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发展中国家角度对金融自由化的再思考

纵观发展中国家（地区）的自由化改革，其成败得失向来争议颇多。就发达国家来说，金融自由化同于金融深化，是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与完善。就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自由化的实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固有的内因和外因。但与此同时，在金融自由化进程中，不可不警惕发达国家的新金融霸权主义。因此，发展中国家应对金融自由化战略进行反思了。

自20世纪70年代后，发达国家普遍放松金融管制，实施金融自由化，这使得金融资产从80年代开始迅速膨胀，金融全球化成为21世纪不可抗拒的趋势。资本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内在扩张的制度，当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日益融合，形成万能的金融资本之后，以金融资本为核心的全球扩张就不可避免。“金融资本的政策意味着最大限度的扩张，以及对新的投资领域和销售市场的不断追逐。但是，资本主义越是迅速扩张，繁荣时期就越长，危机就越短。”

在这场金融全球化变革中，金融资产和实物资产的增长越来越走向分离。一方面，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中，没有任何一国的GDP增长不是远远滞后于其金融资产的增长。从全球范围来看，在近20年来，全球总产出的年均增长率大约在3.2%-3.3%之间，而金融资产的年增速则持续在10%以上。从以欧盟、美国和日本经济三强的情况看，其GDP分别为84270亿、72530亿和51340亿美元，而其金融资产额则为272780亿、228650亿和163750亿美元，前者不足后者的1／3。另一方面，国际贸易增长速度大大低于同期金融资产的增长速度。国际贸易曾经被称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是从增量来看，在整个80年代，全球出口年均增长仅4%，而90年代也不足7%。从存量来看，1980-1989期间，全球商品出口为21520亿美元，全球商品和劳务出口为26830亿美元；1990-1999期间，全球商品出口为45660亿美元，全球商品和劳务出口为57360亿美元。大体上全球贸易大概相当于全球总产出的15%-20%，相当于3天的全球外汇交易量。

面对发达国家资本自由流动的要求，发展中国家普遍以放松资本管制作为快速跟进全球化的手段。对资本管制的普遍放松趋势出现在80年代初期，尤其是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坚持以外向型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取得令人注目的成功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为了达成经济增长而开始放松长期坚持的资本管制措施。尽管各国在外国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上多少还持有疑虑的态度，但是对外国资本的进入却几乎来者不惧，甚至以政策优惠来争取国际资本内流。从联合国贸发会议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各国的投融资体系在90年代实际上是非常有利于资本在全球金融市场自由流动的，即使在1995年之后有少数国家和地区，例如墨西哥、泰国、印尼、马来西亚、香港等通过了一些对资本内流可能有负面影响的法规，也往往是作为因过度开放而导致金融动荡的一种事后弥补。及此，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资本管制的逐步放松，使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越来越深刻地融入到国际金融体系当中。

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实践，其积极效应是可见的。如：金融中介作用得到扩大；初步形成现代金融机构体系，增强了金融市场的竞争性；金融市场的发育，使得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地位与作用有所提高；汇率制度趋于改善；金融相关系数（FIR）有较大的提高。

然而金融自由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给经济发展带来活力同时如果政策措施不得当，也会诱致负面效应，阻碍经济增长。纵观发展中国家实践，金融自由化战略的负效应主要有：

一是在其他配套改革未能跟上时，过分侧重利率自由化，以致利率提高幅度过大，增加了投资成本从而抑制了投资需求阻碍了资本的形成。同时若实际利率高于国际资本市场的平均利率水平，在全球金融市场迅速融合，流动资金特别是私人资金迅速膨胀下，必有大量境外资本流向高利率、经济过热的市场。

二是在不具备开放资本市场条件时过度过早地开放反而造成不少损失。开放资本市场逐步实现货币可兑换，是放松对外金融管制的措施之一，它对吸引外资起一定的作用。但如果失时失度，则带来许多问题。如导致资金流动的不稳定而加剧国内金融的动荡，阻碍经济稳定增长。东亚金融危机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过早开放资本市场，实现货币在全球完全可兑换从而导致了货币政策的失效。

三是在发展金融机构时，若监管体系未能健全，反而引起金融秩序的混乱。发展中国家金融调控机制和风险防范机制不很健全，在金融机构快速增加时，对金融机构的管理缺乏有效的机制，道义上的劝告收效毕竟有限。因此造成金融秩序混乱进而引起金融危机。

金融深化理论是由麦金农和肖开创的。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界开始对金融深化理论进行了反思，或补充和完善，或批判和重构，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进入90年代，一些实施金融深化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相继爆发了金融危机，发展中国家理应对金融深化理论进行反思。

从麦金农和肖所倡导的金融自由化策略来看，主张在金融市场上完全以市场力量取代政府干预的自主化策略，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其一，忽略了发展中国家推进金融深化的制度因素。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在实质上，是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在金融领域的一种推演，其基本假设是市场存在着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从而各个经济主体都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可是，客观实际的市场并不存在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因而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其二，对金融深化过程中的金融风险缺乏足够的认识。现代经济都是货币经济、自从货币转化为生息资本特别是其证券化而形成各种虚拟资本以后，金融活动游高于物质再生产过程而相对变化，形成与实物经济相对立的符号经济系统、这两个系统在运行中既有协调的一面，又有彼此脱节的可能，一旦脱节，就会引发金融危机。出于长期的金融抑制，发展中国家存在着隐性的金融风险、金融深化在加速经济资源配置的速度、提高配置效率的同时，也会外化经济系统中隐性的金融风险。因而，若以自主放任的手段来推进金融深化，就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一个好的金融深化策略，必须充分认识到金融风险的存在，必须有相应的防范和化解风险的措施。

籍此，我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走金融约束之路，来替代金融自由化战略，最终起到金融发展的积极效应。金融约束战略是赫尔曼、穆多克和斯蒂格利茨等人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对金融自主化策略提出质疑，并依据东亚尤其是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经验而提出的。其基本思想是政府通过一系列干预性的金融政策措施，使存贷款利率低于竞争性均衡水平，保持低度的正实际利率。金融约束策略具体包括：控制存款利率，保持低度的正实际利率水平；限制银行业竞争；限制资产替代；定向信贷等。

显然，金融约束策略不同于强调解除政府干预、放开金融市场的金融自主化策略；金融约束也是与金融抑制截然不同的政策，因为，后者是政府通过利率管制使实际利率水平为负值而直接从民间部门攫取租金，前者则是政府有意识地为民间部门创造租金。可见，两者对民间部门的激励是不同的。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约束可能更接近于它们的实际：市场化程度低，公开信息较少，信息严重不对称。因而，金融自由化并不一定是实现金融深化的最优政策选择。至少在短期内，金融约束的经济效果要优于金融自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