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恪法师第一抄》考评

【关键词】恪法师；唯识宗；草书；千字文

【摘 要】敦煌古籍《恪法师第一抄》写于武则天至唐玄宗时期，是“恪”的弟子或信徒记录乃师讲经的笔记。内容方面，它可能属于唯识宗文献，或至少与唯识宗存在某种渊源。书法方面，它承袭智永《真草千字文》之草法，对我们深入认识唐代书法，特别是草书的发展历程极有意义。

《恪法师第一抄》（图一），纸本，28.9×777厘米，无款。卷首所题“恪法师第一抄”6个大字中，首字“恪”墨色与正文相仿，应属一时之作；其余5字“法师第一抄”则书以淡墨，似乎是后来补写。标题下面，自上而下依次钤“抱残翁壬戌所得敦煌古籍”、“罗振玉印”、“罗叔言”等白文印3枚。据此，可知它是宣统二年（1910年）运抵北京时被刘廷琛、李盛铎等人窃取之敦煌石室旧物精华。作为近代著名的藏书家，李盛铎长于版本鉴别，故所取皆精品，并以其半分予女婿何震彝，此卷便在其中。1922年，何震彝卒，其收藏旋由罗振玉购藏。罗氏以衰朽之年，展玩残书黄卷既毕，不免大生感慨，乃自号“抱残翁”，又亲自操刀，刻“抱残翁壬戌所得敦煌古籍”以纪其事。建国后，此卷归辽宁省博物馆收藏。作为较早刊布的罗氏收藏敦煌古籍之一，《恪法师第一抄》的关注点主要是书法，其他方面则罕有道及。笔者耽好书艺，研究唐代书史有年，与罗氏之学亦有一定渊源，故不揣浅陋，对此卷略作考评如次。

此卷书法以小草（今草）为主，但字字独立，笔势流畅，气息浑朴，隐然流露出二王笔意，出自擅书高手笔下，殆无疑义。细节方面，因某些单字以及笔画仍有章草意味，故整体变化略嫌不足[1]。这种风格，与孙过庭《书谱序》、传贺知章《孝经》非常肖近。就此而言，它的年代应在初、盛唐之际，即公元6世纪晚期到7世纪前期。

关于书者，濯溉先生以为当系“高僧”[2]，又说“恪法师生平不详”[3]，言外之意，“恪法师”就是此卷的书写人。对此，王海萍先生有不同意见，认为“恪”字并非人名，而是代表编号或恭敬之意[4]。这样一来，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恪法师”作为书家存在的可能性，只是此说不能解释为什么一定要在“恪”字后加上“法师第一抄”等5字。况且卷轴的编号一般写在引首背面右上角处，以便识别抽取，而“恪法师第一抄”诸字则位于正文起始处，仅此一点，当足以确定“恪”字不是编号。既非编号，应系人名。唐人多以二字法号的后一字作为某僧侣的概称，如智永之作“永禅师”、怀素为“素师”等，可见“恪法师”肯定是一个全名作“恪”的僧人。至于墨色的浓淡变化，应该是书写者为提高效率而将标题断开，事后再行补全，即5字分两次写全所致。就此而言，“恪”显然不是此卷的书写者，但真正的书写者与他的渊源也绝非一语所能道尽。否则他绝对不会如此虔诚，既要照顾内容的完整，又在念念不忘标题还有一多半没写。考虑到佛教在唐代极其普及，而正文又颇多修改等情况，笔者认为他很可能是受业于“恪”的一名青年僧侣，或者至少是其信徒，而此卷则是他记录业师讲经的笔记。

考诸文献，名叫“恪”的唐代僧侣至少有两个：其一，玄恪。唐释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玄恪法师者，新罗人也。与玄照大师贞观中相随而至大觉。既伸礼敬，遇疾而亡，年过不惑之期耳。”[5]玄照大师为唐初名僧，贞观（627-649年）时曾在长安大兴善寺从兴证法师修梵文，学成后负笈西游，经吐蕃而抵天竺，在五印度游学数载，在那烂陀寺留住3年，收获良多，寻经吐蕃东归。麟德（664-665年）中奉敕再度西行，后病卒于中印度庵摩罗跛国，享年60余岁。又据同书同卷载，玄太法师“永徽年内取吐蕃道，经泥波罗到中印度，礼菩提树详检经论。旋踵东土行至土谷浑，逢道希师覆相引致，还向大觉寺。后归唐国”[6]，“大觉寺”似为印度某寺，可见玄恪卒于印度。既然如此，玄恪对中国佛教发展恐怕难以发生实际影响，因而不大可能是“恪法师”。

