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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和西方
“世界不曾如斯美!”(50年代，英国首相麦克米伦竞选获胜宣言)
“50年代被热核战争的恐怖阴影笼罩着，却又弥漫着一种万事如常、人人安分的气氛。在生活方面的丰碑是州际公路系统。它把愈来愈漂泊不定的人口从农村输送到城市，从城市输送到郊区。”(狄克斯坦：《伊甸园之门》)
“当今时代是随大流和消沉的时代，一股恐怖的臭气从美国生活的每个毛孔中冒出来。我们患了集体崩溃症……人们没有勇气，不敢保持自己的个性，不敢用自己的声音说话。”(诺曼・梅勒谈50年代)
“今天是1951年11月19日，我离开北京三个星期了。这三星期和新事物的接触教育，只有一种感想，即终身来为人民的种种在生长的方面而服务。少拿点钱，多做点事，用作多久以来和人民脱节的自赎。看看这里干部的生活俭朴和工作勤苦，三姐，我们在都市中生活，实在有愧，实在罪过!要学习靠拢人民，抽象的话说来无用，能具体的少吃少花些，把国家的退还一半，实有必要。我们不配用国家那么多钱。不配用。这里的一切极静，可是在这个自然的静默中，却正蕴藏历史上没有的人事的变动，土地还家，土地回到农人手中，而通过一系列变动过程，影响到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关系!”(沈从文：《从文家书》)
“大家做事大家吃，有什么吃什么。种了十二箩担的地，今年挖红薯六挑，只值八千文一挑。种了点牛皮菜。收粮食即拿去缴公粮。养了一只鸡，两只兔子，花二千五百文买来的，小得很，养到了两斤重一个，抗美援朝捐献了一只，选大的捐。要打倒美国鬼子才有好日子过。知道我们，要我们好好生产，选劳模。大家好好生产，吃一样饭，做一样事，过几年国家就好了。现在不同以往，往天乡保欺压人，不许讲道理。现在大家一样，讲道理，眉眼清楚，人好都说好。”(50年代，一个中国乡村女孩口述)
青年人
“历史上第一次，青年人把握了这个世界的呼吸和轮廓。他们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呼喊摇摆，咖啡馆、酒吧、饭店都愿意为他们经营，为这些既不是孩子、也不是成人的青年人。”(尼克・雅普：《50年代》)
“我离开爱尔敦・希尔斯最大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的四周围全都是伪君子。就是那么回事。到处都是他妈的伪君子。举例说，学校里的校长哈斯先生就是我生平见到的最最假仁假义的杂种。比如说，到了星期天，有些学生的家长开了汽车来接自己的孩子，老哈斯就跑来跑去跟他们每个人握手。还像个娼妇似地巴结人。要是学生的母亲显得太胖或者粗野，或者学生的父亲凑巧是那种穿着宽肩膀衣服和粗俗的黑白两色鞋的人，那时候老哈斯就只跟他们握一下手，假惺惺地朝着他们微微一笑。然后就一径去跟别的学生的父母讲话。”(1951年，霍尔顿，见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施咸荣等译)
“萨尔，我对你直说吧，不管我住哪儿，我的箱子总是放在床下，随时都准备上路，这总要比他妈的被撵走要好。我不在乎拥有什么。你已经看到了，我就是这么干的，简直是不顾一切，你也知道，别人怎么说我都无所谓，只要咱们知道该怎么去生活。我与之交往的人只是那些疯狂的人，他们为疯狂而生活，为疯狂而交谈，也疯狂地寻求得到拯救；他们渴望同时拥有一切东西。这些人从不抱怨，出语惊人，总是燃烧、燃烧、燃烧，就像传说中那些闪着蓝色幽光的罗马蜡烛一样。”(1951年，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文楚安译)
“要是再发生一次战争，我打算他妈的干脆坐在原子弹顶上。我愿意第一个报名，我可以对天发誓，我愿意这样做。”(50年代，霍尔顿)
“对‘垮掉的一代’而言，如何生存对他们来说远比为什么要生存更为至关重要。他们展示的是在一种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层面上，是他们在每一方面的这种堪称绝妙之至的对于信念的渴望和追求。这一代年轻人个性异常鲜明，无须用放荡不羁或波希米亚艺术家那样的生活方式这类的话来描绘他们，他们是在一个令所有人极度不安的糟透了的经济萧条期中开始成长的，全球性的战争使他们丧失了许多东西，他们不信任集体，但是他们一直没有丧失梦想。他们醉心于寻欢作乐，并不想阐述一番大道理。他们体验吸毒和性滥交，只是出于好奇，并不是出于幻灭。”(约翰・霍尔姆斯，见《纽约时报》1952年11月16日)
