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我也要这样写

“博士大还是县长大？”七年前，在莫言被授予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时，得知喜讯的父亲曾这样问他。如今，莫言获得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不知道父亲会作何感想。

2005年12月，莫言在接受荣誉博士学位时发表演讲，回顾了自己的创作生涯，那个在高密山头放牛的“炮孩子”，是如何成长为一个世界知名的作家。今天，回过头再去听听他的自述，你也许会更了解他。作为作家，莫言对文学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写作冲着一天三顿饺子开始

1957年，我家来了个大学生邻居。他讲，当年他在济南时，认识个山东省比较“腐败”的作家，一天三顿都可以吃饺子。我们当时一年也吃不上一次饺子。

所以，我想我最初对文学对当作家的梦想，就是冲着一天三顿都可以吃饺子开始的。

后来，我把村里的书借来看了以后，才真正有了关于文学的概念。在我们村子里，有《三国演义》、《聊斋志异》、《隋唐演义》等几种古典章回体小说。

我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帮别人干活，跟别人换东西什么的，把村里的这几本小说都看完了。当时我以为我已经把天下所有的书都读完了。

笔名“莫言”和喜欢讲真话有关

我从小就是一个非常爱说话的孩子，在我们农村把这种孩子叫做“炮孩子”。后来我写了小说叫《四十一炮》，里面就有一个“炮孩子”，其中也有我个人的经历。也因为我喜欢说话，喜欢说真话，给我们家里带来了很多麻烦。

所以过了几十年以后，当我要写小说准备发表时，使用的笔名叫“莫言”，就是告诫自己要少说话。事实证明，我一句话也没有少说，而且经常在一些特别庄严的场合，说出实话来。

我觉得讲真话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如果一个作家讲假话，不但对社会无益，也会大大影响其文学作品的品格。因为好的文学作品，肯定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在里边，尤其是真实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群众的生活面貌。

我的很多小说一旦发表以后，有些读者不高兴，因为我把有些黑暗暴露得太彻底。当然我不会迎合这样的读者，而牺牲自己文学创作的原则。在我的长篇小说《生死疲劳》后记里，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我也要这样写”。

中国文学如何跟世界对话？

中国文学真正能够跟世界对话，真正超越了狭隘的阶级观念，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的。这时候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在大量阅读翻译过来的西方小说。这大大开阔了这批中国小说家的眼界。

我上世纪80年代的几个作品带着很浓重的模仿外国文学的痕迹，譬如《金发婴儿》和《球状闪电》。到了《红高梁》这个阶段，我就明确地意识到必须逃离西方文学的影响，一定要写自己的东西，自己熟悉的东西。

这就需要到民间去寻找，真正丰富的文学资源还是隐藏在民间。当然我说的民间并不仅仅是荒凉的偏僻的农村，城市也是民间。这才有了《檀香刑》和《生死疲劳》。

所以包括我个人在内，中国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实际上是借助了这两种力量。我们借助了翻译过来的西方小说，对我们自己的文学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然后又从民间寻找到丰富的资源，这才有了当今中国小说的现状。

有的人为了获奖，将作品特意贴上中国标签。什么是中国标签，我不知道。我在《檀香刑》后记里面说，我想在语言上有自己的特色，根本不是想写给外国翻译家看。