其二，宋释赞宁《宋高僧传》卷14《文纲传》附记之“淄川名恪”称：“淄州名恪律师者，精执律范，切勤求解，尝侧宣师法筵，躬问钞序意。宣师亲录随喜灵感坛班。”[7]《旧唐书·地理志一》载，河南道辖淄州，本“隋齐郡之淄川县。武德元年，置淄州，领淄川、长白、莱芜三县。六年，废长白、莱芜二县。八年，又以废邹州之长山、高苑、蒲台三县来属。天宝元年，复为淄川郡。乾元元年，复为淄州”[8]，则川、州均可通。考文纲卒于开元十五年（727年），享寿92岁，则此处正文应系实录。名恪与文纲同师南山律宗始祖道宣（596-667年），又是“临悼致哀”的百余名“法侣”之一，其年龄当较文纲为轻，活动年代主要在初、盛唐之际，亦即武后末到玄宗时期。这个时代界限，与《书谱序》、《孝经》基本一致。以目前的史料，虽然还不足以肯定“恪法师”就是“名恪”的省称，但“名恪”却无疑是合格候选人之一。准此，所谓书家亦即书写者，不妨暂定为名恪的弟子或信徒中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濯溉先生的意见一致。

或许有人会说，《宋高僧传》称“名恪”为“律师”，而非“法师”，则“恪法师”应该不是“名恪”。笔者认为，“法师”、“律师”、“禅师”等称号，固然有各自的特定涵义，但在僧侣中却不乏通用之例。如近代中兴南山律宗的弘一，即以“法师”之名行于世。换句话说，单纯的名号差别，不足以排除“名恪”即“恪法师”的可能性。

“名恪”与“恪法师”的联系，还可以从“第一抄”得到某种支持。玄奘（602-664年）高足，唯识宗高僧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卷5《本》述“故瑜伽说至应知亦尔”云：“此文可解，如彼论中第一抄解，五心次第，如别章释，而彼不由自分别者。”[9]同卷《末》又述“故瑜伽说至应知亦尔”云：“不言自性分别者，合有二解。一云五识实有自性，二云三种皆无。此随彼语。《瑜伽》第一抄，对法第二抄会，及下第七，方可了知。”[10]又，窥基《成唯识论掌中枢要》亦多涉及“第一抄”的内容，如卷下《本》称：“故或《佛地论》约多分义，实通二趣，如《法华》第一抄，起无杀者，界地可尔。”[11]参考《营造法式》卷17、18论及斗拱时多次提到的“第一抄”、“第二抄”、“第三抄”、“第四抄”等概念，窥基所说的“第一抄”似乎是指唯识宗修行的一种基本途径。因为基本，所以重要，故《瑜伽》、《法华》均须言之。又，“抄”在古时为量器，《孙子算经》云：“十撮为一抄，十抄为一勺，十勺为一合，十合为一升。”因其少，故引申而有细微、摘录乃至积小为大、积少成多之意。反映到著述方面，则有“诗抄”、“文抄”等名目，意指未定之书或书稿。结合后者，可以解决《恪法师第一抄》的命名问题；结合前者，可以明确《恪法师第一抄》应该是唯识宗文献，或者至少属于和唯识宗渊源密切的佛学宗派。但无论从何种角度出发，《恪法师第一抄》和唯识宗有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至于名恪与唯识宗是否存在某种渊源关系，还可以通过其导师道宣的一段经历得到某种肯定。《宋高僧传》卷14《道宣传》说：“及（京兆）西明寺初就，诏（道）宣充上座。三藏（玄）奘师至，止。诏（道宣）与翻译。”[12]道宣虽然比玄奘年长，但既然奉诏参与玄奘主持的译经活动，负责润色文字，其佛学观念难免不会受到玄奘乃至唯识宗的渗透及影响。作为弟子，名恪继续传承这一渊源，无疑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如前文所说，名恪即使真是“恪法师”，也不可能就是此卷的书写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书写者毫无影响。《宋高僧传》卷14《道宣传》说：“有处士孙思邈尝隐于终南山，与宣接结林下之交。每一往来，议论终夕。”[13]孙思邈（581-682年）是隋唐之际的大医学家，医术通神，有“药王”之誉。孙氏生平著述颇丰，曾“自注《老子》、《庄子》”[14]，又撰行《千金方》、《会三教论》等书[15]。他还擅长书法，遗迹见存《宋淳熙秘阁续法帖》卷3，清人王澍评之曰：“其超然尘外，魏晋以来门法，入其手都无所用。”[16]又，道宣俗姓钱，江南丹徒（一说浙江长兴）人，出身南朝士族家庭[17]。幼年出家，经过多方修学，30岁以后便开始从事著述，后来更参加玄奘译场。这样的出身，这样的经历，不可能不懂为书之道。名恪是道宣的弟子，在书法方面难免会受到过道宣的一些影响，并有可能把这种影响传续给弟子或信徒。

