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答案

现今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早先曾经是人类希望的二十世纪共产主义实验几乎被很多人判定为失败的这一时刻，鲁迅的文学超越时空的境界，还闪着灿烂的光芒。在王富仁从摸索新思想的角度来研究鲁迅以后，从中国新知识分子们的一系列研究可见，鲁迅不是主义单纯的文学等价物。我在再读鲁迅时非常明白地了解，目前中国真挚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为了开拓回到鲁迅位置的通道，而反复地展开激烈的苦斗。告别了病态悲观主义和浅薄乐观主义两方，既攻击旧时代又不容忍新时代的鲁迅，像韩国诗人李陆史一样，站在“连个踏脚的方寸之地也没有”的“绝顶”上，从“文学是无用之物”的深奥的悖论之上，走上了真正文学之路。鲁迅所处的那“绝顶”不是一个人梦想垂直性超越的那种尊贵而高雅的位置，而是叹息着、着的人民的所在，这才是令人注目的要点。

“总是离时代落后一步”、“不让步也不追踪的”(竹内好语)鲁迅思想，在于“头发全白的命运之女神命名的”“诗人王国的境界线”，在那儿，在陈腐的日常生活中存在者的真理让人窥视自己隐藏的本质。是的，鲁迅文学的现实性虽然表现得很隐蔽，但也在为确保幽静而全力苦斗的场所中流露出来。

在重读鲁迅的过程中，我特别欣赏《故乡》(1921)里的那段名句：

“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故乡》是作品中叙述者“我”的回乡记。他回乡看到在阴沉的天空底下荒凉的村庄，记忆里犹存的美丽故乡形象顿遭破裂。在迷乱中，他安慰自己“故乡本也如此”，“这只是我自己心情的改变罢了”。这篇小说说的根源性失乡感，的确区别于在以故乡为题材的作品中我们容易看到的甜蜜的虚假安慰。这就是近代(modern)经验的核心之一。韩国诗人郑芝溶在诗《故乡》(1932)中也出色地描写过刺骨般的悲哀，那是离乡者再也无法回乡的近代经验：“心不拥有自己的故乡／漂浮着远离港口的一片白云。”

不仅如此，鲁迅不只停留在近代经验的苦涩确认，而是再往前跨了一步，从母亲处听到小时候的朋友闰土的故事，脑里浮现出“一幅神异的图画”。“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其间有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向一匹猹尽力的刺去，那猹却将身一扭，反从他的胯下逃走了。”

横穿自然和人、人和人之间的所有隔绝，打开其隐蔽姿态的耀眼的黄金时代的记忆，这就是鲁迅文学泉涌而出的根源。但是三十多年后相逢的闰土却回到穷困的佃农儿子身份，寒心地叫他“老爷”。在横暴的流逝岁月中，在他脑海里保存的黄金时代的记忆被完全粉碎。

动荡的二十世纪在挣扎中快要过去了。苏联革命(1917)使幽灵一样徘徊的共产主义显现为一个巨大国家实体，然后一直经历着激烈理念矛盾的百年，最终在以1989年柏林墙崩溃为起点、在爆发的东欧革命浪潮中、在以革命“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沦落为革命对象时，以有点带有喜剧性色彩告了一段落。随后，资本主义似乎享受着太平盛世，但二十世纪即将闭幕的世界再次在浅薄的乐观主义面具之下被吸进不知其底的不安中去了。

在装上强力引擎的资本主义全球性进军中，从亚洲开始的金融危机给资本主义的太平盛世笼罩了一层忧郁的阴影，使得目前局势处于奇妙境况，失去刹车的资本主义反而明显地露出幽灵姿态，威胁着资本主义等于历史的结局。在这一时刻，全身流着血走过这一啼笑皆非世纪的韩半岛到底情状如何?二十世纪前期，韩半岛地处资本威胁的前沿，被军国主义早熟的日本侵略，沦为被蹂躏的殖民地，走过了屈辱的岁月。在后期，它又变成战后美国支配东亚的一个据点，在美国强大的影响力之下处于从属地位。当然，北韩在表面上与南韩不同，似处在美国影响力之外，但其激烈的反美态度也与南韩政府保持的传统亲美政策并没有很大的距离，它们共同显示出韩半岛上美国的存在是最强有力的常数之一。

