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遗弃罪客体的浅析

【前言】对遗弃罪客体的浅析由文秘帮小编整理而成，但愿对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帮助。1962年12月27日第27稿中，将遗弃罪中的“拒付赡养费、扶养费”修改为“拒绝扶养”，该罪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1979年3月31日第36稿取消了遗弃罪结果加重犯的规定，使“致人重伤、死亡”以构成要件的内容出现，入罪标准提高。最终在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83...

摘要：在公民的传统观念中，遗弃罪的客体通常被认为是家庭成员之间相互扶养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其主体和对象被限定在同一家庭成员之中。因为1997年刑法在修订时取消了妨害婚姻家庭关系的犯罪，在遗弃罪的法条内容未作任何改动的情形下，将遗弃罪归入到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罪一章中，所以就引起了有关学者对遗弃罪客体是否改变的讨论。随着新型非家庭成员之间遗弃行为的出现，很多学者越来越认可对遗弃罪客体重新解释以面对司法实践中的困境。笔者从我国遗弃罪沿革开始，对遗弃罪客体的争议进行阐述，从而提出自己对遗弃罪客体的拙见，以期待更好地实现刑法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目的。

关键词：遗弃罪 扶养义务 犯罪客体

一、我国遗弃罪相关规定的沿革

1950年7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第134条对遗弃罪做如下规定，“对于有养育或特别照顾义务而无自救力之人，有履行义务之可能而一起之者，处三年以下监禁；犯前款之罪致人于死者，处四年以上十五年以下监禁。”1同时该草案把遗弃罪归入侵害生命健康与自由人格罪一章，可以看出此时遗弃罪的主体和对象并没有限制在同一家庭成员之中。

1956草案第13稿第260条规定：“对于年老、年幼、疾病或者其他没有自救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遗弃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前款罪，因而致被害人死亡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2并且把此行为纳入新增设的妨害婚姻、家庭罪一章。

1962年12月27日第27稿中，将遗弃罪中的“拒付赡养费、扶养费”修改为“拒绝扶养”，该罪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1979年3月31日第36稿取消了遗弃罪结果加重犯的规定，使“致人重伤、死亡”以构成要件的内容出现，入罪标准提高。最终在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83条对遗弃罪做出如下规定：“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在1997年刑法修订中，把妨害婚姻、家庭罪一章取消，遗弃罪调整到侵害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罪一章中，同时关于法条的表述并没有发生变动。

二、关于遗弃罪客体的理解

在1979年刑法中，遗弃罪是被归入妨害婚姻、家庭的犯罪，其客体认为是家庭成员之间相互扶养的权利义务关系，3但是，现行刑法将遗弃罪纳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罪之中，对于应该如何解释遗弃罪的客体，涉及到遗弃罪构成要件的解释以及遗弃罪主体的问题。如果认为遗弃罪的客体实质上没有变化，那么根据我国《婚姻法》关于家庭成员之间扶养义务的明确规定，具体包括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以及夫妻之间的扶养义务，这样遗弃罪的对象就必须是亲属之间，而且遗弃罪的主体也必须是家庭之中负有扶养义务的人。如果认为遗弃罪的客体是公民的生命、健康，那么，遗弃的对象就不限于亲属之间，而可以是根据权利义务关系产生的任何被扶养人，同时遗弃罪的主体就不再限于家庭成员之间。因此，研究遗弃罪的客体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我国对遗弃罪客体的争议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观点：

（一）客体不变说

关于97年刑法分则对遗弃罪的定位引起了学术界对遗弃罪客体的讨论，遗弃罪的客体是否发生变化就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客体不变说，认为97年刑法对遗弃罪罪名的归类变动知识出于纯技术原因的考虑，遗弃罪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改变；从遗弃罪所在的法条位置可以看出，遗弃罪处于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与拐骗儿童罪之间。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等犯罪毫无疑问属于妨害婚姻、家庭的犯罪。在遗弃罪的上一条虐待罪要求虐待的对象为“家庭成员”，非常清楚的表明了此点，故从体系解释的角度看，可以得出遗弃罪的同类客体仍然被认为是婚姻、家庭权利。公民的婚姻、家庭权利在广义上属于与公民人身密切相关的人身权利。因此，认为遗弃罪处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罪之中并不矛盾。4除此之外，也有学者认为，将遗弃非家庭成员的案件认定为遗弃罪与公民的普遍认知相背离，不符合我国的司法实践。根据陈兴良教授理论观点认为，从立法沿革的方面来分析，我国刑法中的关于遗弃罪的规定从来都是家庭成员之间的遗弃，这其中并不存在非家庭成员间的遗弃。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时有发生非家庭成员之间的遗弃现象，并且不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与刑法保护合法权益的目的相矛盾，但是我们可以从不作为犯的角度来分析，从而根据相应的法律规定追究行为人对其行为所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如消防人员发现火灾不灭火的行为，致使火灾现场人员伤亡。作为消防人员，在法律上有行使灭火的义务，其能够履行该义务而不履行该义务，致使他人受伤或者死亡，如果认定该消防人员构成不作为的过失致人重伤、死亡罪的结论过于牵强，但是消防人员至少构成不作为的罪。所以，有学者认为我国刑法中遗弃罪的客体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对于非家庭成员间的遗弃行为，在不符合不作为犯的情况下只能认为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情形，这是立法不完善所导致的，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通过立法者立法的途径，但是在现有的刑法规范下，遗弃罪仍然只是妨害婚姻、家庭的犯罪，如果为了惩罚这类行为而改变遗弃罪的客体，显然是有违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