从视觉感受来看，《恪法师第一抄》的最大特点是字字独立，牵萦不著。类似作风在智永《真草千字文》草书部分表现得非常鲜明，只是后者的纵势更为明显而已。智永是王羲之第五子王徽之后裔，于王羲之为七世孙，出家居永欣（一作兴）寺，每日以临书习字为务。唐何延安之《兰亭记》云：禅师克嗣良裘，精勤此艺。常居永欣寺阁上临书，所退笔头置之于大竹簏，簏受一石余，而五簏皆满。凡三十年，于阁上临得《真草千字文》好者八百本，浙东诸寺各收（施）一本。今有存者，犹直钱数万。”[18]智永既临得《真草千字文》精品800本，又向浙东诸寺各施一本，主观意愿应该是以此作为僧众学习书法的范本[19]。李嗣真《书后品》说智永书法“精熟过人，惜无奇态”，张怀《书断》也说他“兼能诸体，于草最优，气调下于欧、虞，精熟过于羊、薄”，这样的风格，无疑是适合作范本的。但是，鉴于《千字文》的“字书”性质[20]及寺院在古代文化传播中的特殊作用，对《千字文》的临习，恐怕很难局限于僧侣中间。以贞观十五年（641年）临讫《真草千字文》的蒋善进为例，从卷尾“上元二年十二月”[21]等后人所题年款极其拙劣来看，他的身份很可能是一位俗世经生。与此同时，一种传统一旦形成，将很难发生根本性改变，所以即使是在大历十二年（777年）写出狂恣奔放的《自叙帖》的怀素，也能在贞元十五年（799年）写出一如智永的《小草千字文》题记。在此意义上，源出智永的《真草千字文》不仅是唐代楷书写经书法的主要范本，也是佛徒僧侣们进行草书创作的基本依据。当然，这种“创作”的着眼点主要在于实用。明确了这一点，对于深入理解以《恪法师第一抄》为代表的大批唐代佛教文献中的草书卷子[22]的风格，无疑会有极大帮助。

我们知道，在汉字诸体中，草书的艺术色彩最强最浓，所以其创作不可能永远局限在实用领域内，而必然要向纯艺术方向迈进。然而，由实用向艺术的升华绝非一蹴可就，它既需要积累和磨炼，又需要超卓的天份作为坚实后盾。综合作品和文献两方面资料来看，唐代世俗和僧侣书家中只有张旭、怀素做到了这一点。限于材料，张旭是否信佛尚不可知，但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一点，那就是与怀素相比，后来的高闲、贯休等人基本没有突破书写或社会层面的“实用”制约，他们之所以凭书法而非佛学获得广泛赞誉，主要是时势使然。换句话说，如果忽略了开元末年初步孕育形成的对狂草书风的激赏[23]，晚唐的一大批僧侣书家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将无从说起。

[1] 有人认为此卷的书体是章草，而时参今草笔意。参见赵彦国：《章草书法历史流变研究》，南京艺术学院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40页。

[2][3]杨仁恺主编：《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编·隋唐五代书法》之《图版说明》，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第53页。

[4] 王海萍：《唐人写本〈恪法师第一抄〉浅析》，《书法丛刊》1996年3期。

[5][6] 《大正新修大藏经》51册2066。

[7][12][13] 同[5]50册2061。

[8] 《旧唐书》卷38，中华书局，1975年，第1454页。

[9] [10]同[5]50册1830。

[11]同[5]，50册1831。

[14][15]同[8]，卷191《方伎·孙思邈传》，第5096—5097页。

[16] 转引自容庚：《丛帖目》第一册，香港中华书局，1980年，第130-131页。标点略有刊定。

[17] 据《宋高僧传》卷14，道宣考讳申，南陈吏部尚书。

[18] 宋·陈思：《书苑菁华》卷：1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26页。原文作“收”，结合上下文意，当作“施”。

[19] 沃兴华：《敦煌书法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0页。

[20] 姚宏杰：《识字与训诫：从〈急就章〉到〈千字文〉》，《中国德育》2006年11期，。

[21] 唐代有二上元年号，一在高宗时（674-676年），一在肃宗时（760-761年），但《新唐书》卷6《肃宗纪》称上元二年“九月壬寅，……去‘上元’号，称元年”，蒋善进款既署“上元二年十二月”，应题于高宗时期，即675年。

[22] 陈寅恪《大乘义章书后》云：“寅恪所见敦煌石室卷子佛经注疏，大抵草书。”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65页。

[23] 张怀《书断》定稿于开元十五年（727年），《书估》作于天宝十三年（754年），《书议》作于乾元元年（758年），均未提及张旭，至《述书赋》始述其事。这表明开元、天宝之际张旭的书法尚未获得官方认可，其影响主要存在于民间。惟其如此，窦氏兄弟方能熟闻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