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垒,不该被遗忘的角落

8月27日至9月5日，在北京丰台体育中心举行的第11届女垒IE锦赛，着实让中国女垒的姑娘们过了把“明星瘾”。

鲜艳的五星红旗被热情的观众们贴在脸上，摇在手里：欢呼声，喝彩声，锣鼓声响成一片。无论是第一次参加大赛的新人，还是曾征战过雅典奥运会的老兵，都对这一幕幕兴奋不已：“没想到咱中国有这么多垒球迷!”“我还是第一次在赛场听到球迷喊我的名字呢!”

“广播里是在介绍我吗?”

姑娘们受宠若惊，也许是因为多年来的少人问津。虽然这支队伍曾经在1996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取得过银牌，但是由于项目自身局限等各种原因，这项运动以及从事这项运动的人们始终处在一个寂寞的角落。

这里不该少人问津

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里，绿荫掩映下，有一条偏僻的小路，正午时间，行人很少，远处街道上的喧嚣过滤到这里，已经变成似有似无的背景声。

向前走到头，右手边是一扇破旧的铁门。进门后，路右侧是几个一人多高，焊在一起的铁架子，一排排洗好的衣服就这样在日光下，孤独地在秋风中摇曳。只有胸前写着的一个个“china”和写在略尽头墙壁上的“刻苦训练，为国争光”八个砖红大字向人们证实着这个院子的真实身份——国家女垒的驻地。

这些“国字号”的队员们就住在院子里一座简陋的两层楼上。这里原是临时搭建的建筑工棚，1990年亚运会之后，才简单翻修作了宿舍。十多年的风雨侵蚀使得灰白的楼面斑驳不堪。楼梯更是现在少见的老式钢铁构造。简易地外接在小楼的侧面，伴随着姑娘们每天急促的脚步声，它总会发出“咚咚”的响声。

走廊的空间很窄，而且有点背光，每天，不到傍晚时分就要把灯打开，否则走路就可能会摔倒。两人一间的宿舍里家什很少：掉漆的铁床、几个老式的暖气片儿和一个小得几乎只能搁下个电视机的木头柜子。除了挤在电视旁的化妆品，还真看不出这是女孩子的的房间。一个队员笑着说：“这种条件，也就没什么心情装饰了。”

年休时间一结束，楼梯又“咚咚”地响起来，欢声笑语也飘出来了。从这里到训练场步行大概要二三十分钟，于是自行车成为她们最理想的代步工具。每天上下训练，姑娘们都开心地唱着小曲儿、大笑着飞驰在奥体中心的大路上。自行车是她们那十几分钟最亲近的伙伴，也是最老实、忠诚的搭档。2004年成立的这支女垒队骑的自行车是当年1998年那批老队员留下的，里外车胎换了无数次不说，缺车筐的，差脚蹬的，少螺丝、没螺母的也不在少数。这些陪伴中国女垒几代人，奋战在第一线近十年的“老爷车”也算功勋卓著。

提起中国女垒条件的艰苦，1989年入选国家队，曾参加过1996年、2000年、2004年三届奥运会的女垒教练陶桦只是淡然一笑：“那你们是没和老女垒比较过。比起我们那阵儿，这拨孩子已经幸运多了。当年训练场地不好，老女垒队员要自己用工具甚至上手一点点儿地除去场地边的杂草后才开始一天的训练。1996年以前队里没有洗衣机，不管多冷的天气，我们都要自己用手洗。”

所有牺牲都用快乐做答

在外人看来难以想象的艰苦条件，女垒人却很少抱怨。陶桦说：“我们那时每年比赛最多也就三四次，一次最多几天，不像现在，出国拉练有时候会到一个多月。训练场地也比那时强多了，平时训练用球、球帽，球鞋这些小物件的供应比当年多了差不多三分之二。现在内场、外场、投手等专项都有教练分组带队，还有管体能、管营养的教练。而我们那时只有三个教练。当然，我们跟乒乓球这样的国球比不了，但比起那些非奥项目，我们的日子还是好过很多。”

不光队里的老大姐想得开，那些小队员来到这个集体也每天乐呵呵的，没见谁因为条件差抱怨连天，反而在大院里，平均年龄24岁的女垒姑娘们是笑声最大、过得最快乐的队伍。

姑娘们活泼、多样的性格也和垒球项目紧密相关。垒球运动要求场上每个位置都要有自己的个性。比如投手要有冲劲，要“人来疯”；接手是盯住全场的人，不能太浮躁，则随时随地要提醒自己平静下来。既然项目决定了她们要“对症下药”，中国女垒的姑娘们自然也要更机灵、活泼一些。于是，这样的场景在女垒队里非常常见。“喂!钢牙妹!钢牙妹!……别看了，就说你呢。”不知道谁远远就拿带着牙套的投手吕伟开玩笑。吕伟听到，马上忍不住噗哧一笑，露出了嘴里的“秘密”。于是，一堆人在旁边笑成一团。

由于天天在户外训练，紫外线成了们的大敌，每个队员的化妆品里，防晒霜、防晒油、防晒乳液、防晒粉底都占了大头儿。那天，记者在张爱、周怡的宿舍里聊防晒话题正起劲时，张丽芳有事推门进来，大笑着说：“完了，女垒防晒要成了全国皆知的秘密了!”临出门时，还调皮地嘱咐张爱：“别再说了啊，记者们写稿爱夸张。”

