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盏明灯 巴金北京旧居寻迹

巴金祖籍江南，生在巴蜀之地，成年后定居在上海。看上去，巴金对北京的感情没有对南方的一些城市浓烈。其实，这位百岁老人对北京的感情是含蓄的，他最初的求学梦想是希望在北京实现，而他“人生中的最后一件工作”―建立文学馆也是在北京完成。岁月悠悠，斯人已故，但他发出的声音，却依然回响于这个时代中，他的存在被看作温暖着中国文坛的一盏明灯。

第一次北京之行

1925年8月，为了报考北京大学，巴金只身北上，第一次来到北京。经人介绍，他在北河沿同兴公寓住下。但考前体检时被查出患有肺病，他不得不放弃考试。如今北河沿大街东侧是皇城根遗址公园和绿地，西侧则全是住宅小区，那间名为同兴公寓的地方早已不见踪影。

1904年，巴金出生在四川成都一座深宅大院，又称李家院子。这里是巴金作品《家》中高公馆的原型。巴金大部分时间都在这个深深的院落里过着优裕但却禁锢的生活，直到1923年。

李家是一个官僚封建地主家庭，当家的是巴金的祖父，在家里，俨然是专制制度的化身。父亲李道河曾在川北广元当过两年知县。在这个家庭中，最多时有40多个仆人，而被唤作“四少爷”的巴金，却最愿意与仆人们在一起。

仁爱的母亲，是巴金人生的第一位老师。他从母亲这里懂得了爱，懂得了宽容。巴金幼年另一位老师则是轿夫老周。周轿夫常把自己辛酸的经历编成故事讲给巴金听，还跟他说：“要好好地做人，对人要真实，不管别人待你怎样，自己总不要走错脚步。”周轿夫正直善良的品性，给了巴金很深的影响。

后，巴金深受新潮思想的影响，并开始了他个人的反封建斗争。1920年旧历年底，祖父去世，巴金庆幸“家里再也没有人可以支配”他的行动了。

1923年巴金离开成都，先到上海，不久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1927年赴法国留学。7月，巴金肺病加重，也因为手里的资金紧张，他从巴黎搬到了向东一百公里的小城沙多，在那里他翻译了克鲁泡特金《伦理学》，翌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发表时始用笔名“巴金”。

1928年10月，《灭亡》被叶圣陶发现，发表于《小说月报》，引起强烈反响。同年冬巴金回国，居上海，数年之间，著作颇多。

巴金虽闻名海内外，但“巴金”两字的由来却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巴金在1957年致前苏联作家彼得罗夫的信中对自己的笔名作了注解：“一九二八年八月我写好《灭亡》要在原稿上署名，我想找两个笔画较少的字。我当时正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我看到了‘金’字，就在稿本上写下来。在这时候我得到了一个朋友自杀的消息，这个朋友姓巴……我就在‘金’字上面加了一个‘巴’字。从此‘巴金’就成了我的名字。”

巴金与沈从文 半世情谊

1933年9月9日，沈从文和张兆和在北平结婚，租住在西城府右街附近达子营28号的一套民房。这是一个有三间正房外带一个小厢房的小院落，院子里有一棵枣树和一棵槐树，被沈从文称作“一枣一槐庐”。达子营，中华民国成立后改为“达智营”。1965年北京市整顿地名，更名为“达智胡同”。而如今达智胡同早已拆迁，被从地图上完全抹去了印记。

巴金得知沈从文结婚的消息后，从上海发去贺电，祝他们“幸福无量”。沈从文回信邀请巴金来新家做客。于是，巴金风尘仆仆来到了北京，住进了位于达子营沈从文的家。沈从文把自己的书房让给他写作，自己则在院子里的树荫底下，摆上一个小方桌。在这个不起眼的小院子里，两个年轻人一个屋里，一个屋外，开始安静而又充满激情的创作。巴金每天都写四五千字，很快就写完了《爱情三部曲》中的插曲《雷》。而那时，沈从文写完《记丁玲》之后，开始动笔撰写新长篇小说《边城》。

两人相识于1923年，这年夏天，南京《创作月刊》的主编陈曼铎出差到上海，约了两个青年作家吃午饭，一个是30岁的沈从文，一个就是28岁的巴金，两位年轻的作家都读过彼此的作品，所以一见如故。当时沈从文追求张兆和还没成功，沈从文此行转道上海，去苏州拜访张兆和家。