（二）客体变更说

另一种观点是客体变更说，张明楷现行刑法并没有将遗弃罪规定为妨害婚姻家庭的犯罪，而是规定为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具有重新解释遗弃罪的余地。4同时从客观解释论的角度对遗弃罪的客体重新进行解释，完全可以将遗弃罪侵犯的客体解释为公民人身权利、民利，这种对遗弃罪的理解是与刑法的价值规定相一致的，并没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同时这样的客观解释还能够解决一些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例如甲驾车过失撞倒他人后，在旁人的要求下，拦一辆出租车，请求出租车司机乙协助将被害人送往医院抢救。在去医院的途中，甲谎称买烟送给医生而趁机逃走。乙见甲逃走，在行驶的途中将被害人拖下出租车，没有送往医院，被害人因失血过多而死亡。按照客体变更说，可以认定司机乙构成遗弃罪，否则就不能认定乙构成犯罪，5显然是违背公民的法感情。刑法是成文法，正是因为文字具有客观含义，所以立法者通过文字表达其立法原意，解释者只能通过法文的客观含义解释立法意图，97年刑法对遗弃罪罪名归类的变动是改变了原有遗弃罪的客体。

随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关系呈现出的多元化特征，某些群体所面临的是种种无力自救、需要旁边人扶助的情形，如果按照我国传统刑法理论的理解，遗弃罪是家庭成员内部侵害婚姻、家庭的犯罪的话，那么在现实中的“民遗弃案”就只能对其宣告无罪，这样的判决显然不能够为民众所接受，根据传统的对遗弃罪的理解与界定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张明楷曾在其著作中说明，各种具体的犯罪，总是隶属于某一类罪，而刑法对类罪的同类客体要件内容都作了明确或提示性规定，明确了具体犯罪所属的类罪，便可以通过同类客体要件的内容，大体上明确具体犯罪的直接客体要件内容。例如，凡属于刑法分则第四章的犯罪，其直接客体要件的内容都是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与民利，故对本章规定的具体犯罪，必须在各种人身权利与民利中确定直接客体要件的内容。10那么，97年刑法修改之后，把遗弃罪规定在“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利罪”章中，就可以认定遗弃罪的客体是属于侵犯人身权利的犯罪。如果肯定了遗弃罪的本质是对生命、健康的犯罪，遗弃的行为是对生命、健康造成危害的行为后，就必然肯定了遗弃罪的主体是不需要限定在同一家庭成员之间的遗弃行为，而是根据我国刑法第261规定的遗弃罪确定其主体是对那些在特定情况之下不能独立生活的负有扶养义务的人。

三、对遗弃罪客体新思考

传统刑法理论将遗弃罪归入侵犯婚姻家庭的犯罪是因为从遗弃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可知遗弃罪是由不孝罪发展而来的，其主体只可能是同一家庭成员之间的内部的犯罪。考虑到当时封闭的社会环境和立法现状的原因，我们应当肯定这种解释是合法合理的，而且当时学者们也都对此并无争议。同时79年刑法中遗弃罪被规定在侵犯婚姻家庭的犯罪之中，更加强化了公民对遗弃罪客体和主体的认识。但是，97年刑法的修改使得遗弃罪在分则体系中的地位发生了改变，此次将遗弃罪罪名归类的变化充分体现了该罪性质的变化。因此，我们对遗弃罪进行一次全新的解释是具有一定的理论根据，既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同时又符合公民对法的可预测性。随着扶养关系的社会多样化，新型遗弃行为的层出不穷，扶养义务的主体已经不再局限于家庭成员之间或者是婚姻法上去扶养所做的规定，扶养形式越来越多样化，遗弃行为侵害的对象已经超出了家庭成员之间的限制。

笔者观点认为，沿用传统观点将遗弃罪限定为家庭内部的犯罪已不能适用当今社会的司法实践。首先，从遗弃罪本身的法条描述可以看出，对其主体并没有限定在家庭中。而且不仅只有婚姻法对扶养关系的形成做出了规定，根据我国《继承法》第31条：公民可以与扶养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按照协议扶养人承担公民的生养死葬的义务，享有受遗赠的权利。11这里所指的扶养人是遗赠人法定继承人之外的公民，从该条的规定中我们可以得出，家庭成员以外的人也可以成为扶养义务的主体，如果不履行扶养义务侵害到他人权利的，在符合遗弃罪构成要件的同时当然可以成立遗弃罪。但是按照传统对遗弃罪客体的理解，非家庭成员之间所产生的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