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的撕裂

美国的中下层民众可能更应该呼唤列宁和罗斯福，而不是里根和撒切尔。

特朗普当选对所有人来说都是黑天鹅――我相信，即使是那些投票给特朗普的人，也未必会想到他能以这么大的优势获胜。和英国脱欧投票一样，主流媒体的民调大逆转，再多的精英论调也敌不过“沉默的大多数”。

市面上谈论美国社会撕裂的陈词滥调已经太多了，而我今天想要跟你讨论的，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

社会撕裂是怎么造成的？特朗普或者支持脱欧的英国首相特蕾莎梅是否能够治愈人类的“现代病”？

在我看来，社会地位的高低在于社会权力的大小，而我们所处的社会地位，跟我们所处的经济地位息息相关――通俗地说，就是占用经济力量越大的人，社会地位自然也就越高。

这很好理解，拥有更多经济力量的家庭，其成员对自己生活更有掌控力，拥有更多选择，生活得更加富足和健康;而贫乏的家庭，其成员则不得不随波逐流，难以掌控自己的命运，物质生活也难言优渥。

如果一个社会是均衡、健康的，那么在收入分布上，会有大量的中间阶级连接底层和顶层，推动整个社会的信息流动，不会发生精英与底层互不理解的社会鸿沟――所以，社会撕裂的前提，是整个中间阶级或者中间阶级的某一个层级消失了。

设若一个阶级自由流动的大同世界――每个人最终获得的收入只与自身天赋与外部随机性（运气）有关，那么大体上，人天赋的差距最终会变成收入的差距，接近正态分布的天赋差距会带来一个纺锤形的收入结构。可如今，就算是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欧美国家，也成了金字塔形结构。

为什么？自然是阶级不流动了――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发达经济体里，经济地位几乎是“世袭”的：超过2/3的高收入机会根本不会向底层及中产阶级敞开怀抱。

这当然是老生常谈――全球化导致曾经的中产阶级、产业技术工人的工作被外包到劳动力廉价的海外，国内只留下高收入岗位及低技术岗位;而互联网经济赢家通吃的特性也导致众多传统企业走向衰败，小企业主往往受损。二者一道加大了贫富差距。

而进一步拉大鸿沟的是，由于社会福利和公共医疗制度的高额运转成本，很多政府放弃了财政刺激政策而转为货币宽松手段以刺激经济――这个办法有利有弊：由于财政刺激政策通常是基础设施建设，会带来低技术劳动力的就业和收入增长，而低收入者收入增长通常意味着消费的激增，将会带来通胀;货币政策没有这方面的忧虑，但如果不配合财政政策，经济无法创造需求，过多的货币就会推高资产价格，导致房地产、股票或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

简单的说，财政政策让穷人和富人一起受益，而货币政策则仅仅让占用资产的人受益。谁占用的资产多，谁受益就多。

全球化、新经济、货币宽松政策，外加全球经济疲软，贫富差距在这几年被越拉越大，而精英们似乎傲慢地熟视无睹――主流媒体不愿关注，普通民众发不了声，精英更愿意在难民、平权等不影响自己实际利益的地方展现自己的慷慨和善意――直到有个平等投票的机会，让大部分人能够通过选票表达意见。

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阶层的脱节，上次出现这么严重的断层还是20世纪上半叶。要解决这个问题，恐怕也得像以前那样，消弭贫富差距。所以你看到的是，人们像呼唤里根和撒切尔一样，希望领导人能够把收入结构重新带回最完美的上世纪80年代……

恕我直言，这可是彻底跑偏了――里根和撒切尔虽然带动经济复苏，但从社会结构上看，80年代后收入结构可是急速恶化的。想依靠里根和撒切尔的政策来缩小贫富差距、缝合社会撕裂伤口，可真是南辕北辙。

且不说80年代正是新经济和全球化的萌芽阶段――技术革命是历史进程，有些牺牲在所难免，但金融放松、富人减税和双赤字政策可真算是对产业工人和小企业主的一次“割韭菜”。要知道，政府公平地转移支付才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手段啊。

从特朗普目前的政策上看，扩大财政刺激、缩小货币扩张、减税等皆是里根经济学的遗产，仅有贸易保护与里根相悖――但全球化浪潮已至此，中国已成贸易中心，逆全球化难度颇大，扩大财政刺激和缩小货币扩张的努力，极可能被对富人减税的政策所抵消。若此举不能刺激经济增长，而是引发滞胀，社会势必更加分裂。

由此，对于美国的中下层民众来说，可能更应该呼唤列宁和罗斯福，而不是里根和撒切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