欧洲国家尤其是法、德等欧洲大国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展开了首次强烈的攻击。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以及中国市场对欧美国家的作用日益凸显，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5年前后，整体上看欧盟对华人权政策坚持了较为务实的原则。1993年，在科尔总理的主导下，德国政府制定了新的亚洲政策。1994年，在德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欧盟发表了《走向亚洲新战略》的政策文件，要求欧盟国家协调各自对亚洲的政策，加强与亚洲国家的政治对话。1998年2月，欧盟外长会议一致通过决议，表示放弃在人权问题上同中国的对抗政策，在对华人权政策上首先肯定中国在人权方面取得的进步，在存在分歧的地方本着“平等对话”的原则解决。1998年4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朱基与欧盟轮值主席国英国首相布莱尔、欧盟委员会主席桑特在伦敦举行了中欧领导人之间的首次正式会晤。尽管这一阶段人权问题仍是欧盟对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议题，但是并没有引起双方之间较为激烈的冲突。

以2005年德国默克尔政府上台为标志，中欧之间在人权问题上进入了一个考验期。尽管默克尔上台伊始对中国仍然维持着前任科尔、施罗德时期的对华政策，但是从默克尔自身和其所在的联盟党对德国外交政策的态度就已经暗含了对中德关系的挑战。2007年默克尔不顾中方的反对强行在德国总理府会见达赖。之后，其所在的联盟党又出台了所谓的《亚洲新战略》，使中德之间的关系面临严重的挑战。承接默克尔在中德关系上的不和谐之举，法国总统萨科齐也一改先前对华态度，就2008年3月中国的“3.14”烧事件大做文章，并扬言抵制奥运会，最后又于同年12月6日于波兰和达赖会面。在中国因此推迟中欧首脑会议后，欧盟采取了对中国部分商品进行限制的措施。尽管此番中欧之间关于人权问题的冲突并没有达到1989年后的严重程度，但是以欧洲大国牵头、欧洲国家在整体上对进行指责甚至对中国采取一定的制裁的表现形式是相似的。

影响欧洲对华“人权外交”的

若干原因

欧洲多年来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指手画脚，综合考虑，这种情况是一系列共同原因导致的。

首先，人权问题是欧洲用来干涉中国内政、牵制中国顺利发展，在世界舞台上凸显欧洲重要性的工具之一。2007年10月23日，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推出《亚洲战略》文件,要求“德国要增强与印度、日本、澳大利亚等民主国家的关系”,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经济和政治大国序列中出现了一个不民主、不自由的国家”,称“中国已日益向西方提出体制问题,并自视为另外一种可供选择的政治制度模式。这一模式在欧洲以外的地区对德国和欧盟的经济、政治利益提出了挑战”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同年10月底访问“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期间刻意表现出强烈的亲近感,并反复强调彼此有“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因此，利用中国目前尚未成为“超级大国”的机会，对中国的国内政治进行干涉，在一些欧洲政党和欧洲领导人看来有利于牵制中国未来的发展，推动中国的政治走向，平衡亚洲未来的均势格局。

第二,意识形态因素。由于中欧之间对人权的理解不同，长期以来，欧洲国家有着强烈的优越感，喜欢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他国问题，干涉他国内政。在萨科齐会见达赖问题上，对于中国的坚决反对态度，许多欧洲媒体表现出不解，似乎认为这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反过来，如果中国政府会见法国科西嘉独立运动的领导者，欧洲人就会用另外一种眼光来审视。长期以来欧洲媒体对中国的负面和片面甚至是不实的报道推动了中欧之间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给欧洲普通民众对中国的认识带来了很大的误导。2008年“3.14”事件发生后， 德国某电视台在其网站的新闻栏目登出一幅四名挥舞棍棒的警察追打游行者的照片，图片说明为“中国警察在镇压抗议者”。但照片实际上则反映的是尼泊尔警察3月17日在加德满都驱散游行示威者的场景，同样来自尼泊尔的图片，被德国《图片报》冠以“严重骚乱中有数百人死亡，世界是否应当抵制中国2008奥运会?”的标题。

第三，各国领导人特别是欧洲大国，在中国问题上不时用人权问题来平衡国内各政治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以求巩固自己的地位。2005年上台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本身出自德国联盟党，与社会党比起来，联盟党具有较强的保守性和宗教性。一直以来，该党内的一些人员就积极要求德国政府对中国问题进行干涉，如1995年基民盟黑森州议会党团主席科赫曾劝时任德国总理兼基民盟主席的科尔会见达赖,同样2007年科赫再次要求默克尔会见达赖。当然，领导人自己的个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无论是默克尔还是萨科齐都是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在冷战意识形态教育下成长的政治新秀在推广西方价值观念上往往显得更为激进。

第四，欧洲对华政策上的人权问题也是欧洲用来调整与美国关系的一个杠杆。冷战后，出于打破或者限制美国霸权的需要，欧洲国家一些领导人在一些国际问题上往往发出与美国不一致的声音，而与中国搞好关系不但可以更好地利用中国市场，还可以借助中国共同反对美国的霸权政策，因而在“”短暂的冲突后，中欧关系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中欧之间的“人权问题”不甚突出。

无论从目前中国的发展状况，还是从中国本身蕴含的潜力来看，中国未来的复兴都是不可扭转的，人权问题仍然是欧盟以及一些欧洲国家干涉中国内政的借口，亦是应对国内问题的工具。但是，随着中欧之间经济联系的进一步加深，尤其是美欧之间的矛盾关系，人权问题不可能导致中欧关系的全面倒退，所谓中国的“人权问题”的解决仍然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中国在国际上的良好形象的确立以及以何种姿态融入当前的国际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