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古独立探秘

1945年6月30日，宋子文抵达莫斯科，同行的还有胡世泽、沈鸿烈和蒋经国等。当天，双方举行了礼节性的会谈，而且气氛也相当友好，“苏联欢迎礼节极隆重”。宋子文强调，中苏关系对中国特别重要，因此，恢复中国同苏联的密切关系，“实为重要”。斯大林表示，苏联现在已经是新人在位。以往，俄国同日本结盟以瓜分中国，现在，“俄国欲与中国联盟以遏制日本”。

但是，7月2日的会谈就显得十分紧张了。据当事人回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斯大林拿出一张纸往宋子文面前一掷，态度傲慢。随后说道：“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宋子文知道是雅尔塔协定，说“只知道大概内容”。斯大林强调：“你谈问题是可以，但只能拿这个东西作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

宋子文提起与苏联大使彼得罗夫在重庆的谈话：“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现在不可能解决外蒙问题。……我们认为必须把这个问题搁置起来，我们根本不准备提出这个问题。”在莫斯科谈判之前，曾向彼得罗夫指出，莫斯科在1924年的中苏协定中已经承认中国对外蒙的宗。

斯大林反驳了宋，并坚定地指出，中国必须承认外蒙的“独立”。对此，提出许多理由。他从日本侵略性的角度提出了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利益。即使日本战败了,但它可能像一战后德国一样,经过15年至17年重新再起.苏联必须有权用自己的军队保卫外蒙古。这既对蒙古，也对中国有利。斯大林强词夺理地说：“我们强大了，中国也会强大。”蒙古人民共和国不希望属于中国，而力求“自主生存和民族独立”。斯大林厚颜地、不无威胁地提出这样的论证：“放弃外蒙古，这对中国更有利。如果中国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外蒙古将会成为联合所有蒙古人的一个因素，这对中国也是不利的。”

中方从一开始就在蒙古人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抗争。在这方面，感到罗斯福和杜鲁门对其有利。雅尔塔协定中的表述是：维持外蒙古的现状。这意味着中国在法律上保持宗。谈判一度在蒙古问题上陷入了破裂的危险。按中国人的历史认识，外蒙古和内蒙古自13世纪元朝就成为中国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不得不担心，放弃外蒙古将在中国舆论界引起对他作为中华民族自觉的卓越代表的合法性产生怀疑。此外，外蒙的战略地位在双方考虑中也占据重要的地位。斯大林显然担心，如果外蒙属于中国，那么日本、美国和将来强大起来的中国就可以从外蒙威胁西伯利亚大铁路。而则担心，如果苏联占领了外蒙，它就可以从那里发动对北平的迅速进攻。

斯大林出于苏联自身利益的考虑，他直言不讳：外蒙古要求独立，中国政府应承认外蒙古现状，苏联不打算吞并外蒙古，亦希望中国准许外蒙古脱离。苏联虽然多次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但是，现在为苏联国防着想，不得不在外蒙古驻军。以往日本曾试图从外蒙古进攻西伯利亚，所以，我们盼望外蒙古能独立并且同苏联结盟，以保障苏联领土安全。斯大林还声称，如果苏联在外蒙古问题上得不到满足，这次会谈就不可能达成任何协定。

遵照的指示，宋子文在会谈中不准备着重讨论外蒙古问题。他说，中国政府目前可以不向苏联提请商议外蒙古问题，希望斯大林亦不提这个难题。因为中国任何一个政府如果丧失土地完整，必为国人不谅。宋子文认为斯大林没有理解中国政府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立场。中国政府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外蒙古，因为这样做将会使问题复杂化。如果割让外蒙古，中国人民对政府将失去信仰。

第一次谈判陷入僵局之后，蒋经国以私人名义拜访了斯大林。会见时，斯大林开门见山地问道：中国为什么坚持不让外蒙古独立？

蒋经国解释说，中国抗战七年，就是为了要把失去的土地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里，反而把这么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那岂不失去了抗战的本意？中国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出卖了国土”。在这种情况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支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俄国”。