“这一代人想尝试任何事，无论是纵酒、吸毒、性滥交、高速开车还是信奉禅宗佛学。他们对战争无动于衷，对政治生活的贫瘠空洞以及来自社会其他方面的敌视冷漠也同样熟视无睹。他们甚至对富裕生活丝毫不为所动。他们不知道自己寻求的避难所何在，可他们一直不断地在追寻。”(吉尔伯特・米尔斯坦，见1957年9月15日《纽约时报》)
爵士乐，摇滚乐
“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曾经在新奥尔良街头吹奏过小号，至今还叫人难以忘怀。在他以前，狂放的音乐家们曾经在法定的节假日走上街头演出，在芬泽的进行曲中使用散拍乐。于是出现了摇摆乐的节奏与旋律。罗伊・塔尔沃里奇的演奏活泼而有力，那小号能够吹奏出旋律饱满、节拍急速，既有逻辑力量又细腻感人的曲子――他演奏的当儿，目光炯炯，笑容可掬，通过广播震撼了整个爵士乐世界。还有查利・帕克，一个在堪萨斯城长大的小伙子，他的演奏录成磁带在电台播放。他运唇吹奏急促、强烈，应付裕如，他后来离开家乡来到哈莱姆，同狂放的特罗斯・蒙克和更为狂放的吉莱斯皮结识，他比同在堪萨斯城崭露头角的莱斯特・扬年纪略轻，这个神情忧郁而非凡的家伙令人联想到爵士乐的历史。”(1951年，《在路上》)
飞机头和时尚
“二战后，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就再也不曾消失。巴黎和米兰希望恢复她们在世界时尚中的先锋地位，但是全世界都在穿戴美国式的，带着萌芽期嬉皮风格的服装。年轻人先是崇尚平头，后趋火箭头；他们穿运动鞋和汗衫，吸骆驼牌香烟。当然，克里斯汀・迪昂和法比安尼继续在为这个世界设计时尚，在小范围内也有回复到战前豪华衣饰的倾向。1957年迪昂死后，他的学生圣罗兰马上接替了他的位置。但是，不远处的地平线上晃荡着1960年代的嬉皮们。”(尼克・雅普：《50年代》)
“平头的日子过去了。罗斯先生宣称他是这种‘火箭式’的发明人。伦敦街头，时髦的小伙子总是把前额处理得跟鸡冠花似地去约会。这种发型曾经出现在50年代所有年轻偶像的身上。1955年，詹姆斯・狄恩在《无因的反叛》里抽着烟，驾快车，顶着变形的火箭头；1959年，猫王普莱斯利在巴黎的记者招待会上，是火箭式发型。”(尼克・雅普：《50年代》)
“我的小动作很拙劣，带有人身攻击的意思。我对班上同学说，老师的发型是‘包头’。所谓‘包头’，也叫‘火箭式’，是将头发留长，涂有发蜡，用电吹风从额前高高翻卷上去，梳往脑后，直至颈下，要说‘包’，就是‘包’在这里，带着庸俗的资产阶级气味……这事一无遗漏地被好事者报告了老师。于是，有一天，我又被叫到办公室。老师是真的生气了，他非常恼火，他甚至站起来，转过身，要我看他的头发，说‘哪里包?哪里包?’”(50年代，见王安忆：《忧伤的年代》)
爱情
“烟头、酒瓶、书夹式火柴纸板，影院各处的垃圾都给扫到我这儿来了。要是他们在倾倒这堆垃圾时，连我也一块儿扫出去，狄安就再也见不到我了。他就得跑遍美国每个角落，沿着海岸线，在每一只垃圾桶里寻找我的下落。”(1950年，萨尔，男；狄安，男)
“不要让别的男人碰你。不要与陌生人搭讪。你的那个丈夫，我希望，会永远待你好，否则，我的鬼魂，会像黑烟，会像一个发狂的巨人的鬼魂把他一条一条撕碎。不要可怜克・奎。上帝必须在他与亨・亨之间选择一个，上帝让亨・亨至少多活了几个月，好让他使你能活在未来几代人的心里。我正在想欧洲的野牛和天使，在想颜料持久的秘密，预言家的十四行诗，艺术的避难所。这便是你与我能共享的惟一的永恒，我的洛丽塔。”(1952年，亨伯特・亨伯特，42岁；洛丽塔，17岁；见纳博科夫：《洛丽塔》，于晓丹等译)
“赵慧文同志……我很想知道，你是否幸福。我看见过你的眼泪，在刘世吾的办公室，那时候春天刚来……后来忘记了。我自己马马虎虎地过日子，也不会关心人。你幸福吗?请原谅我，把刘世吾同志随便讲的一些话告诉了你，那完全是瞎说……我很愿意和你一起说话或者听交响乐，你好极了，那是自然而然的……也许这里边有什么不好的，不合适的东西，马马虎虎的我忽然多虑了，我恐怕我扰乱谁。”(1956年，林震，22岁；赵慧文，23岁，已婚；见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她外表闪闪发亮，可是她内心却令人痛惜地一片黑暗。”(1956年，阿瑟・米勒谈他的妻子玛丽莲・梦露)
他：“我做不到不来。”(他们站在房中，对视着。清晨的寂静覆盖着整座城市。他进了她的房间。远方，广岛还在沉睡。突然，她坐了下来。头埋在手中，拳起手，闭上眼，悲咽起来。一种极度悲伤的声音。)
她：“我会忘记你!我已经忘记你了!现在，看着，我如何把你遗忘!看着我!”
她：“广岛。广岛。那就是你的名子。”(他们互相看着，谁也没看着谁。永远。)
他：“那是我的名字。是的。你的名字是尼维。法国的尼维。”(1957年，见玛格丽特・杜拉：《广岛之恋》)
(摘自《万象》2000年11期，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