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根紧缩 银企合作

如果不能适时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价值链升级，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顺利转型，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中国的产业和企业将无力应对新一轮的经济复苏和市场竞争。

金融危机是对经济基础的挑战，也是重新调整产业结构的契机。

目前以至以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人口大国和制造业大国地位仍然决定了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有低成本和低价格的“比较优势”，从而有一定的价格竞争力。然而，在面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时，恰恰是那些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外向型企业遭受的打击最为严重，缺乏自主技术的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最先尝到了苦头―不期而来的金融危机加剧了产业发展困境，对比较优势和出口导向战略提出了质疑。中国的贸易结构中，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比重较高并且价格弹性小，经济报酬递减的生产要素占据了较大比重。当经济衰退发生时，现实的贸易结构蕴含了对市场风险的较强敏感性。

企业投资系统风险加大

我国企业的投资率本身就偏高，目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峰期已过，全球实体经济纷纷显现复苏迹象。各国施行的非常规的短期经济刺激计划继续发挥着作用，金融业流动性回升，信贷政策开始松动，资本市场在调整中上升，民间投资也开始活跃起来，整个经济显现出投资过度的倾向。我国政府4万亿投资和产业振兴规划的财政、货币政策效应开始显现，国内消费市场需求回升，带动2008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快速上涨。2010年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同比增长24%。CPI在2010年也有明显上升势头，通货膨胀预期增强。通货膨胀既推动企业的成本上涨，又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盈利质量，形成企业的发展障碍。

在总体投资率偏高的情势下，反观我国企业的技术投资。按照国际可比指标R&D强度（研发经费/销售额）来衡量，进入本世纪之前，此项指标都在0.5%以下，大致为工业化国家的1/6，各企业投资于研发的经费少之又少。按照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观点，该指标低于1%的企业通常难以生存。资金、机构和人员的缺乏成为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及迅速发展的最大制约。由于企业的积累能力不足和投资的短期行为取向，也缺乏相应的风险投资机制，致使投资的结构性矛盾相当突出。

同时，企业的传统生产要素，如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固定资产，尤其是高技术含量的机器设备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折旧形成高额的固定成本和沉没成本，技术投资和研发投资的长期性、高收益特性以及贷款形成的固定财务成本扩大了企业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新兴的生产要素中，技术、知识和信息等要素需要更大的和更为长久的资金投入。综合分析国家的产业政策和企业的投资行为，可以看出，企业的投资取向势必发生变化：在投资期限上，更倾向于长期投资；在生产要素的性质上，更专注于高级新兴要素的投资。同时，与投资取向变化相伴随的，是企业投资的系统风险在加大。

商业银行面临机遇和挑战

在后金融危机时期，由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产业政策激励，工业企业将侧重于新兴产业和自主核心技术的长期投资。企业的这种投资趋势对于商业银行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国家应对金融危机实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激励政策，这些特殊时期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效果显著。投资带动了国内消费市场，当货币政策稍有放松，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上升，流动性随即充裕，信贷资金规模有较为显著的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企业利润的增加，相应降低了信贷风险。这些因素的存在可以有效地稳定银行的资产质量、降低不良贷款率。

从图1和图2可以看出，2010年，非金融企业的贷款结构中，中长期贷款接近短期贷款的2倍，短期贷款的数额基本持平，中长期贷款明显增加，这与银行信贷的期限结构变化具有一致性；大型银行信贷收支统计数据中，中长期贷款约为短期贷款的3倍，并且非金融企业的中长期贷款几乎全部来源于大型银行。统计数据一方面说明，企业的中长期贷款需求有逐渐增加趋势；另一方面说明，金融企业、商业银行的期限结构发生变化，中长期贷款占比明显增加。

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性、竞争性和“挤出效应”，国家鼓励企业直接融资的政策在推动资本市场成长和复苏的同时，客观上压缩了间接融资的需求空间。投资、融资体制改革使企业转变为真正的投资、融资主体和风险承担的主体。企业资本来源趋于多元化，既可以通过股票、债券、短期融资券等方式直接融资，同时也可以通过商业银行信贷、风险投资等方式融通资本，优势企业对银行信贷的依存度减弱，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买方市场，商业银行信贷面临更为严峻的竞争。

另外，存款准备金率上调、产业政策激励（如“绿色金融”政策）和一些贷款新规（如2010 年上半年银监会颁布的“三个办法一个指引”）等政策约束，客观上对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范围有收窄作用。

银企双方的合作与博弈

企业在产业政策和银行信贷政策的指引下，调整经营战略和盈利预期，进而进行筹资、投资和利润分配等财务决策。商业银行针对经济形势和企业的经营前景、财务状况做出信用评价、进行贷款决策。企业作为银行最主要的客户，其稳定的财务需求必须依靠商业银行的资金支持，贷款收入是银行的主要业务收入来源。银企关系对银行的业务规模、风险控制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环。