斯大林很不客气地说：“你要知道，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要求。”

蒋经国反问道：“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

斯大林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假如有一支军事力量，从外蒙古进攻苏联，西伯利亚铁路被切断，苏联就完了。

对于斯大林的担忧，蒋经国信誓旦旦地保证：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苏联如果参加对日战争，日本打败之后，它就不会东山再起了，也就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并以此作为侵略苏联的基地。你担心从外蒙古进攻苏联的军事力量，除了日本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同苏联签订了“友好条约”，“你说25年，我们再加5年，则30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想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斯大林并不赞同蒋经国的解释，他说，虽然日本打败后，不会重新占领外蒙古并进攻苏联，一时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败了，日本这个民族还会起来。他甚至称，条约是靠不住的。中国现在可能没有力量侵略苏联，但是，只要中国能够统一，就会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

会谈中，斯大林坚持“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他还为此辩解说，日本和中国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但不能说就没有“第三个力量”这样做。而这个所谓第三个力量，实际上就是指美国。看过宋子文7月5日的电报后，得知斯大林坚持要求外蒙古独立，否则达不成协议。经再三考虑，意识到苏联对外蒙古的要求“志在必得”，决不是以任何高度自治或准其驻兵的方式能够满足其欲望的。如果不答应斯大林的要求，那么“东北与新疆各种行政之完整无从交涉”，共产党问题“更难解决”。况且，外蒙古“事实上已为俄占有”。如果只为虚名，而受其实祸，“决非谋国之道”。在权衡利弊之后，决心“忍痛牺牲”，同意外蒙古战后“投票解决其独立问题”，以作为同斯大林协商解决东北、新疆与中共问题的交换条件。

于是，已不再犹豫了，于7月6日致电宋子文，明确了政府处理外蒙古问题的原则。他表示，如果东北与新疆问题“真能确实统一，所有领土及行政真能完整无缺”，那么“外蒙独立或可考虑”。他还提出三项具体的交换条件：第一，东三省的领土和行政必须完整。即：旅顺军港的行政管理权必须归中国主管之下，与苏联共同使用而非共同管理。大连为自由港，其行政权归中国。中东铁路干线可同苏联共同经营而不是双方共管；第二，新疆伊犁及全疆各地被陷地区完全恢复；第三，中共军令政令必须归中央。

关于外蒙古问题，希望由“外蒙古人民投票方式解决”，如果外蒙古人民投票“结果为外蒙独立”，中国政府将正式提请国会，由国会通过后，“政府乃正式批准予以独立”，但必须在抗战胜利之后。现在只是作为对苏联的承诺，“不能订立任何秘密协定”。在电报中还说，如果苏联能协助中国对日作战取得胜利，并且对内切实统一，中国政府“可忍此牺牲”。与此同时，还委托赫尔利将上述条件转告了杜鲁门，并且声称，这是他所能作出的“最大让步”。

由于的让步，外蒙古问题的谈判终于取得了突破。斯大林接受的“折中方案”，终于就“事情的实质取得一致”，而“剩下的只是形式问题”。

在7月7日举行的续会上，双方继续在这一问题上争吵，并都援引2月11日雅尔塔协定中关于蒙古问题的唯一一句话：“外蒙古之现状，应加以保存。”但双方对维持现状作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宋从法律上进行解释，中国“不能承认外蒙古独立”。而斯大林从实际状况来理解，并认为，人们必须把它“理解为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这时，宋声明，他的政府不反对苏联军队继续驻扎在外蒙古，并以此来回答苏方。宋接着恳请斯大林“只要了解一点就够了，如果一个中国政府只要承认外蒙古独立，没有一个不的”。斯大林无动于衷地反击道，苏联政府承认了芬兰独立，却并没有。宋反驳了这一对比。接着，斯大林威胁说，如果中国坚持他们的观点，“那么我们将什么也谈不成”。宋再次请求考虑，甚至中国舆论界中最自由主义的代表都不会支持中国政府放弃外蒙古。

