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诗的追寻和我的写诗经验

人的一生总是在追求自己的存在价值，即使思想最平庸的人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件事情？他的第一个答案可能是财富。但第二个问题接踵而来，获得财富是为了什么？为了更好的生活。但当更好的生活得以实现时，新的空虚又会降临。因此，只有超出物质利益之外的精神需求才能长久地激励我们。虚空而非空虚的世界像一个山洞，诱人前行探秘。而只有克服现实困境追求某种存在价值的人生才是自由的人生，这是康德哲学的一种阐释。说白点，千金难买我愿意。这世界存在很多看起来困难重重，或者明显是铺展浪费的举动，但还是有人乐此不疲，并且前仆后继。在很多人看来，写诗也是这样一种行为。

我写诗，是因为我乐意。这是一个解释，但追究起来，又是不够的。它的背后还有一道问题：为什么你乐意写诗，而不是其他？你的存在价值为什么不是通过财富来显现，而是通过写诗来显现。马克斯・韦伯曾说，是新教理论强力推动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新教为商业财富的积累和投资提供了精神支持：赚钱乃是确认自己受到上帝恩宠的一种途径。由此可见，在一种神秘面前，人的内心终究是卑微而怯懦的，他自身强大的能力或者说某种天赋，若非被证明是上帝的荣宠，他将感到害怕。以此理论反推，我们所以选择写诗，在于我们拥有写诗的能力，而我们要证明这种能力，来确保写作价值的正当性，进而说服自己坚守诗歌的意义。

从上述角度来说，写诗，也是支撑诗人们人生价值的支架，是工具而非目的。然而，诗歌又与财富不同，它承载着人的思想和情感，言志、缘情。所以，诗歌就像劳动市场里的人一样，既是工具又是目的。这是一个技术时代，也是一个商业社会，人的存在价值往往被这两种事物所左右，被它们同化、虚化、符号化、组织化，乃至肮脏化。顾城曾说，人就像一张纸钞，不停的社会交往就像纸币在市场上不停的流通，从一只手到另一只手，最后浑身油腻，沾满细菌，早已失去了那一张纸的本质。也是此理。所以海德格尔才阐发荷尔德林的“人，诗意地栖居”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在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和金钱衡量予以解决的时代，大地才是坚固的，贴近大地才能找回人的本质。这，实际上也是刮垢磨光的内心所需。

“诗意地栖居”在中国人的语境里，就是不要迷失本性。我以为，具体到诗歌写作中，也许就是保持诗歌的纯粹性与独特性两面。每一张树叶都不同，每一首诗也一样，要让诗歌来表达我们的热切和不同，让诗歌就像诗人身上的另一副器官。一个无爱的人是不会写诗的，而一首平庸的诗也相当于无诗。

写诗多年，自己的诗歌风格逐渐成形。初学阶段，目迷五色，各种风格、流派让人眼花缭乱，像是提灯进了水晶宫，于是四处偷师学艺，跌跌撞撞间，不得要领。但写的时间长了，紊乱的气息逐渐沉淀下来，体验、思索，内心的情感不断内化，于是也开始有了化繁为简的体悟和思考。我越来越相信，一种简单明了的风格才能更好地兼顾我所希望达到的纯粹和独特。然而，不经过“看山不是山”的阶段，就不能回归到“看山是山”的境界。没有持续的写作修炼，没有初期茫然四顾，就难以把握澄明的语言。这个世界，天才实际上寥若晨星，而天才其实也是勤劳的。

我知道自己还在路上，也相信自己会不停地写下去，现在这个阶段，也许只是十里长亭中的一个亭子，可以短暂停歇、回望。芳草萋萋，依然是无穷的路途。发表在《江南诗》的这些作品，代表了我对自己诗歌的一点认识，以及诗歌风格的自然选择。对于诗人来说，他其实可以活在诗歌的世界里。我的意思是，他的诗歌观念可以解读他经验的世界。现实和心灵，实际上是连接在一起的，现实有无数个方面和层次，怎样观看，实际上是一次心灵的决策。我的这些诗歌，写人、叙事、记录回忆，最后得来的，其实也只是属于我个人心灵的真实。

泛泛地谈论诗，实际上如此困难。它像阳光下的梦蝶，也像草原上的狐狸，当我们想要捉住它时，它就化为抽象。我只能回头谈论自己的这些诗歌，我觉得它们代表了我的不确信，它们是我对自己的怀疑甚至否定。很多事物，我觉得都很难做出一个斩钉截铁的判断，不论是具体的人物或事件，还是抽象的情感和道德，总有一种怀疑在跟随着我。这种怀疑就像忧伤，让人不快乐，但也带来了语言上的轻盈，像水波上的树叶，晃动着不安。

写诗初期，我总想把这种不安强烈地说出来，于是我那时候的诗，就像青春期激荡的血液。岁月渐长，这种不安才逐渐变成了怀疑，于是情感渐渐退缩，把我对世界的感受和认识，通过如何选择叙述故事的语言来呈现，因此语言的色彩和调子才显得更加重要，同时也更加难以把握了。诗，不再仅仅依赖强烈的情绪来支撑。

诗歌写作，既是戴着镣铐跳舞，也是在走钢丝。每首诗只有开创了自己舞蹈规则、自我解读的方式，并且站在了一个惊险的平衡点，才具备了自身的价值。一首四平八稳的诗歌可以带来流畅的阅读感受，但就像糖带来的甜味，轻易就被其它的甜所覆盖。我一直在按照这个要求努力，但也很清楚并不是每首诗都能达到这个水准。我只有让写诗之难和写作的乐趣继续博弈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