两个人相识后，巴金便帮了沈从文一个“大忙”。沈从文第一次去拜见未来的岳父母，目的是想得张家老人对自己的接纳和认可。他本想送给张兆和一些外文书作为礼物，可是自己外文水平有限，刚从国外回来的巴金给了他很好的建议。两个人来到书店，巴金替他精心挑选了很多本外文书，主要是俄国的文学名著，其中还有一整套英文版的《契诃夫小说集》，就是这套书引起了张兆和的格外注意，欣喜异常，因为它是当时世界上最权威的英文译本。可见，巴金在挑选书时是很花了一番心思的。

后来，巴金得知沈从文正好有一部短篇小说集想要找个出版的地方，也需要用它换点稿费。巴金就陪他到闸北新中国书局，找了一位熟识的出版家，帮沈从文把稿子卖了。小说四五个月后印了出来，名叫《虎雏》。

1988年，沈从文去世，巴金亲笔写了一个唁电。几个月之后，又写了长达一万多字的《怀念从文》，这应该是《随想录》出版之后，巴金写的最有分量的感人至深的文章。

巴金与曹禺 知时难逢

在景山前街这条大街上，从北海南门到大石作胡同南口之间，有一座小院落，现在它的门牌是景山前街25号，而70多年前它因为京城老“三座门”而叫三座门大街14号。

1933年10月，靳以和郑振铎在这里租下一间小庭院，筹办《文学季刊》。这里宁静而干净，三间朝南的平房，门向东开，窗前有一两棵树，屋内的陈设很简单。巴金随后从沈从文家搬到这里，前后住了几个月，并同时应邀兼任编委。每天晚上，巴金和靳以对着一盏台灯、隔着一张大写字台，工作到深夜。

巴金曾在《回忆曹禺》一文中写道：“北平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南屋，故事是从这里开始的。靳以把家宝（曹禺原名为万家宝）一部稿子交给我看，在南屋客厅旁那间蓝纸糊壁的阴暗小屋里，我一口气读完了数百页的原稿。一幕人生的大悲剧在我面前展开，我被深深震动了！”曹禺当时还是清华的学生，很多人对发表他的作品不看好。最终，在巴金的强烈建议下，曹禺的处女作《雷雨》发表在《文学季刊》第三期上，一位戏剧家从此诞生。

当时巴金把曹禺的作品和鲁迅相提并论，认为可以进入文学史。之后包括《日出》、《北京人》，也都是巴金推出的。曹禺一直铭记着巴金当年的知遇之恩，可巴金总会笑答，是金子总会发光。

在三座门大街居住期间，巴金与朋友们经常去北京图书馆（西城区文津街7号，现为国家图书馆分馆）和北海公园。1934年7月，巴金称“住厌了”北京，返回上海。

中国现代文学馆

最后的工作

1985年3月，中国现代文学馆在北京西郊万寿寺开馆，巴金到场祝贺。此行是他最后一次到北京。

巴金晚年觉得自己有将一个时代的印记传承下去的责任，他希望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能够搜集、收藏、整理、研究、展示现代作家作品。1981年，在巴金的倡议下，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决定筹建中国现代文学馆，并报中央批准。

后来，由于f寿寺承载不下逐年增加的文物、书籍，以及考虑到对书信、手稿的保护程度。在巴金积极争取下，才有了如今位于芍药居文学馆路45号的新馆。巴金曾表示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是他“人生中的最后一件工作”。巴金在《随想录》中曾这样说：“在梦里我也几次站在文学馆的门前，看见人们有说有笑地进进出出。醒来时我还把梦境当作现实，一个人坐在床上微笑。”

在文学馆大门处，有一座巨石影壁，正反两面都镌刻着巴金的话，正面刻着：“我们有一个多么丰富的文学宝库，那就是多少作家留下来的杰作，它们支持我们，鼓励我们，使自己变得更善良，更纯洁，对别人更有用。”道出了文学馆建立的初衷。背后刻着：“我们的新文学是表现我国人民心灵的丰富矿藏，是塑造青年灵魂的工厂，是培养革命战士的学校。我们的新文学是散播火种的文学，我们从它得到温暖，也把火种传给别人。”

巴金的铜制手印镶嵌在新馆的大门上，引领着参观者步入现代文学的殿堂。新馆的院子里伫立着巴金铜像，见证着文学馆的风雨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