在7月9日的会议上，蒙古问题出现了突破。这显然是由于斯大林的不妥协的态度，以及美国不愿进行有利于中国的干预。认识到这一点后改变了想法。他下决心在蒙古问题上作出让步，只要斯大林在满洲、新疆和中国共产党人问题上能满足他的愿望。宋在会议上宣读了包含这些愿望的的电报。这导致了以下结果。第一，苏联必须承认中国在满洲的和领土完整。中国准备与苏联一起利用旅顺口作为海军基地，并使大连成为自由港20年。但是旅顺口和大连应由中国实行行政管理，“因为只有在此条件下才能保证满洲的和领土完整”。同样，中长铁路20年共同利用，利润平均分配，但行政管理权归中国。第二，在新疆，苏联应帮助中国平息那里的起义，并恢复交通和贸易。第三，莫斯科应不支持中国共产党人反对政府，而且把给予中国的援助全部提供给政府。

的电报称，既然外蒙古问题已经成为中苏谈判中的障碍，“为了两国的共同利益和世界持久和平的利益”，中国政府准备在击败日本和上述三个条件满足后，“同意蒙古独立”。但在此之前那里应进行公民投票。

7月9日，双方在蒙古问题上虽然没有取得完全一致，但达成了一个原则性的一致意见：剩下的主要是承认的程序和时间问题。11日，斯大林宣布，同意中国在战胜日本和公民投票后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但宋必须作出让步，在有关的共同声明的开头必须说明蒙古人民已多次表明了他们的独立愿望。

8月10日，蒙古问题依然是最引起感情冲动的争论焦点。宋说，中国代表团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问题上以及旅顺口等问题上是作了很多让步的。斯大林回答说，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就不必再讲了，因为对中国来说，蒙古早就已经丢掉了。宋说，外蒙古占中国领土的七分之一。斯大林对此指出，外蒙是块沙漠。

8月12日与莫洛托夫的会谈没有涉及蒙古问题，但在中方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发展。在同一天致中国代表团的电报中坚持，必须先确定边界，然后承认其独立。宋认为苏方不可能作出让步，为尽快签字，他最后没有理会蒋的指示。在13日至14日午夜开始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宋宣称，蒋同意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在现有边界内”的独立。这样，谈判中最大的绊脚石，“蒙古障碍”终于被清除了。

8月14日，中苏双方终于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时签订的还有《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 《中苏关于大连之协定》 《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 《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等四个附件。

条约签订之后，承认，政府在下列涉及国家权益问题上，“不得不作出重大让步”：（1）承认外蒙的独立自治；（2）东北长春铁路的共同经营；（3）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对于长春铁路直运苏俄及由苏俄直运出口之货物，免除关税；（4）旅顺口由两国共同使用为海军基地。

尽管如此，“总体上对条约是满意的”。他还坦言，条约的签订表明苏联准备帮助他统一中国的武装力量，支持建立政府。

当然，斯大林对条约感到更加满意。苏联以最小的代价换来了在法律上承认外蒙古的独立，以及恢复了沙皇在中国东北的大部分特权，从而大大改善了苏联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地位。斯大林曾洋洋得意地说：“旅顺口是我们的，大连是我们的”，而且“中长铁路是我们的”，中国、蒙古，“一切都已正常”。

1945年10月20日外蒙举行公民投票，中国政府派雷法章前去参观。雷法章奉蒋中正之命，“不与外蒙当局进行任何交涉”；关于投票，雷法章“只宜细心观察，但不得干涉或发表任何声明”。外蒙人民“在政府人员监督之下，以公开之签字方式表示赞成与否”，投票结果显示，100%的公民赞成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联合国所派之观察员承认此次投票。1946年1月5日，中华民国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

( 选自《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