女垒队姑娘的开朗、快乐的性格感染了很多人，特别是一些素昧平生的球迷。陆飞是百度网垒球吧的吧主，也是女垒世锦赛上送给女垒姑娘们99朵白玫瑰和99朵红玫瑰的人。有空时她常去队里看姑娘们训练。“她们互相记得每一个人的生日，就像一家人一样。尽管牺牲了那么多，她们每天却都过得那么快乐。”

日复一日陪伴这些姑娘们的还有像中方教练组组长黄维刚这样的优秀教练。世锦赛之前，黄维刚身患糖尿病的父亲突然产生病发症，脑出血住进了医院。“正处于世锦赛备战的关键时刻，全队都在准备这第一场在家门口打的战役，我怎么能走得开?”黄维刚心里着急，却不能回到病重父亲的床榻跟前。无奈的他只好心痛地给妻子打电话，把照顾父亲的重担挑在了爱人肩上。这是16年漂泊在外的他最愧对家人的一次。世锦赛结束后的第二天，回到家里的黄维刚看着身体稍有起色的父亲和妻子怀里刚满周岁的儿子，他无言以对。他只是尽力说一些高兴的事情让老爷子开心，尽力多逗逗儿子，让孩子不至于忘记几个月才见一次的父亲。但看到女垒队员们在场上拼搏，拿到一个个好成绩，他的心里也觉得欣慰，他觉得付出值，他相信父亲、妻子和孩子一定能理解他的选择。

冲回“三甲”不是梦

中国垒球人即便做了如此多的牺牲，多年来少人问津的现实还是没有多少改善。追根溯源，中国没有垒球运动的基础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在雅典奥运会上，我们看到中国女垒姑娘里有35岁还要上场拼杀的老将。在中国，这样的年龄早已可以退役。可无人能顶，后备力量稀缺的中国女垒现状让她们不得不继续坚持。

打垒球的人不少是别的项目练不下去才半路出家的。十五，六岁出道，到了十八、九岁练不出来她们就会选择改做其他。在中国，打垒球超过10年的，那就是要捧在手心的宝贝了。而在美国，有几百万人从小就开始玩垒球，就像我们玩弹球一样普及。可在中国，很多人连垒球是什么都不知道。有的省只有12人的编制，全国注册的 一线队员也不过二三百人。

国家体育总局手曲棒垒球中心垒球部负责人谢斌无奈地感慨：“垒球项目是一智力、技15、对人的项、团队协调能力、应变能力都要求很高的项目，不是”人精“也玩不了这个。可全国练的人就那么几个，你说怎么选?难啊!”

尽管处于如此窘境，中国女垒还是拿到了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银牌，可此后，和奖牌擦肩而过却成了中国女垒的宿命：2000年悉尼奥运会第四，2002年世锦赛第四，2004年雅典奥运会第四，2006年世锦赛第四。“为什么中国女垒老见不到牌?”这个疑问成了所有垒球人心底最难以抑制的伤痛。

在这次世锦赛上，中国队不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又一次被甩出三甲，但这个“第四”却让人看到了中国女垒更多的希望。中国女垒主教练迈克尔说：“比起我第一次带这支队伍时，她们在技术上的进步确实很大。现在她们击球的力量、气势都是全所未有的。这次的第四和以往的第四不一样。我们和第一名的差距已经缩小了很多。”北京世锦赛之后的技术统计显示：中国队有世界上最好的投手群，在整个世锦赛上，她们只丢掉了6分。而全队的防守排在世界前三名，安打数也是世界前四名的水平。

在迈克尔看来，女垒的世界前五名处于同—个阵营中，而且近几年，这五支队伍的差距在慢慢缩小。“中国姑娘们有了速度，现在她们更需要的是力量，就像拳击一样，需要关键时刻的致命一击。毕竟我们是一个全新的队伍，还处于磨合期，但只要过了这个坎，一定会再上一个台阶。”

2008，女垒的奥运绝唱吗

在逆境中前行的中国女垒努力拼搏着，却还是总碰到“屋漏偏逢连阴雨”的事情。国际奥委会在新加坡举行的第117次全会上宣布，将奥运会现有的28个大项“瘦身”为26个。成为瘦身牺牲品的垒球和棒球，将不再是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而无缘2012年奥运会。这对本来就困难重重的中国女垒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2008年．难道真成了中国女垒在奥运会上的绝唱吗?其实未见得。

体育项目分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奥运会项目和非奥运会项目三类。垒球尽管不再是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但它还是奥运会项目，还有机会再次回到奥运会。棒垒球是自1936年马球被裁减以来第一次遭到奥运会驱逐的体育项目，很多人在惋惜的同时也很关心它的发展。伦敦奥组委在棒垒球无缘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情况下，依然支持建棒垒球场就是最好的例子。

从长远分析，我们也能看到垒球回到奥运会大家庭的可能。2000年奥运会在大洋洲，2004年、2012年奥运会在欧洲举行，2008年奥运会在亚洲举行，按照奥运会轮流举办的原则，2016年奥运会将很有可能在非洲或者美洲举行，而其中自然是美洲实力更强。北美的美国早已提出申办奥运会的申请，从综合国力上，美国也是2016年奥运会最强的竞争者。作为美国国球的棒球不可能不在东道主国家举办的奥运会上出现。因此，人们看到了棒垒球回到奥运会的希望。

而在我们国内，也并没因棒垒球在奥运会上的出局而对它有所冷落。国家体育总局明确表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会尊重棒垒球的文化内涵，不会因为它们不是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而有所轻视。并做出保证，棒垒球依然是2009年第11届全运会上的正式比赛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