给二十世纪韩半岛历史笼罩上深深阴影的日本和美国，并不固定为只起负面作用，这才是令人头痛的。我们既要分析围绕着韩半岛，日本和美国时而合作时而对立的事实，又要看出韩国面对这种支配力量时的态度也有双重性。不只是亲日派或亲美派，其实最强烈的反日和反美思想里面也存在着对被抵抗对象的追随热望，也就是说，日本和美国既是抵抗对象，同时又是韩半岛社会未来的一种典范。

二十世纪韩国文学就在近代的双重紧张中苦斗。在为拥有现代性以及为超越它而进行的更诚恳的努力中，不断分裂，重复着对日本和西欧现代文学的向往和抵抗。二十世纪韩国文学没有停止在黑暗中的哪怕是小小的努力。韩国诗人金洙的急切的叹息足可证明：

我们敌人不壮硕／我们敌人不像卡克.道格拉斯.李查得.伟得马克那样凶猛／他们一点都不是凶恶的恶汉／其实他们甚至还善良

我们的前线看不见／那就把我们的战争弄得这么艰难／我们的前线不是当格尔特和诺曼底，也不是延禧高地。

我们的战争充满在天地之中，是因民主主义战争，应以民主主义方式作战／就像在天上没有阴影似的，民主主义战争也没有阴影／哈……没有阴影了

(略)

(《哈……没有阴影了》，1960)

转眼间九十年代也到了尽头。目前，韩国文学也有不少写出了特殊社会性的优秀作品。例如申京淑长篇《偏僻的房间》和她的出名短篇《有过风琴的地方》。后者描写一位农村姑娘，这位进京以后在体育运动中心上班的“我”，和在城市属于中产阶层的有妇之夫相遇，决定与有妇之夫私奔外国。在快要离开之前她回到两年间一次也没回去过的故乡，在故乡给予的精神上的作用下，最终抛弃与有妇之夫间的诺言。在此，我们应注意她的道德性决定的突现，是由于恢复了在外遇的城市里对故乡的记忆。其记忆的中心是她小时，与父亲有过短暂一段瓜葛后翩然而去的女人，这个女人的行动举止和心地恰如她美丽的容貌，她首次让主人公感觉到另一种人生。“我”到城市与一个男人谈恋爱终至要私奔外国，这是对她无意识的模仿。但“我”在回乡之际，下意识地痛觉记忆中保存的那个女人形象也是一种浪漫的虚伪。看起来，作者好像主动拒绝属于城市中产阶层的诱惑，选择了像农民那样的人生，实际上并不这么简单。如何收拾围绕着《有过风琴的地方》的浪漫虚伪，怎样才能把在那儿微妙存在的“另一种人生”的感觉变为现实。这又与“地上的路”不远。

可惜的是，在九十年代几乎没有如此真挚的作品。八十年代文学的激进倾向已经幻灭。作家们大体上逃避现实，躲到日常生活里面，给文学带来更有致命性的危机。

北韩的粮食危机和南韩的金融危机，韩半岛的分裂体制连基层也被动摇的现状，重新要求文学对社会承担责任。需要新的创作态度，需要人们超越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文学的两大极端现象，真正实践像样的文学。其关键不是社会意识从属文学，也不是以文学自立的名义来消解社会意识，而是在艺术层次的实践中，恢复全力以赴地追求两者统一的积极态度。

眼下，韩国文学遇到的难题也许不单是属于我们的问题。如何适应旧世界观崩溃而新世界观尚未确立的世纪末情况，其核心就是超越现存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而探讨第三种答案。韩国和中国的文学人士和知识分子在东亚具有类似文化背景，应发展各有千秋的文学。

崔元植，学者，现居汉城。“创作与批评社”成员，有著述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