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剧场话剧的魅力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观看了一场深圳大学表演系学生的毕业演出。那天,在剧场外一个简易的宣传栏里看到一行字让我颇为感触:“在市场边缘打捞话剧。”其实我们早就面临着“戏剧滑坡”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随着电影、电视等强势传媒的介入,舞台的局限性已经显露无疑。尤其是多年来,由于艺术创作的保守和过多的考虑既得利益等等陋习,我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观众逐渐流失,投入他人的怀抱。然而,就在我们扼腕长叹时,自八十年代初开始,一批有才华的艺术家给戏剧界带来了一个又一个惊喜。这其中“小剧场话剧”更是显现出强劲的生命力,并开始为老百姓所熟悉和接受。我觉得所谓“小剧场”从某种意义上只是调整了一下观众的欣赏习惯,甚至有些不得已的味道,而这种欣赏方式的改变并不重要。它的真正意义在于它给落后于时代的旧戏剧理念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它的意义超越了“小剧场”本身,它是每一个有良知的艺术家奋力探索的方向,其影响涵盖了影视、戏剧、美术等等艺术门类,于是涌现出了先锋戏剧、第五代第六代导演、新生代画家。人们开始思考怎么让戏剧富有“血肉”、让戏剧生长“智慧”。而这从来就是戏剧的真正魅力,也是“戏剧为人民服务”的根本。

第一次接触“小剧场”话剧是观看陈健秋先生的作品《今天星期七》。很多年之后这个戏留给我的记忆至今。仍在脑海中常常闪现:那面扭曲的大钟、那手持利剑要与世俗搏斗咆哮着的“丹麦王子”,演员就在离我不到两三米的地方,直逼我的眼睛向我倾诉。我感到我的心脏与“白文涛”在同一个节奏上跳动,真切的感受到他那令人窒息的痛苦。尽管这份生活的琐碎和无奈,在很久以后我才有所感悟,但“白文涛”那不经意的自我调侃和他那“堂吉诃德”式的复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个鲜活生命面对面的交流,让演员走下舞台,把观众拉到跟前如兄弟般的拂耳低喃,这大概就是“小剧场”艺术的魅力和优势所在吧。

说到小剧场话剧,总让人联想到“实验”、“先锋”和“新颖的形式”。 的确,小剧场话剧或实验戏剧的生命力存在于创新的思维中,他不安于现状,他渴望冲破传统的束缚,他是对满身累赘的“伪现实主义戏剧”的一次革命,他给昏昏沉沉的戏剧舞台注入了一针强烈的兴奋剂。人们在高行健的《瞬间》里惊讶地看到了这样的场景:全剧只有一个女性人物的独白,几乎没有任何动作。说话的女人自称为"她",自述与男人之间的腻烦情绪,当她感到寂寞难忍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四肢开始脱落。这部戏里面,全部的戏剧张力是倚靠舞台灯光和独白时的台词,人们还看到林兆华的《三姊妹 等待戈多》中把萨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和契诃夫的《三姊妹》融合到一起,从第三者的角度重新发问:戈多是谁,戈多什么时候来,戈多来了又有什么意义。接着孟金辉在他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死亡》里嬉笑怒骂,演出时加入了许多中国的顺口溜和说书人的弹唱,加入了某些先锋派戏剧的讽刺,甚至还加入了一大段模仿《茶馆》风格的风趣表演。在《恋爱的犀牛》他又探索着用音乐和间离的空间为我们讲述一个爱情故事。《恋爱的犀牛》火了!连演40余场,场场爆满,就连过道都坐满了人。《恋爱的犀牛》所缔造的小剧场奇迹甚至在十年以后的今天都还是北京人茶余饭后、闲谈唠嗑时的趣闻佳话。

然而随着小剧场话剧的兴旺,越来越多的人把矛头转向了剧场,因为创作队伍的良莠不齐,他面临的危机也逐渐显现出来。

在戏剧的浮躁时期,从舞台的某个角落的确窜出过一群乖巧的人。他们故作深沉,把毫无内容的形式剪切、拼凑在一起。他们还别有用心私刻了一个“前卫”的印章,扣在自己的额头上,在一顿手舞足蹈之后,把不知所措的老百姓扔在空洞、黑暗的观众席上。这引起了许多人的深恶痛绝,于是人们变得小心翼翼,唯恐说自己过分在乎“形式”。其实这只是一种概念上的偷梁换柱,这种一惊一乍的噱头跟能唤起人们审美情感的“有意味的形式”有着本质的区别。英国艺术评论家贝尔在《艺术》中指出:“有意味的形式是一切真正艺术的一种基本性质,在艺术作品因之获得价值上的保证同世间它物区别开来。”所以我始终认为“形式”应为“内容”服务,并且它是戏剧尤其是小剧场戏剧不可或缺的手段。

让人更为担忧的是,近些年来,在巨大的商业利益驱使下“狂笑”、“爆笑”、“全明星”这样的字眼开始充斥着我们的眼睛。戏剧的功能仿佛只剩下搞笑,甚至是咯吱人,“翠花”卖座,于是出现了“麻花”“韭菜花”。明星有号召力,于是谁都想请一两个明星来捧场。然而,若仅靠此噱头来吸引观众,观众总有一天会缓过神来,一旦他们感觉被忽悠了立马会离开剧场扬长而去。那时候剩下的恐怕就只有叹息了。

一出成功的小剧场话剧,应该拥有的元素包括:极强的形式感,出色但并非豪华的舞台美术,睿智的演员以及挑剔的观众。话剧到今天走过了一百多年,大剧场也好小剧场也罢,严肃也好轻松也好,戏剧的探索、实验、发现,只有一个目的:给坐满了演剧大厅翘首以待的观众,提供震撼他们心灵的独一无二的时刻。

(作者单位:湖南省话剧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