两者虽处于不同的产业，但资本链条却将它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相互依存共生。由于企业与商业银行各自的经营行为均会给对方带来极为重要的影响，所以两者之间形成了典型的动态博弈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首先是二者地位的平等性，其次是它们之间的紧密性。博弈的结果可能是：第一，落入“企业盈利下降贷款质量下降银行更加惜贷企业财务拮据”的恶性循环，这是唇亡则齿寒、两败俱伤、利润均下降的不利后果，破解这一循环的途径只能是企业自力更生，达到银行信贷的一定条件、具备良好发展前景从而成为银行的目标客户；第二，如果有一方获利而另一方受损，一方的发展以另一方的阻滞为代价，这是损人利己的后果，但这种类似“剪刀差”的局势不可能长期存在，也是产业政策和产业发展现实所不容许的；第三，如果在产业政策的指导下，相互合作、寻求更多的投资机会，则会有共同发展的广阔前景和共赢局面。

需要注意的是企业投资行为引致的双方博弈，其中，技术研发投资风险相对较大。

新兴战略产业大多为高新技术产业和资金密集型产业，新企业的设立和技术投资亟需大量资金，技术研究和开发需要大量的高级人力资本和先进的物质设备资本，这些都需要企业具有充足的财务资本，从而产生了大规模的融资需求。

政府的支持对高技术产业和风险性投资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但国家政策性贷款仍可能是杯水车薪，仅具有导向意义和象征性。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政策与国家宏观经济增长政策和产业政策保持了高度一致性。在国家综合利用税收、利率等经济工具引导投资和信贷的背景下，新兴产业和政策扶持的企业获得了灵活的发展机会，所以，商业银行作为最重要的资本来源部分，也面临巨大的增长机遇。

但我国的经济现实是，许多工业企业原有的核心技术长期依赖引进，自主高新技术发展水平在世界上处于落后地位，国内大部分高新技术市场由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长期占据。技术资本的投资数额巨大，回收期长，技术研发成果从资本投入开始直至形成产业化，其间存在重重障碍，转化机制不流畅。科技部和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每年我国的专利技术有7万多项，取得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的达3万多项，但专利技术实施率仅为10%左右。这种现状表明我国高科技企业面临巨大的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另一方面，国家的政策性投资与乘数效应叠加，通胀因素和市场竞争可能使企业的盈利质量降低，从而加大了企业的投资风险、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最终导致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信用风险加剧。这种变化除了对商业银行的经营战略、业务规模、存贷利率等方面产生影响外，对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

经济现实显示，部分企业的财务资本投资已逐渐由短期盈利向长期价值转变，原有的物质设备资本寻求更新，部分落后产能逐步淘汰，新兴的要素资本，尤其是高级人力资本、技术资本、信息资本和知识资本的投资在总额中开始加大比重。相应地，企业的财务资本结构中，中长期资本来源占比大幅增加。

企业客户的技术投资和其他项目投资的投资期限长、经济前景复杂，相应增加了内含的风险因素。商业银行应密切关注企业客户的经营战略转向、投资方向和运用效率，对增量贷款投向实行严格的资信审查和风险控制，注重将风险管理和控制前移至审核、评估阶段。其风险管理应与企业客户的风险管理密切结合，与企业的财务投资部门合作，严格审慎地评估投资项目的经济性和风险性，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先进性进行鉴别，对担保资产的价值进行的深入调查、合理评估，对其融资结构和筹资方式提供方案设计和专业建议，并参与投资方案全过程的风险评估和监控。

商业银行应主动参与企业客户的项目投资预算和风险控制，提供专业、多样化服务，根据风险状况和承受能力，适时调整信用条件和期限结构，加强贷前、贷中和贷后管理，掌握企业客户的财务状况、项目效益和资金动态，及时反馈信息；应定期派驻风险管理责任人员，会同相关专业人员深入项目现场，对贷款的使用情况做到了如指掌，从而控制和降低未来的市场风险。

银企的共同目标是灵活运用资金，获得盈利。在这一共同利益基础上，对于在风险承受范围内的贷款，银行可执行优惠利率；针对成长性良好的投资项目，在严格执行银监会的信贷制度前提下可以有所放宽并适度浮动；推行不同层次的金融产品，以分别服务于不同信用资质的企业客户和不同风险暴露的投资项目。

总之，企业和银行虽然都是“风险厌恶者”，但一定时期的经济风险相对稳定，只有合作，才能控制风险，成为“风险共担者”，才能实现共赢。随着整体经济形势的好转，银企双方应走合作共赢之路，共度难关。

（作者罗福凯教授供职于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陈刚为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现供职于山东理工大学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