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刑事和解制度的本土化

【摘要】随着西方“恢复性司法”理念的兴起以及对被害人利益保护关注度的增加，刑事和解制度逐渐成为学界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刑事和解制度一方面可以保证被害人的权益，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可以大量节约国家司法资源，具有相当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然而，诞生与西方契约精神下的刑事和解并不能完全与中国刑事司法实践相结合，故而需要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以适应我国国情。文章从各国刑事和解实践出发，探讨刑事和解制度本土化的思想基础和现状，在总结规律的基础上提出刑事和解本土化的几点建议，以期对推动刑事和解制度本土化做出一点贡献。

【关键词】刑事和解；刑事纠纷；恢复性司法；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6-114-01

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过程中，加害人或被告人与被害人及其亲属以认罪悔过、赔礼道歉，经济赔偿等方式达成谅解与协议后，司法机关不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或者对其从轻处罚的一种刑事纠纷解决方式。这种通过加害人与被害人及其亲属达成谅解与协议以前轻罪则的做法弥补了常规的刑事案件处理方式中对被害人利益保护的不足，丰富了我国刑事案件的解决机制①。与此同时，刑事和解无论从投入的人力资源，还是从场地，资金等物质资源上，都极大地节约了司法资源，提高了诉讼效率。因此，国内外学术界和司法实践都对这种新型的刑事纠纷解决机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刑事和解制度应当如何适应我国国情，即本土化问题，显得越来越紧迫和重要。

一、各国关于刑事和解的实践

在西方，当前较为通行的刑事和解实践模式有以下四种：

第一，社区调停模式，是指在犯罪行为发生后，犯罪人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之前，由某些特定的社区调停组织而非司法机关主持犯罪者与被害者双方进行调解。第二，转处模式，这种模式主张刑事司法程序已经启动后，尚未终结前将案件交由社会上的纠纷调解中心处理。第三，替代模式，该模式强调对被害人意志的尊重，通过改变对加害人施加刑法的类型使纠纷得到解决，实现加害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和解，具体形式如具结悔过，赔礼道歉，经济赔偿等。第四，教会模式，这种模式是西方国家刑事和解制度的早期形态，在美国其典型表现是由门诺教派组织的刑事和解方案②。

各国推行的刑事和解程序虽有不同，但大都同时具备以下几个特征：首先，加害人自愿认罪，赔礼道歉并对被害人受到的损失进行经济赔偿；其次，被害人对加害人的补救行为表示满意，谅解其犯罪行为，并向司法机关提出明确放弃追究刑事责任的要求；最后，司法机关通过参与主持调解或者对谅解协议进行审查，确认该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不大，且加害人再次犯罪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对其做出终止刑事诉讼或者减轻刑事责任的决定③。

二、刑事和解制度本土化的思想基础

首先，刑事和解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和谐社会要求人与人之间诚信不欺诈，互相帮助，和谐共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处理刑事纠纷时，尤其是处理情节较轻微，社会危害性较小的刑事案件时，应当对双方当事人进行劝解，以减轻双方的对立情绪，化解矛盾，将社会秩序受到的破坏降低到最小程度。

其次，刑事和解与中国以“熟人社会”为主的基本国情和以“和为贵”的传统思想相契合。从我国法律思想史上看，和解的思想比比皆是。孔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墨家思想也强调：“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由此可以看出，虽然早期思想家没有明确提出和解的概念，却时刻体现着和解的思想。

最后，刑事和解有利于平衡公平与效率。诉讼的价值，一般认为是公正与效率，其中公正体现在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两个方面。然而过分强调公正会影响效率，而片面追求高效又不能保证公正的实现，因此应当兼顾公正和效率。为了实现公正和效率的平衡，在某些案件中就必须采用刑事和解这种能够顾及各种价值取向的处理方式④。

三、刑事和解制度本土化的现状

从法律层面来看，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增设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但仅有原则性规定，未作具体说明。而具体的规定出现在相关司法解释中，其内容主要有：第一，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可以主持协商以达成和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四百九十六条规定，“对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七条规定的公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当事人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可以主持双方当事人协商以达成和解。”第二，明确已经履行和解协议的不得反悔。第三，明确和解协议应当即时履行。第四，明确和解从宽的具体内涵。

从实践层面来看，根据有关调研结果，刑事和解基本上适用于比较轻微的刑事案件，且从案件的具体类型来看，主要集中于轻伤害案件和交通肇事案件。而从案件人群构成上分析，未成年人和成年的在校学生以及外地人犯罪案件是进行刑事和解较为集中的人群⑤。

根据调查不难发现，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仍处在试点试验阶段，尚未全面推广。同时，考虑到各地实际情况的差异，推行刑事和解的效果也有不同。

四、结论

刑事和解这一命题尚处在发展阶段，距离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然而，现实中司法实践有迫切需要，这就要求司法机关加快刑事和解的完善和发展，增强刑事和解与中国国情的契合，一方面从制度上加强建设，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和制度体系；另一方面从实践上进一步推广刑事和解制度，使之全面发展，推动我国刑事司法理论和实践的快速发展。

注释：

①陈光中.刑事和解再探[J].北京：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2）：3-4.

②刘方权.刑事和解与辩诉交易[J].江苏：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3（4）：80-81.

③陈瑞华.刑事诉讼的私力合作模式――刑事和解在中国的兴起[J].北京：中国法学， 2006（5）：15-16.

④陈光中.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与司法适用[J].北京：人民检察， 2006（5）：5-6.

⑤宋英辉等.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调研报告[J].北京：当代法学， 2009（23-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