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当的组织部长

出任第一任中组部部长

1924年5月10日至15日，中共三届第三次执委扩大会议在上海举行。这次会议认真讨论并通过了由等起草的《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在决议中，明确指出：中央及区亦应分设宣传、组织、工农等部分担责任。

为什么党中央于三大后到此时才决定正式设立中央各部门如中央组织部、宣传部、工农部呢？这绝非偶然，与此时革命形势发展与党的状况有着密切关系。

党的三大后，全党以主要力量投入改组，扩大了组织。在中央执委会中，中共党员占四分之一。在中央党部，林伯渠担任农民部部长；、林伯渠、分别担任组织部秘书和组织部部长等职。一天，、蔡和森、罗章龙在“三户楼”讨论工作，说：“在国民革命运动中，我们若忽视了本党自己的工作，便无异于解散了我们的党。”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根据起草的议决案，也就是说在党中央将设立宣传部、组织部和工农部。在会议上，大家还议决了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及主要工作人员。中央组织部主要负责组织建党、人事调动、党员训练等，部长由兼。

就这样，成为了党中央正式设立组织部后的第一任组织部部长。尽管在中央局设置了组织部这个工作部门，但起初，它还是很简陋的，除了这位部长外，并没有其他的工作人员，也没有专门的房子。

难当的组织部长

1932年底，李从莫斯科回国。第二年年初，他到达上海，找到了党中央，组织上要他到中央苏区去。4月，李奉命到达了中央苏区。此时，临时中央的博古、、陈云等人已于1月份迁到了瑞金。合并后的中央组织部部长为任弼时。李到达中央苏区后，被安排在中组部担任干事。没过多久，中组部部长任弼时调到湘赣苏区去了，李被任命为组织部部长。

但是，李上任后，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奇怪的部长，他不管军队的组织工作，也不管白区的组织工作，其他苏区的组织工作也不归他管，只负责联系三个省委——江西省委、粤赣省委，还有一个是由胜利、兴国等县新组建的，他连名字都不知道，后来才知道是赣南省委。

但是，组织部长尴尬，还不只是这些。几个月后，党中央成立中央组织局，李为主任，成员有、陈云、王稼祥等，他们多数是政治局常委。是中央宣传部部长，潘汉年是副部长，他不是组织局成员，但组织局开会，他们也参加。中央组织局每次开会的议程，除组织、宣传外，都是由提出，会议结论也是由他作。讨论重要问题时，总书记博古也出席。中央组织局是一个畸形组织，会议主席是李，参加会议的人却都是政治局常委，做结论的是，名义上是李负责，而实际上他只联系三个省委。

这时李尽管身为中央组织部部长，除了做组织以外的工作外，还是个“百不知”，白区的情况，他不知道，前线打仗的情况，他也不知道，因为不仅是前方有关打仗情况的电报不给他看的，白区情况的电报也不给他看。一次，到中央政府去了，博古要上前线去，临走时，博古对李说： “有电报收一收。”结果，来了电报，李就把电报收下，并且拆了一份电报，博古回来后，对他大发雷霆。

博古与康泽较量

1937年1月，中央机关由保安迁到延安。这时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停止了对红军的“围剿”，开始转向抗日。2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由林伯渠负责政府工作，博古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博古上任后没几个月，党中央就有了新的任务。为了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7月，党中央决定，、博古、林伯渠代表中共与准备直接谈判。9月8日，中共代表团到达南京。

谈判双方商议发表一个公开宣言。博古与一起继续找南京政府代表康泽等人进行磋商，决定由中共代表团起草《宣言》草稿。9月中旬一天晚上，博古直接去找康泽，商量草稿如何修改的问题。博古与他进行了激烈的争辩，两人争到差不多要拍桌子了才罢休。但由于康泽很顽固，修改《宣言》的工作难以进行下去。

回到办事处后，博古立即将谈判情况向党中央汇报。说：《宣言》可以修改，但绝不能照康泽的意见办。

谈判再次陷入僵局。博古再三考虑后，决定将这问题暂时搁一下，准备在将来与正式谈判时再去说。康泽也没办法，只好同意博古的意见暂时搁下。随后双方分别在两份关于“”、“政府”两种不同提法的宣言稿上签了字。

9月21日，博古、和康泽等人一起前往孔祥熙公馆，与直接谈判。在面谈中，博古把宣言中是用“”还是用“政府”的措辞难题搬到了他面前。一听，支支吾吾地说：“宣言双方都同意，签了字，那就很好的嘛。剩下来这个问题——‘政府’和‘’几个字的问题，这个，这个，本来不是要紧问题。”

博古当即说：“还是今天决定好，宣言就可以即刻发表。”

眼看博古一再催促，也只好说：“用我党的名义就用我党的名义吧。”

康泽只好用“”的字样来发表《宣言》和谈话。9月22日，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宣告：“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了。”

（摘自《红色中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